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衿从高中起开始沉迷于写作和阅读,以抵抗这个和他格格不入的世界,但他一定没想过,有朝一日,他会通过写作变成一个人物。陈子衿是95后,二十一岁那年他被确诊为淋巴癌四期,而后开始漫漫的抗癌之路,在病床上,他萌生记录抗癌过程的想法,于2017年5月在豆瓣阅读上开辟专栏《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部作品、农村留守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流淌的时钟》在豆瓣阅读上同步连载,陈子衿说,留守儿童题材的小说,他小时候就想写了。2017年9月,两部作品同时完成。凭借这两部作品,陈子衿获得豆瓣阅读“小雅奖”的最佳作者奖。
陈子衿豆瓣阅读部分作品信息
年初《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出版了实体书,从新书发布会的照片上看,陈子衿没心没肺地笑得像个孩子(或许也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因为这本书,他获得了和豆瓣阅读独家签约的机会。今年三月,他完成了第二本书的初稿,目前已提交给出版社进行评估。陈子衿说,没出书的时候,羡慕出过书的人,但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就还想接着出。他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出书这件事情,是会上瘾的。
和陈子衿聊天会发现,他说话的语气和他作品的风格是一致的,兼具旁观者的理智冷静和事不关己的云淡风轻,时不时地还透出点黑色幽默。“虽然已经出过一本书,但你也很难按着他们的头说‘我又写书了,帮我出’。”陈子衿在谈论到第二本书的书稿时说到,“毕竟没销量,不太好意思。”出版行业的稿费收入微薄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那些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作者,主要还是因为成功出售影视版权。我安慰他说,《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要卖出影视版权是完全有可能的,豆瓣阅读热门作品《男友说我得了抑郁症》《白事会》也是散文集,它们的影视版权都卖出去了。陈子衿大呼:“那岂不是要尴尬死!”他的反应让我觉得很滑稽,我不会告诉他,我已经开始脑补这部作品如果改编成影视剧会是什么样的。
陈子衿和作家顾湘在深圳举行《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新书发布会活动照片
陈子衿在文学创作的野心,可以通过他的作品中折射出来。虽然前两部作品都在消耗自己的真实经历,但他也会尝试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题材来承载自己对人生的思考、观察、幻想。短篇小说《香芝》和陈子衿的前两部作品一样,取材自他成长的农村环境,只不过故事是由女主角香芝的视角出发。陈子衿的文字中,总会透出对农村女性命运的悲悯,尤其是婚姻会成为她们终身的桎梏。
“农村女性和现代都市女性相比的话,她们的生存空间其实更小,一般都会存在一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没怎么念书的女生嫁得很早,一般到合法结婚的年纪,身边的人就会为她们物色对象。念过一些书的、未婚的会被持续催婚,会被要求如何去做一个称职的媳妇相夫教子;已婚的农村女性在婚姻关系里男女地位的悬殊会更明显一些,尤其是父辈那一代,多数男性在婚姻里都是出于主导地位。”
“我觉得婚姻里的不平等会将生活拖到一个深渊里去,都市女性在婚姻出现危机时会选择离婚,可对于农村女性而言,联系到她们所处的环境,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很不容易,有时候甚至选择权都不在她们手里,她们背后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原生家庭,还有形同虚设的体面需要去维护。所以忍受婚姻的人特别多。我其实不觉得结婚是人这一辈子必须要做的事,我也有尝试将这个理解融入到创作中去,但有时候写着写着,联系到当下的农村环境,会发现角色还是有她自己要走的路。”
《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书封
比起陈子衿一贯的小清新风格,悬疑作品《我在九岁那年杀了一个人》显得相当重口味,讨论了许多家庭暴力和儿童犯罪等敏感题材。这个故事的内核陈子衿本人很喜欢,可没能进行令他满意的演绎。《你叫什么名字》则是以狗的视角,观察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隔阂和阶层差异,并且通过狗狗之间的互动,来戏仿人类社会的互动。在陈子衿笔下,狗狗重感情讲义气,也会有因各自主人的阶层差异而产生“势利小狗”,和人类一样,狗狗也会有面临生离死别时的无奈和痛苦。陈子衿坦言,《你叫什么名字》的创作,是受到了夏目漱石《我是猫》的影响。
“夏目漱石通过一只猫的视角,讽刺的是日本社会里的资产阶级和旧知识分子。我当时就想,要是这个视角转换到我所熟悉的中国社会里去,那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我挺好奇的,于是就尝试着写了一下,将猫换成了农村里更为常见的狗。狗是一种很忠诚的动物,它很容易便与人建立情感,但对于人而言,尤其是在农村,狗不是生活里的必需品,一旦生活发生一些转变,它便有被抛弃的可能。”
“写的过程里我常常回忆起我身边出现过的狗,去揣摩它们可能出现的心理活动,我觉得狗既然能与人建立联系,那它们的情感就一定是与人有共通之处的。写到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是在借狗写人,孤独的狗、执着的狗、善良的狗,和狗的世界里存在着的斗争,每一种都能对照到现实里人的生活中去,某种程度而言,狗的一生也就是人的一生,但可能更加的命运多舛。”
病痛让陈子衿延迟了毕业并且如今赋闲在家,尽管对话中依旧透露着对和外界脱节的恐慌和焦虑,但陈子衿坦言很享受目前的生活,规律而平淡,除了冬天会因为天冷而赖床,每日七八点钟早起,然后骑车到镇上去买菜,回来料理一日三餐、追剧、看书、写字,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病情目前得到了稳定,复查时间从三个月一次渐渐变成半年一次,也许以后还会变成一年一次。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他获得阶段性的胜利。
“这几年我一直待在家里,我发现我其实还挺习惯这种生活的。我在农村长大,但心里其实没有一种归属感,觉得我一定属于这里。”陈子衿谈论到给予他许多创作养分的故乡时说,“现实里的中国农村社会,和电影《小森林》里展现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绝对不一样的。农村的生活分为正反两面,好的大概就是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部分,不好的就是农村里会有很多的闲言碎语,有无尽的攀比,一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两三天,全村都知道了。这里常常处于一种纸包不住火的状态。没有秘密让我觉得蛮可怕的。”
因为善于观察,让陈子衿积累了许多人物原型,而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也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现在小说写得少了,主要是写非虚构,写《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之后的生活,也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非虚构的话,主要是写人记事,一下笔才发现,原来我的生活中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我对人很有兴趣,人身上有一种很吸引我的矛盾性,很少有人能够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去归纳,我希望我可以写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微妙,写出好与坏之间的灰色地带,和人性里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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