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与《文字传奇》：当我们谈法国现代文学时可以谈些什么？

从诺贝尔文学奖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流浪的星星》到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从卢梭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到洋洋五十万字的《杜拉斯传》，架起这些法国文学作品与中国读者之间桥梁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她16岁考上华师大法语系，18岁凭借法语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兰西青年文学大奖，本科毕业后在南大法语系任教，同时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十年前，袁筱一开设了“法国现代文学”公选课，课程围绕二十世纪以后的9位法国作家展开，她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自己对文学与阅读的体悟，学生也会在作业或考卷中给予她情绪上的反馈，这种互动使她感触很深。后来袁筱一将讲稿整理出版，便有了《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一书。十年后《文字传奇》再版，她决定不做大幅修改，因为“害怕把文字中流露出的当年的情绪改没”，在《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的发布会上，她说，“这种情绪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在文学当中读到人的存在和自己存在时可能有的一种欣喜或悲伤，年轻而鲜活。放到现在是不会有的，它是一种很毛糙但很真实的状态。”

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

《文字传奇》里的9位作家是怎么选的？

由于课程时间有限，袁筱一当年想了很久，最后选定了9位法国作家作为课堂线索——萨特、波伏娃、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米兰·昆德拉。她本想聚焦于20世纪法国文学来谈，然而20世纪文学的概念太过模糊，正如法国文学理论家贡巴尼翁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写到的：“文学的，或者法国文学的20世纪始于何时？1900？1901？止于何时？2000？2001？”袁筱一最后用一条私人标准圈定了课程范围——这些作家必须生于二十世纪。

作家林白曾问袁筱一，书中为什么没有普鲁斯特和尤瑟纳尔？其实，普鲁斯特曾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袁筱一认为课程时间对这位大作家来说太少了，“一个学期一门课完全讲普鲁斯特，可能也讲不完。”她很喜欢尤瑟纳尔，但又觉得对学生而言，这位严谨隽永、展现大历史纵深感的法国作家太难读。在《文字传奇》一书收录的作家中，最年长的是生于1905年的萨特，年纪最小的是勒克莱齐奥。

其中几位作家是袁筱一通过翻译结缘的，勒·克莱齐奥便是之一。1994年她大学毕业，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勒·克莱齐奥的《战争》，作家的这部早期小说具有法国新小说的特征，摈弃了传统小说里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这些基本要素。在《战争》中，人类的站立空间被物质世界挤压，战争在物质、时间、精神世界里展开，无处不在。“天！怎么可以这样写？完全在颠覆你以往所接受的文学教育，说文学应该是和谐、平衡的。”袁筱一回忆起了当时的阅读感受，“征服我的还是他的语言，他的语言非常纯净。我甚至想过，把他变成中文的时候，我是不是对得起他？”出于对勒·克莱齐奥纯粹的喜欢，袁筱一把他也纳入了授课范围，彼时勒·克莱齐奥还未获诺奖，国内也少有人知。

在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看来，《文字传奇》一书的缺憾之一在于，除去文论家罗兰·巴特，书中涉及的几乎都是小说家，没有戏剧和诗歌的位置。袁筱一坦言自己对诗歌和戏剧领域了解不深，从未译过诗作，如果加上诗人和剧作家的话，讲课对自己而言将是一场攻坚战。长于翻译法语诗歌和戏剧的余中先也认为，小说和诗歌戏剧翻译有很大区别——在翻译剧作家或诗人的作品时，译者还要考虑文字变成声音以后的音乐性、可听性。

考虑到时间、难度、文体等因素并进行了一番妥协后，袁筱一最终选定了这9位作家。她坦言自己的选择并非纯粹站在学术的角度，“他们可以代表一部分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可绝对不是全貌，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她也认为这几位作家有着无可辩驳的经典性，“无论代表了哪个部分，这9位作家也都算是得到承认的，已经在文学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

他们经历了什么又写作了什么？

《文字传奇》的每一个章节都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着重介绍作者生平和思想变迁，后一部分则是带领读者进入作品细读。袁筱一惯于采取传记批评的方式，将作品同作者生平经历紧密联系。比如在谈到萨特时，她认为，萨特早年丧父的经历诱发了他对父权的反抗以及对自由问题的思考，“父亲的早逝给了萨特摆脱‘超我’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得到了‘自由’。”在加缪相关的章节，她从加缪的阿尔及利亚底层白人身份切入，以此剖析其作品中常出现的元素，诸如夏日、沙漠、炽热的太阳、大海、阿拉伯人的矛盾以及穷白人的生活。讲到杜拉斯，袁筱一从女作家同母亲的关系说起：“很多女作家的痛苦，也许首先是从母女矛盾开始的。”在杜拉斯的家庭相簿中，袁筱一看到她母亲“脸上同样有疯狂的痕迹。但是，一丝不苟的发髻又让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在用怎样的理智控制自己的疯狂”。她总结了杜拉斯作品中常出现的重复元素，“没有上帝一般的母亲、没有老师、没有分寸，没有限度，无论是痛苦——她到处都觉着痛苦——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情。”她认为，无论是在杜拉斯早期的《抵抗太平洋潮水的堤坝》中，还是在她生命晚期的作品《情人》中，杜拉斯的母亲都留下了印记。

比较阅读是《文字传奇》中另一个常用到的解读方式。比如，袁筱一会将加缪的《局外人》同萨特的《恶心》对比来看，两部作品的主角分别是公司小职员和历史学家，她觉得这一设定同两位作者的出身相关——萨特自幼出身望族，在亨利四世高中上学，大学就读巴黎高师，文字传递出来的是学院的气息，“他的想象很难超越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边界”；而加缪书写的跨度更大，“比萨特沉默一百倍，却热情一百倍。”在谈到萨冈的《你好，忧愁》时，她对比了张爱玲的《心经》，同样是处理恋父题材，张爱玲以东方古典方式写作，采用传统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视角，而《你好，忧愁》运用的则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袁筱一分析认为，从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变是小说史上的重要发展，它摒弃了文学中宛如上帝的“叙事者”，而用“我”的眼睛去看，不再回避作为个体的主体性，这一点展现了萨冈在这一时期“从十九世纪小说传统转型到现代的写法”。《你好，忧愁》此时尚未完全脱离传统手法，即在读者阅读期待下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但同时也体现出了现代小说的特征，即“对物和人的外在世界的描摹逐渐隐退”。与之相对应，《心经》中充斥着大量富有张爱玲特色的对衣着、服饰、外貌的工笔描写，“这是一种很古典的写法。”

爱情生活是书写女作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吗？

余中先发现，《文字传奇》一书中的很多内容提到了一般学院文学课上不会提的东西，“我读的时候受一些我以前受过的经典教育的桎梏，她怎么谈到这个？没有谈到那个？后来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动人之处。”

余中先提起了书中写萨冈的章节，讲述了萨冈和萨特的故事——他们的生日在同一天，年龄相差整整30岁，萨冈觉得很有缘分，便给萨特写公开情书；萨特晚年失明后，他们每十天都会吃一次饭，用萨特的话来说，是两个偶尔在火车站相遇的陌生人那样说说话，并不涉及彼此的生活。“袁筱一课堂也讲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不是什么太八卦的东西，但是又说出了作家和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

但不可否认，书中对男女作家书写重点的明显偏向也有令人生疑之处。在《文字传奇》里的9位作家里，有3位是女性，袁筱一在介绍她们的生平时，爱情故事占据了很大篇幅，而另外6位男性作家的相关章节则主要聚焦于他们的思想变迁及成就，几乎没有出现爱情婚姻这方面的内容。

在波伏娃的章节中，袁筱一以她同萨特的关系为中心展开了对她一生的描述，书写的对象更多是作为萨特“终身伴侣”而存在的波伏娃。她认为萨特与波伏娃是“精神导师和弟子”的关系，“如果波伏娃没有萨特，她还是波伏娃吗？或许不是。但是，反过来问，如果萨特没有波伏娃，他还是萨特吗？或许是。”而这一判断似乎又与她在书中提到的波伏娃的卓越成就相互矛盾：“在认识萨特前，她是巴黎高师的高才生，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而得第一名的萨特据说只是因为考官同情他上一年没有通过，实质上两者之间并无差别。”袁筱一评价波伏娃“是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一生的著述涉及长篇小说、戏剧、文论等多种体裁，数量和质量并不在萨特之下”。

在介绍萨冈的一章中，袁筱一花大量笔墨书写了她的爱情生活，她同第一任丈夫和第二任丈夫的故事，以及她与“大人物”萨特、密特朗的纠缠。谈起杜拉斯，袁筱一承认“杜拉斯有自己的写作追求，也有她的政治追求，她不是一个‘小女人’”，然而对杜拉斯的书写也离不开爱情，她为之奔走营救的丈夫，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杨”……

袁筱一在书中写到，“无论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小说领域的阵营里，我们的女写手似乎关注的都是爱情。”爱情是女作家关注的唯一主题吗？当我们回顾一位女性作家的生命历程与文学成就，她的爱情与婚姻应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和评价吗？在女作家的身上，或许还有更丰富的层面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去挖掘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