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云中记》：用颂歌书写死亡

大地震动

只是构造地理

并非与人为敌

大地震动

人民蒙难

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

人无处可去

——《云中记》前言

十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阿来正在家中伏案创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世界开始摇晃，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嘎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他意识到，这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近两个小时后，随着通讯渐渐恢复，阿来才得知，这次地震八级，受灾范围从南到北绵延汶川、北川、青川。严重破坏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量人员伤亡。

在街心花园，阿来看到许多人组成了人体的屏风，佑护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生产。再往前，每一辆献血车前都排起了长龙。救灾队伍正在集结开拔。平时喧闹的人群都有种庄严的沉着。阿来打电话要求参加青年联合会的志愿者队伍，但因为体能和年龄而被拒绝。在成都的西门汽车站，他终于见到本在震中地段公路跑长途，却奇迹般带着一车乘客毫发未伤地走出重灾区的三妹和去找寻三妹的妹夫。阿来以为自己会流泪，但是没有。三人以超乎寻常的平静，讲述着如何在长夜里穿行几十公里险象环生的山路。一路上，很多房倒屋塌的老百姓，在露天用大锅熬粥，周济艰难跋涉的人群。阿来决定，去汶川。

通常，成都到汶川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只能是800里山路，需要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阿来的车至今还留有被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阿来特意嘱咐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越靠近灾区，越是疮痍满目。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一村四个村民小组和一所小学共700余人全部掩埋。踩在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这时，阿来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他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人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微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场地震的关注渐渐消退。阿来与三个四川作家发起的捐款逐渐有30多位朋友加入，金额近百万，原本大家想捐一所希望小学，因为募捐资金不够等问题而搁浅，最终作了奖学基金。阿来重新回到书桌前，继续那部中断已久的长篇小说写作。

很多作家投入地震题材的书写，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作品层出不不穷。阿来也想写，却感觉无处下笔。他在想，创作时会不会有意无意带上灾民心态？自己的文字又能增加点什么？阿来又写了几本书，但都不是写地震，却一直带着地震给他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阿来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此时，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在长长的嘶鸣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重现。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文稿，新建立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人和村庄。他要用颂诗的方式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安魂曲》

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云中记》

5个多月以后，《云中记》完稿。27.8万字的小说没有戏剧性冲突，没有人物冲突，人物关系很简单，只是讲述一名叫阿巴的祭师回到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他与逝去的亡灵为伴，最终和村庄一起消失的故事。“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阿来说，“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他拒绝用“哀嚎、痛哭”等中国人惯常对待死亡的态度进行地震题材的创作，而是寻找更庄重、更有尊严的方式，探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这种感受要追溯到“5·12”地震的第二天。由于晚上没有地方住，阿来睡在吉普车上，仰望满天星光，背后的河谷里有挖掘机在作业，偶尔不远处传来遇难者家属的哭声。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拒绝讨论死亡，面对死亡只有哭泣和悲痛？仿佛除了哭声，生者无法对死亡进行其他仪式性表达，中国文化中任何一首歌曲都会对死亡形成亵渎。阿来睡不着，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悲悯、庄严的旋律逐渐升腾，无限接近星光，他感到那些逝去的生命正在升华。阿来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悼亡的文字，一直缺乏如《安魂曲》所具有的力量。如果人们可以参透死亡，对生命本质有更深入的认知和体会，那么遇难的死者就没有白白逝去。多年来，阿来一直在思考生命，思考死亡，尤其经历巨大灾难后，作为幸存者经过这样的洗礼究竟得到了什么。创作中，《安魂曲》像低缓凝重的河流，一直在阿来心中静静流淌。

欧阳江河与阿来同为古典音乐迷，最喜欢听的也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据欧阳江河介绍，《安魂曲》是莫扎特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他自己只完成了前八节，带有浓郁的死亡暗示。书中当阿巴寻找那些鬼魂时，实际是寻找死后的自我，这一伏笔与《安魂曲》成为对位关系。带着对音乐史的了解，欧阳江河读出了大量语言之外的音乐，如调性的转换，还有书中不同章节和《安魂曲》一些奇妙的对应，像经典音乐的“全和弦”与小说中部设置的“第三者”之间的呼应等。他还分享了关于音乐的奇异经验，当聆听音乐的不同版本时，时间没有变慢，音乐变慢了，在音乐变慢的过程中，时间逐渐非均制化。将这种时间的变化带入文学写作后，叙述变得优美生动，如同被施以魔法。

怀着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追寻，《云中记》是一部神圣的生命颂歌，而非仅仅悲天悯人。李敬泽说，汶川地震只是这部小说的源起和出发点，而非目的地。云中村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自然灾变或历史灾变。小说以追忆和召唤的语调，通过召唤重建当下生活的意义。胡平将《云中记》创作归结于“灵魂层面”的写作，封面上写到“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生命不因为地震而死的卑微，而是更让人们感到在悲剧性命运前生命的庄重。小说中所塑造的祭师阿巴是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殉道”形象，精神性写作所涉及的真理、真相、正义等在世俗眼光中或许是虚无缥缈的，但却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祭师表面是在安抚鬼魂，实则安抚活着的人，让他们能够重拾生存的意志，好好活下去。

或许是看过太多的泪水和哭嚎，阿来不愿意再让悲痛的情感无节制地流露在书中，他更愿意将目光移向大地，深情描述被自然破坏的满目疮痍的大地，还有人的体面、尊严和沉默。

回望

如果《尘埃落定》展现的是藏地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云中记》则是阿来的一次停顿和回望。小说中，当阿巴听到了一个不是用云中村语言讲的新词的时候，感慨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正如岳雯所言，语言的问题，永远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概念、观念以及随着新的概念与观念涌入的现代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云中记》延续了阿来自《机村史诗》的思考，即现代性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或者说，一个古老的藏族乡村徘徊在现代世界与旧传统之间。

欧阳江河将书中内容分为“地质时间”、“文化时间”、“新闻时间”。千年以来地质运动称为地质时间，从《尘埃落定》到《空山》《瞻对》，阿来所使用的语言、时间观念，对生命的态度、宗教的态度、对天人关系的态度，这些构成了文化时间。新闻时间则是地震发生的时刻。这三重时间的重叠构成了“眼泪的语言”，落泪不仅是情绪的反映，还是一种语言。在小说中，亡灵的语言是存在的。当下的人们只听命于由未来和进化论的现代性构成的时间观，即现在比过去重要，未来比现在重要，这种观念无法让人类理解、追溯自身存在的根本。人类在死后为世界留下的不仅仅是房子和庄稼，还有精神、信仰，有对生命、对死亡的理解。小说中祭师回到云中村的时候，通过招魂将往事一一召唤回来，并与自己形成的对话，这种情况下，现代性话语是苍白无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将苦难转化为更为崇高的情感的能力，只能集体失语。

张清华认为，村庄的消失来源于两种力量，一种自然的力量，一种是文明本身的力量。文明自身有着内在的、自我破坏的逻辑 。阿来自始至终关注的是文明的悲剧和自我毁灭。作为古老藏族文明的书写者，他固执地以反现代的姿态回到创伤、回到灾难之中，通过和亡灵的对话，抚平亡灵的创伤，也抚平自己的创伤，希冀以此解决灾难发生后生还者的肉体、生命、精神、价值何以归依的问题。

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阿来始终秉持着肯定的态度，认为现代化更多在于传统乡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文学不能只讲凋敝而不注意新生事物。在《云中记》中，阿来通过描绘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隔断的打破，对现代社会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岳雯则将阿来与19世纪的现代主义者相提并论：他们既是现代生活的支持者，也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传统和现代是世界的一体两面。书中虽然用电唤醒了阿巴，但真正让他醍醐灌顶看懂这个世界的是老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现代文明只能让人醒来，却不足以获得智慧，只有传统的加入才能让人通透，清亮。

“他想，人死后，可以变成一棵树吗？要是可以变成一棵树，那他就变成一棵树好了。变成一棵云杉，冬天的针叶坚硬，春天的针叶柔软。就那样和山上那些树站在一起。变成一棵在风中喧哗的树，变成一棵画眉和噪鹛愿意停在上面啼叫不休的树。变成冬天里，一群血雉挤在茂密枝条间躲避风雪的树。变成一棵如果得了病，啄木鸟愿意飞来医治的树。” 故事的最后，阿巴决定和村庄一同消失，与自然融为一体。岳雯说，《云中记》的价值，正在于其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来也扮演了小说中阿巴的角色。不同于阿巴用祭祀的方式安慰亡魂，安慰所有的幸存者，当阿来用舒缓轻逸的文字描述万事万物的新生与死亡的时候，读者也感到了极大的安慰。阿来相信文学最重要的是展现人生况味，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

作为阿来的老朋友，邱华栋和李舫都聊起了自己眼中的阿来。在邱华栋眼中，阿来是一座“四面佛”，诗歌、散文、小说、非虚构写作信手拈来。他还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大家都看到他写作的勤奋，却没有看到行走的勤奋。据李舫讲，阿来每一部小说、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是行走。“阿来总说他喜欢观察，喜欢行走，喜欢勘探，也喜欢在沉吟中思考，还说这是笨办法。其实这是一种写作中还原在场的方式，我认为他在这部小说中又重新找到了十年前的在场，非常不容易。”

如今，阿来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以另一种“回现场”的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后来有人问地震经历对我有多重要，或者在情感上有多强烈，我说仅次于年轻时的恋爱吧，在心里摁下去后又浮起来。现在好了，心里总惦记的东西终于结束了，对我来讲是种自我解脱，虽然过程是过分的血腥、残酷、沉重。”如果再多说一句，他只说，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