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七十年，理想照耀着现实主义精神

回望20世纪的全球文学，各种思潮如博尔赫斯笔下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一般互相缠绕、衍生乃至合奏，其中有一条清晰宽阔的文学路径从19世纪绵延而来，它被命名为现实主义。它对文学大地的蚀刻如此深入有力，以至于现代主义派生的各类文学流派如奇花竞放，引来幕天席地的聚光，最终仍然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纷纷与其相融，汇入对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浩荡现实表达。

与全球文学起伏之势相呼应的是中国文学，确切而言，是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七十年，它一方面尽力汲取欧洲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写作潮流，另一方面又不断与本土历史现实相结合，从各个题材更新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七十年，评论界以大量研讨推动着文学史研究，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但不约而同的是，在近期于湖南师范大学举办的“走向辉煌——新中国文学七十年”研讨会上，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为文学七十年寻找到一个大致的特征判断，即它是被不同理想推动照耀着的具有中国性的现实主义。这个判断并不因此遮蔽文学史的诸多细节问题，与会者积极地对话回应，激发了对此话题研讨的纵深感与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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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在现实主义写作中奔涌七十年

当“文学七十年”成为今年文学评论界的一个热词时，评论家吴俊首先提出，这样一种以断代史思维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恰好也在提醒大家注意，除了“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两个被广泛重视研究的文学时期之外，其余年份的创作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谈论一个文学的断代，离不开概念上的定义与阐释，显然这并未在今天的文学评论界寻求到一个共识，是否存在其他的解释判断？评论家贺绍俊回应认为，如果要区分文学七十年与过去文学的特征，理想主义是一个重要词汇。

理想主义这个词汇的提出，立即将与会者的思绪拉回到文学七十年的源初时期，如果说1949年之前的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受革命理想影响，以巴金、丁玲、赵树理等作家为代表，那么到了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成立迅速将革命理想转化为政治理想，贺绍俊认为那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本质上就是书写一种期待理想的现实，鼓励作家扎根现实写作，但写作中如有不符合政治理想的叙述，则被质疑认为那是不符合理想的现实。他以出版于1960年的《创业史》为例，作家柳青为了书写这部著作深入陕西乡村14年，作品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乡村面临的巨大历史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中遭遇的乡村伦理困境与矛盾也隐含其中，当时评论家对小说中多位人物形象是否符合理想提出了质疑。这同样让人想起另一位被批评的作家赵树理，主要原因在于他不够善于表现现实前进的一面。直到进入1970年代，被政治理想笼罩的现实主义写作有了新的扭转，贺绍俊认为那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与青春浪漫结合起来，以邓友梅、刘绍棠、王蒙等为代表的作家传递了新的青年理想心声。即便文学的理想性在1990年代因遭遇经济大潮而屡屡受挫，转向隐形表达，这条脉络依然没有中断，直到进入21世纪，理想被现实主义所承载以更为贴近大地与大众的方式继续绵延。

换言之，从深藏现实主义内部的理想模式的变化来归纳文学七十年，贺绍俊认为大致有三类主要变化，其一是从政治理想向人文理想转变，其二是精英理想向大众理想转变，其三是从理想的现实到现实的理想转变。那么，理想主义同样可以概括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现代主义写作吗？评论家、作家张柠回应表示，当他回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类现代派写作时发现，核心依然都是理想。“先锋文学”作家以新的写作美学探寻的是关于母语关于文化性的理想，这也能理解，为何后来许多先锋作家重新转回现实主义写作，双方都发现，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学表达符合自己内在对文学新的理解。从19世纪到21世纪，人文理想再度聚焦于人类的日常性上，并从中确证自己的艺术价值，这不由让人想起作家托尔斯泰曾说过的，文学必须忠实于生活，将“关于生活并伴随着生活的形象与感情的自觉的回忆”传递给读者。

或许也正是隐含在现实主义写作中的理想之光，让一部分评论家在比较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成就时有了自信。评论家樊星提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出版后，被茅盾认为是填补了“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此后像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等作家的作品继续奠定了长篇历史小说的成就。同样，女性文学写作、海外华语文学、非虚构文学以及近年兴起的创意写作在他看来都是当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有全新开拓的部分。

新兴的文学形式固然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图景，也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如今许多研究者往往对新生的文学潮流感到隔膜，为难以以过往经验来应对而困惑。吴俊提出，新媒介的产生以及相应文学形式的创造，直接冲击了过去民间文学的概念。青年评论家陈培浩也认为，以麦家为代表的作家让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矛盾更为突出。青年评论家李德南进一步提出当现实主义与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相遇相融，衍生出了一些青年作家参与的所谓的未来现实主义、科技现实主义等概念时，如何精准进行界定评析，这些问题都是当下评论界面临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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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断裂到复苏，重新寻找文学的中国性

追随现实主义浪潮的全球文学，始终在各自寻找本土性的艺术美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众多青年作家开始以“断裂”的姿态走向现代主义写作时，同一时期的作家汪曾祺却不断以自身经验在呼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对民族传统的理解自然不同作家有不同理解，但核心都指向中国性、民族性。“先锋文学”作家们的起点也是产生于对西方文学精神的汲取和反叛，试图确立身为中国作家的自我身份，他们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形式及语言审美的创新上，也为进一步刺激传统文学界思考这一命题打开了通道。评论家张莉近期对此现象也有所回顾，她提到作家王安忆曾说自己在1983年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时，和外国作家的交流让她突然意识到中国作家这一身份的概念，回来后她写出了一系列如《小鲍庄》这类与以往风格不同、文化视野更广阔的小说。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阁楼的石阶，一步步走到院中。”这是作家格非沉寂十年，在2004年推出的小说《人面桃花》的开篇。作为“先锋文学”重要成员之一，格非身上有着清晰的写作转向，从80年代的《迷舟》《褐色鸟群》到后来的“江南三部曲”，他的小说美学转变代表了一大批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对自身寻找中国性和本土意识有了暂时的答案。张莉回忆自己在大学里和导师格非探讨论文方向时，被建议不妨去研究如何从明清戏曲里寻找当代写作资源，如今想来，当代文学这一关键性的思潮变化，早已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直到2016年，格非在新作《望春风》的开篇继续延续了“父亲”这个意象，他说这部小说是他以乡村的世界观和仿效《红楼梦》的悬念处理方式来对乡村做一次告别。

并非所有成熟的作家都能成功找到自己写作的中国性，这依然是一个普遍的难题，特别是新媒体的兴起，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故事”的迫切性似乎变得异常强烈。仅以语言美学这一层面来探讨，近年许多作家尝试将方言写作、文白夹杂与“中国故事”等同起来，长期受翻译文学语言影响的当代作家，放缓脚步去思考中国性问题时，必然会挑战语言层面的习惯。青年作家李浩认为，在文学七十年的今天，多种尝试语言形式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摒弃翻译语言的言说方式，至少在激活母语现代活力、防止语言固化角度仍是有效的。贺绍俊回应这一问题时提醒道，以文白夹杂方式呈现中国题材是否成功还需要商榷，但现代白话文运动很彻底地切断了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的转化通道，如何恢复传统语言精华是需要作家与评论家继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探讨文学中国性问题的迫切感在与会专家眼中还来自于另一个维度，即儿童文学的本土精神。儿童文学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邀请名家为儿童写作逐渐获得充实，到21世纪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到如今三四百家出版社纷纷进入童书出版领域，经典作家的代表作每年销售百万册比比皆是，更有累积破千万册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李东华指出，儿童文学的兴盛平衡了当代文学的生态，但是高发行量的背后，我们应该询问是什么样的作品占据了儿童视野。评论家方卫平也指出，如今童书出版已经基本没有门槛可言，一部分作品传递的价值观存在问题，童年美学和中国童年精神是当下儿童文学界的核心问题。评论家李莉芳简单回溯儿童文学七十年发展之后，也认同原创艺术性与中国性的薄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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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未来面对的是如何融合人民与自我

文学七十年走到今天，当评论界将目光陆续落到青年作家身上时，似乎有所落空。长期关注青年写作的《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便表示，看到今天太多年轻作家写青春与成长，缺乏自己的理想与精神，缺乏对现实对未来的信心，难以为世界建立闸门，为内心点亮灯盏。这不仅是遗憾，实则也包含了更深切的期待。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作家韩少功观察认为，现实主义精神传统永远不会将目光离开人民，托尔斯泰曾经论述过自己作品中的人民性问题，此后影响了无数作家引以为人学之道，然而相对的是来自弗洛依德的“无意识”、米兰·昆德拉的“无意义表达”等现代文化阐释，影响了现当代作家在写作时转而强调自我形象，笔下人物不再典型化、趋于同质化的现象。在他看来，未来文学最难的也最应成功的正是如何将看似对立的两者融合起来。

当代文学里对人民描写最成功的来自于乡村文学，评论家南帆回溯了七十年来乡村叙事中的农民形象后指出，正因为有丁玲、周立波、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努力，鲁迅笔下沉默的农民越来越少，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闪烁在七十年的文学史里。樊星进一步补充说，像贾平凹、李佩甫、李洱等作家的作品里还将一部分当代农民的忧患意识与改革意识呈现出来，在文学谱系中显得尤为珍贵。

文学七十年，从乡村的城镇化、新形态到城市叙事的缓慢崛起，文学也在经历转型，特别是已经进入“新时代”的现实当下，文学要面对的是新现象、新题材、新形象，但究其根本，依然是拨开笼罩在现实之上的云雾，思考如何在文学中处理人民与自我的关系。这是文学七十年与之前六十年、五十年的不同，也是它面向未来的基础。

本次研讨会由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开幕式上，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与作家韩少功共同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授牌，研究中心主任汤素兰教授接牌。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湖南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巡视员龚爱林，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长沙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高山，《文艺报》副总编辑胡军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