“中国版福尔摩斯”让西方人了解古代中国

汉学家有很多，以写小说闻名的汉学家，可能只有荷兰人高罗佩。高罗佩改良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借鉴中国古典的素材，结合西方现代侦探小说的类型写作手法，写成《大唐狄公案》，唐朝武周时期官至宰相的狄仁杰在高罗佩的笔下被塑造成善良、睿智的“中国版福尔摩斯”，从此进入世界文坛。

这一系列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小说，内容涉及唐朝民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绘就一幅涵盖了从士大夫到走卒的浮世绘。事实上，很多非学术圈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或多或少地来自《大唐狄公案》。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总共20多卷，篇目多，体量大，存世版本也多，因翻译的原因，不同版本的水准参差不齐。最新出版的《大唐狄公案》是对这套小说系统整理后的全译本，配有高罗佩本人手绘的插图，力图再现作者历时15年完成的这部作品的真实风貌，让今天的读者了解“高罗佩在世界侦探小说领域开创了一个珍贵的支脉”。

天天练字、弹琴，爱吃川菜的“中国迷弟”

高罗佩虽然是世界知名汉学家，但他的本职其实是外交官。他的语言功底扎实，通晓15国外语，曾被派驻泗水、东京、重庆、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从秘书、参事、公使到大使，仕途平顺。

1943年，高罗佩任荷兰驻重庆使馆一等秘书，娶了名门闺秀、张之洞的外孙女水世芳。在太太的眼里，“他不是外国人！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四川菜，实在是个中国人。”迷恋中国文化的高罗佩借助太太家的人脉，进入了名士的社交圈，成为沈尹默、齐白石和于右任的好朋友，和这些人一起品茶、弈棋、抚琴、吟诗、作画、练字、治印，并写起小说来。

谈及创作侦探小说的初衷，高罗佩这样说道：“我在研究了汉语与中国历史超过15年之后，在1940年，偶然看到一本由18世纪无名作者所著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从此对中国罪案文学发生了兴趣。我将它译成英文，并于1949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名为《狄公案》。当时在中国与日本的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翻译拙劣的西方三流惊竦小说，我便下定决心要亲自实践写作东方背景的侦探小说，主要是为了向东方读者证明，他们的古代探案文学中拥有丰富的现代侦探小说素材。”

明代和唐朝的“相遇”，一个荷兰人的浪漫想象

1950年，从未有过小说写作经验的高罗佩在东京开始“狄公案”系列第一个故事的创作。他选定“狄仁杰”作主角，因为狄公在历史记载中有断案如神的名声。高罗佩说，结合信史的记载，就能理解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公案小说中，充当了“侦探”的县令总是要同时办理三桩甚至更多的案件。他在写作时借用了这种剧情框架，认为这是公案小说饶有趣味的特色，并且，比西方侦探小说更符合实际，因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主管者同时办理多个案件才是合情合理的方式。”

关于狄仁杰从政经历尤其他后半生的政绩，正史中有详实记载。但高罗佩在创作第一批的几部小说——《铜钟案》《迷宫案》《湖滨案》时，从更广泛的传奇和公案小说中寻找素材。高罗佩钟爱明代文化，从明朝的流行文本和名人八卦里借用了几则和狄公毫无关联的故事，如密室凶杀案取材于权臣严世蕃的轶事等等。此外，他手绘的小说插图同样借用明代的服饰习俗，而非唐代所有。

高罗佩的写作遵循中国传统“话本”的白描风格，行文简约平直，将笔力用于紧张激烈的行动与精妙的对话。他认为，“言简意赅”是中国文学表达的基本原则，“我的文风，从中国古代小说家那里受益良多。”但他也对“公案小说”这种中古时期的类型小说作出重要改良。公案小说总是在开篇就亮明罪犯身份，之后故事的重点是罪犯和判官之间的斗智斗勇，高罗佩认为这严重违反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着重刻画狄公发现线索的过程，调动读者和主角一起推理，在最后时刻揭示罪犯的身份。

在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则天》中，狄仁杰被塑造成“一代之魁首”。事实上，出现在历代小说里的“狄仁杰”，一直是不带私人感情和人性弱点的“超人”。而高罗佩偏爱富于人情味的“凡人英雄”，因此他创造的“狄仁杰”有良知有担当，也有局限。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固然公正且有同理心，但他的文化观念是狭隘的，蔑视“外邦蛮夷”；他为弱者伸张公义，却不能摆脱“父权”的成见，认为女儿是可以被父亲随意支配的……高罗佩在小说中强调狄仁杰的这些特点，因为他欣赏狄仁杰，但不回避他的弱点——正是因为这样的创作态度，让《狄公案》里的人物形神兼备。这些故事自诞生以来，在全世界风行了半个多世纪，绝非因为“异域风情”，而是像高罗佩在一篇后记里写到的：“我们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仍不得不面对那些最为私密的个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