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里深藏着传统中国的生活百态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在中国古代，这个日子被认为是整个热天的开端，暑毒盛行，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得不处处小心。为了趋吉避凶，防病消灾，民间演绎出一整套顺天应时的端午习俗，赛龙舟，包粽子，佩香囊，挂艾草，插菖蒲，沐兰汤，系五彩绳，喝雄黄酒……众多习俗因地而异。

今天，我们跟随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及其它相关书籍，让我们走进端午节里传统中国的生活百态。——编者

《节日之书》中端午章节插图，老树画

【药俗】

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被古人看做是不吉利的恶时，而这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事实上，最晚在战国时，北方人已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是以药克毒。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记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荆楚岁时记》也说五月五日要“采杂药”。众药、杂药，言其多，古人又称之为“百药”，认为五月初五采药最灵验，药越多，效越大。唐韩鄂《四时纂要》说：端午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采摘百种草药的上截嫩头，嫩头的种类多更好，不限多少，一起捣烂，绞出浓汁；又拿三五升石灰，拌和到草汁里面，再捣熟，放在印模子里印脱成药饼子，晒干。治一切刀枪伤处和伤疡，止血，还可以治小儿恶疾。由于人们相信五月五日做成的药有奇效，所以中国古代药学著作《本草》中多以该日收药。收药的时间不仅在五日，更强调在午时。宋朝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列举了宋及前代众多的端午药俗：送术汤、掘韭泥、炼草灰、制艾熊、膏桃人、烧葵子、粉葛根、采菊茎、浸糯米、弃榴花、调苋菜、刈葈耳、取木耳、服龙芮、挂商陆、荐汉术、收蜀葵、晒白矾、丸青蒿、种独蒜、食小蒜、汁葫荽、灰苦芙、羮蘩蒌、摘苤苢、啖蓰蓉、制豨莶、相念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真是琳琅满目，可谓制药日。采药之外还有其他药俗。一是“人曝药”,《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五月五日晴，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二是“焚古药”，《岁时广记》又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或止烧术。”端午采药之俗，直至明清时代尚且如此。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还有沐浴。此俗起源甚早，战国时代已有明确记载。《大戴礼记》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讲“浴兰汤兮沐芳华”。《岁时杂记》说北宋开封人“以桃心柳之类，燂汤以浴，皆浴兰之遗风也”。还有沐井水的风俗，《岁时广记》引《琐碎录》：“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

以菖蒲、雄黄酒避毒是又一积极措施。《岁时广记》所引《岁时杂记》：“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又引“坡词注”：“近世五月五日，以菖蒲渍酒而饮。”所谓“近世”，大约是指唐五代以来，唐人殷尧藩《端午日》说：“不效艾府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知蒲酒是新兴饮品。至于雄黄，《岁时广记》引《玄微集》：“预研朱砂、雄黄细末，五月五日小调，用槐纸五斤，如小钱大，写天地日月五字，燃作五圆，桃柳汤吞下，大治疟疾，汉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秘法。”明清时代与此不同，是将雄黄置于酒中饮用的。关于雄黄、菖蒲的药用价值，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又讲：“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明清时期饮雄黄、菖蒲酒较为盛行。饮酒毕，要将酒洒向四壁、角落，以避虫蛇。有的还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崇祯《嘉兴县志》不仅记载这些风俗，还谈了雄黄、菖蒲的作用：“雄黄，太阳之精，能避诸邪，解诸毒，菖蒲亦能□(注：原文为缺字)鬼气，杀诸虫，午日泛菖蒲于雄黄酒中，各以余酒染额、胸、手、足心，以辟邪毒，洒之墙壁门窗诸处，以辟蛇虫。”该志还记载了“瓶插桃榴葵艾以禳毒气”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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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应对生活的智慧，能在这个节日找到

从节气时间来看端午习俗，可知先民应对生活的智慧。

在上古中国，我们先民观察世界，曾经把天文历法总结到河图、洛书里，其中就有简明的十月历：“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就是说，一月上天产生水气，到六月的雨季就要注意大地上洪水泛滥；二月上天产生火气，到七月流火，大地会非常炎热，人们要提防中暑；三月产生木气，到八月大地上的树木会成材；四月产生金气，到九月水落石出，农闲的季节大家可以去找矿藏，或者找到好的石头垒起结实的院墙、猪圈；五月产生土气，到十月冬天大地会得到休养生息。一年的注意事项和生计如此简明。那么夏至端午的时候，正是地六成水将来还未来临的月份，而天气正是生金、铄金流石的时候。所以，不仅大地、就是人们的身体也是需要亲近水的。

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赛龙舟的习俗了；而在农村，直到今天，每到傍晚，农民朋友就会在院前洒水泼水，以降温纳凉。

（摘自余世存《节日之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饰物】

端午避恶，还以饰物禳除灾祥，表现在人们佩戴和家门装饰两方面。

五月门户饰物禳毒，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红色绳索和印有五色的桃木板都是避邪吓鬼之物。到了南朝，《荆楚岁时记》说：“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与祓除邪气恶鬼不同，门饰以艾草所束人形是为了禳除毒气。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已认识到艾的药用价值，《孟子·离娄上》说：“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生不得。”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艾是可以治病的。艾治病的方法是用艾叶制成艾绒灼烧以灸病。《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南齐人宗测曾经在五月初五鸡鸣以前去采摘艾草，用艾灸治病有效。在北宋，《东京梦华录》记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城内外争买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钉艾人于门上。艾人及桃、蒲等均继承前代的旧俗，柳、葵等未见宋代以前的记载。上述风俗多流传于后世，明崇祯《乌程县志》说该地端午节“门户皆插桃艾”。万历《建阳县志》记载“五日缚艾人悬蒲桃、柳枝于门”。门上悬蒲，是因为蒲叶似剑，去恶有效。清代一般是以蒲艾插户，使用最多的是艾，有艾叶、艾旗、艾虎等名色，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还门悬葛藤。

端午节人们在身上要佩戴一些饰物。佩戴五色丝线源远流长，东汉末应劭著《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集五色缯避兵。余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悬于门，以示农工成，传声以襞为避兵耳’。”（《太平御览》卷三一引）可知五月五日有用五色小块缯帛缝于胸前避兵之俗，“襞”音转为“避兵”。汉代更流行以五彩丝系臂。《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艺文类聚》卷四）臂戴五色丝，避兵及鬼的目的，无非是保护和延长生命而已。以五色丝系臂之俗一直留传后世。也有用条纹清晰的丝织绣织成各种物品，互相赠送。

五毒图是端午节装饰的又一颇具特点的风俗。《岁时广记·插艾花》记载：“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缯楮之类为艾，或以真艾，其上装以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像，并造石榴、萱草、踯躅假花，或以香药为花。”蜈蚣、蚰蜒、蛇、蝎、草虫成了妇女头饰所剪缯楮上的装饰图形。此俗传至明清南北各地。后世所说“五毒”是指可以毒死害虫之物。一般指五种，如清代吴曼云《江乡词》小序说：“杭俗，午日扇上画蛇、虎之属，数必以五，小儿用之。”五毒所指不尽相同。

端午也佩带其他饰物。香囊是其中之一，如万历《新昌县志》谓：“佩香囊艾虎”；还有朱砂袋，雍正《辽州志》讲：“系五丝佩朱砂袋”；又有茧虎，嘉靖《萧山县志》说：“女子以茧作龙虎，少长皆佩之，欲如龙虎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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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佩在胸前的香包，是这一天亮丽的风景

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萘、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工艺品。

端午是旧时姑娘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端午节前，她们就开始用五色丝线而缠，或用碎布缝制一种形似荷包的绣花袋，里面放上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萘、甘松、雄黄等中草药，称为香包，或雄黄荷包，佩在身上，可以驱瘟散毒。袋子外面用丝线绣上花卉、鸟兽等图案，十分漂亮，惹人喜爱。到端午这一天，姑娘们欢欢喜喜地佩在胸前，香气扑鼻，成为端午节一道亮丽的风景。

戴香包也很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以及猴子上竿、斗鸡赶兔等。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两个别致的香包，赶在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

（摘自陈秀伶、董胜《粽叶飘香：端午节》，吉林出版集团）

【角黍】

晋周处《风土记》说，俗重端午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粘米、粟、枣，以灰汁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俎龟粘米，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太平御览》卷三一引）。这是最早有关粽子的文献记载。从文中阴阳包裹未分之意看，它是指夏至阳气之至极，阴气之始至，最初应当是夏至的食品。粽子用菰叶包米而成，外形有角，故名角黍。梁《荆楚岁时记》说夏至这一天吃粽子，就足以证明我们的推测。即便后来粽子成为端午流行食品，有的地方仍保留夏至食粽子传统。如白居易《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诗：“忆在苏州日，常忆夏至筵。粽香筒作嫩，炙脆子鹅鲜。”可见苏州夏至吃粽子。再如北宋时苏颂《图经本草》记安徽“池阳风俗，不喜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往还，谓之朝节”（《岁时广记》卷二四引）。

后世广为流传的说法，端午食粽子是为了屈原。梁吴均《续齐谐记》说，楚人屈原因遭受谗言不被国王重用，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同情他，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年间，长沙人区回忽然白天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对区回说，你祭我很好，但是常年所赠之食，每被蛟龙吃掉，现在如果给我，可以楝树叶塞筒，缠上彩丝。这二种东西是蛟龙害怕的。吴均还指出，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江一带的遗风。正如中村乔认为的那样，这个传说故事是用神馔祭水神行为的传说化。所用楝叶、五色丝是具有避邪力的二物，以守卫神馔。我们看到湖南沅湘流域的粽子是一种筒粽，屈原的故事是假托的。以上记载说明这个风俗兴起于长江以南地区，从《玉烛宝典》看，隋唐已流行于北方。唐代长安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唐六典》卷四记载：“节日食料谓五月五日粽。”法定粽子为端午节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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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翻新的粽子，可谓南北中国人的美食

食粽子的习俗，初起于南方而后流传至北方。粽子可谓南北中国人的美食。

粽子在品种和研制上不断翻新。春秋时期，用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称为碱水粽。晋代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杂粽，即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

据《岁时杂记》的记载：“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粽。”宋代王曾在《端午皇后阁子帖》中说：“争传九子粽，皇祚续千春。”元绛也说：“九子粘筒玉粽香，五丝萦臂宝符光。”这就表明在古代，粽子不仅形制好，而且品种多，五味俱全。

唐代，粽子用米已是“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有“大唐粽子”的记载。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元朝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为箬叶，后来又有芦苇叶包的粽子和竹叶包的粽子。

南北方对粽子各有不同的做法和吃法。北方人多用糯米或白米，佐以红枣或豆沙，拌在一起，用芦苇叶相裹，在水中煮熟，去掉裹叶，然后加入白糖，或蘸以蜂蜜，即可食用。南方主要以糯米，佐料则有红枣、豆沙、绿豆、火腿、鲜肉、咸蛋等，多以竹叶或芭蕉叶裹之。南方粽以广式粽和苏式粽为代表，而闽南粽、宁波粽、嘉兴粽也各有特点。北方粽以北京粽子为代表，其个头大且多为斜四角形。

吃粽子不仅形成了一种习俗，而且也成了一种文化。粽子从南方传到北方，从古代传到今天，人们越吃越有滋味，越吃越有深意。粽子作为祭祀品，寄托着人们对祖先的深切思念；粽子作为食品，又被赋予了纪念历史人物如屈原、介子推、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践等的特殊意义。当粽子作为馈赠品的时候，蕴含着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千百年来，粽子作为端午节的食品，一直被人们喜爱着，维护着，成为端午节的一种特殊标志，端午节因此又有了粽子节的别名。

（摘自胡波、胡全《循环与守望——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诠释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

【竞渡】

《荆楚岁时记》说端午有划船比赛。隋杜公瞻注释讲：这个风俗是因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杀，老百姓哀怜他的去世，所以都用船只去搭救他。并记录了竞渡起源的其他说法。如邯郸淳的《曹娥碑》讲，五月五日是曹娥的父亲迎接波神伍子胥沿江而上被水淹死的日子。《越地传》说，这个风俗起源于勾践。闻一多在《端午考》中提出：“书传中关于端午的记载，最早没有超过东汉，而事实上吴、越一带的开辟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及北方各地。”所谓吴、越民族的风俗，即是指：“一个龙图腾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而且吴、越一带习俗，寻常舟船刻为龙形、龙舟的目的，和吴越民族文身一样，大概也是避蛟龙之害。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我认为，至少闻一多先生关于龙舟竞渡早于屈原的说法是成立的，屈原和竞渡联系又固定于五月五日是后来的事情。唐以降端午竞渡之风很盛，唐代诗人李群玉描绘竞渡：“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冲龙飞。”龙舟之快速，竞赛之激烈，跃然纸上。宋元时期，江淮、江西、福建、两广诸路流行赛龙舟活动（《元典章》卷五七）。

明代南方地方志记载竞渡事颇多。弘治《温州府志》说：“是日各乡造龙舟竞渡叶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温州竞渡活动遍及各村，十分普及，竞渡也时常引起斗殴。类似的记载在方志中是不少的。每届竞渡之时，人民聚观如堵，并持酒肉慰劳胜者，叫做“赏标”。值得注意的是明人对竞渡目的的记载，崇祯福建《海澄县志》说：“所在竞渡非惟屈原，亦以避邪。”崇祯福建《尤溪县志》记载当地“斗龙舟以袪瘴厉”。避邪、祛瘴疠的说法表明这是竞渡的原始意义，纪念屈原是后世附加的。另外方志中的记载竞渡不限于端午，说明竞渡非为屈原而兴，如万历《会稽县志》说：“夏至祀先以面，农人竞渡于通津，衣小儿衣，歌农歌，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后先相驰逐，观者如堵。”从竞渡和食粽风俗看，端午的起源与夏至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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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龙舟,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赛场

唐代有一个叫张建封的人，用诗歌记录了他所见赛龙舟的场景：

五月五日天晴明，

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

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

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扑鼻香，

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

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

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

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

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

后船失势空挥桡。

五月初五端午节，明媚的阳光，鲜活的杨花，啼晓的飞鹰，红旗导引的使者，两岸的罗衣盈香和奋力追赶的龙舟，可谓美不胜收。诗人用传神妙笔，把江南水乡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江南的赛龙舟就是这样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它不仅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交往，甚至还是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