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历时四年探访百余位孩童写成《寂静的孩子》

作家袁凌这几天正在搬家，他要搬进昌平一个城中村，他写过城中村的人，但还从未住在这样的地方。他想应该踏踏实实地住个一两年，真正近距离地感受这些人，感受这里的生活。

就在昨天，袁凌的新书《寂静的孩子》刚刚面世。此前四年，他持续探访了百余位孩子，如今以36个故事的形式出现。很多年以来，袁凌一直保持探访、行走姿态，奔走在乡野、奔走在城市，和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人的对话、相处，写下他们的故事，他说他不反对别人叫他非虚构作家。

奔波四年

探访城乡儿童生存境况

几年前，袁凌在浙江衢州一间出租民房里，见到了一位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和通常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同，他异常安静。少年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当得知父母决定放弃治疗，他失去了声音，像一条忽然安静下来的瀑布。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北麓，帕尔哈提要和父亲走八个小时山路，攀越陡峭的高山去放牧羊群……这些探访孩子的故事，被袁凌写进了《寂静的孩子》里。

2015年春天，袁凌和一位来自公益组织的摄影师赵俊霞搭档，开启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探访城乡儿童生存境况之旅。四年间，他们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四川等二十一个省区市及偏远山区，和百余位孩童深入交流。这些孩子，有的随父母来到城市，成为孤独的“城市异乡人”；有的留守在家，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有的患有严重的疾病却鲜少有人关注……他们在复杂的境况中，顽强地成长。“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我们需要打破障壁，克服距离，走近倾听他们，传达生命喧腾的声息，和无处不在的湿润。这样也就是倾听我们自己。”袁凌说。

对于长达四年的探访和写作，袁凌说，如果说到有什么是这样的探访与写作无法抵达的，就是孩子们的生活意义本身、他们的生命本身。“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字是无力的，只能传达有限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也无力真正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无法真正摆脱外人的身份。这也是写作者的宿命。”

写小故事

平等对待每个孩子的存在

探访是艰辛的，袁凌说，他一度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导致他的血压曾蹿升至180。还有就是遭遇不信任，他们甚至被误认为是贩卖儿童器官的。

采取安静、不打扰的方式进行探访，在每个孩子家中会住上三四天，探访一个孩子最多的达四次。“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而大炕、沙发、草堆、阁楼这些地方，袁凌都睡过。每一次探访都是细心观察、捕捉的过程，因此极其耗费精力。孩子玩游戏，袁凌也要在旁边观察，就怕一个细节漏掉。夜里，和一家七口同睡大炕，袁凌却合不了眼，“我看看他们睡着的姿势，我发现有些留守儿童就算爸爸妈妈回来了，也要和爷爷奶奶搂得很紧。”

“就算是有病的孩子，他的生命活力也是存在的，我要做的是把他生命的活力挖掘出来。”袁凌说，他探访过一个女孩，第一次见面还活着，第二次再去她就不在了。这个女孩得了“蓝嘴唇病”，但她有文学梦想，死前最后遗愿就是把作文赛奖状拿回家，“她身上很优美，存在着很理想主义的东西。”袁凌说，他在走访的艰辛之余，领会到了孩子们生存的质地，和他们如何挣扎着摆脱地面，在阳光下开出灿烂花朵的勇气。

“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带进去，去打扰孩子，要把心肠忍住了。”时隔几年后，当重新想到了这些故事，袁凌会很难受，但他说，当时自己要做的就是克制。

袁凌不像其他作家一样，喜欢强调自己写了多少书，他说的更多的是故事。而这些故事被写进《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多部作品中。《青苔不会消失》收录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很多人说，在字里行间中，可以读到沉重的悲悯，阵阵刺痛。《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历时13年完成，先后写下袁凌自己亲历的99篇“死亡档案”。这是一部向普通人致敬的生命之书，一部让人感知生命分量的死亡之书。

“我有一个倾向，喜欢写一个个小故事，不想搞样本式的写作。”袁凌说，每个孩子、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我经常写小故事，就是想平等对待每个人的存在。”

写作立场

不写成功人士只写普通人

几年前，袁凌辞去公职，他的生活如今全部靠版税和稿酬，但某种程度上，他也拥有了写作的自由，“可能生活艰难，可能生活不稳定，但我也愿意。”

“慢慢地走远了，只有文字这条路愿意走。”袁凌所说的文字生活，是面对市场、面对读者的文字生活，他说，他过不了靠经营人脉、搞套路的所谓作家生活。“我不追求鸡汤，不靠猎奇、新闻热度来博流量，市场还是有公平性的，当读者找到我，买我的书，我觉得这个评价体系是真实的。”他说，他写的故事有人看，比发个大奖更让他安心。

袁凌从小是个敏感的孩子，他生活在陕西安康平利县的小山村，上学的路要走很远，他也因此能敏感捕捉着周遭一切。他回忆道，他对文字的珍爱很小就萌发，哪怕摔得浑身是伤，也要把课本紧紧抱在怀里。长大后，他写山里人的庄稼、野菜、野果，田中的石头、土屋的青石板、黑暗的灶屋、屋后的梨树、土屋前坡地上开辟的菜地，写母亲、三舅娘、舅舅、邻居和镇上来来往往的人。再后来，他写作的视角愈发广阔，他写下更多人的人生、命运、痛楚和欢乐。

袁凌当过记者，读过思想史博士，他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但他打破了乡人对这个地方高考状元的想象，他并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开着豪车荣归故里。袁凌说，他可以选择过更好的生活，但他眼见有写作天赋的前同事成为企业高管后，遛狗、打麻将、不再写作，他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无法满足他对人、对人的命运探究的兴趣。

从当初做调查记者开始，他就开始关注普通人，那个时候就拒绝采访明星。“很多成功人士，很难接触到真实的他们，因为都是戴着面具。”袁凌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和普通人接触上，在他看来，普通人往往面临困难、困境，生活没那么成型，但这种时候，他们的开放性比成功人士要强。

“我要的是真品，而不是赝品，伪造得再好的高仿品我也不想要。”袁凌说，即便当了作家，他也没办法写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是记者生涯带给他的立场，他时刻告诉自己，不能丧失真实性，不能丧失对人的关注。低调的袁凌是暗藏野心的，他想写对整个时代和现实有深刻理解，就如同《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作品，但他也担心衰老、疾病或许会打破他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