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万花筒之下，青年写作的坐标在哪里？

苏童、余华、马原和格非，他们一出手就是《桑园留念》《十八岁出门远行》《拉萨河的女神》《褐色鸟群》这样的作品吗？

这些作品发表前，他们都有对文学的漫长摸索，然后在某一时刻忽然被照亮，这一时刻通常由某位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开启——余华早期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有一天读到卡夫卡，意识到文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格非和马原，最初受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影响，1985年前后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打开了文学世界新的大门。几乎所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家，都有面对世界文学的震惊感。

“我把这个震惊时刻描述为走出写作的‘至暗时刻’。”这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何平在第三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对一代作家创作道路上“顿悟”式变化的描述。双城工作坊缘起2017年，由何平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发起，邀请青年作家、出版人、译者、批评家交流前沿文学艺术问题，在上海、南京两地轮流举办。这一次，他们讨论的是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的关系。

会议现场

今天的青年，处于这样一个视野广阔而驳杂繁复的现实社会，他们吸纳的是哪种文学经验？在写作中是否还存在“至暗时刻”？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何种“世界性”？7月6日，30多位青年作家、出版人、译者、批评家齐聚上海，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这一代的“隐秘之书”

近期，《中华文学选刊》向117位目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1985年及以后出生）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结果显示，许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并未被今天的青年写作者提及。

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时代和审美之变？是什么在影响当下的青年写作？对于文学，他们关注的是什么，焦虑的又是什么？青年作家，也许有着各自未曾诉说的“隐秘之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朱婧认为，青年写作者遭遇世界文学，形成自己的想法理念和写作的方法、风格，是20世纪文学中一直存在的事实。当代的青年写作也无法脱离世界文学的场域，但是这种联系会不断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需要被关切的。

“如果要说青年写作的话，可能没有比我的学生更青年的一代写作者了，他们都是00后出生的。”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汪雨萌在学校里接触了一批年轻的写作者。他们成长于全球化时代，有各种资源与渠道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世界文学对他们来说，不再是范本类的对象。他们更可能选择模仿的是非文学，也许就是日本动漫中的文学形象。”学习写作的学生却远离了文学，她感到一种担忧。

“现在很多写作者说他们热爱卡夫卡，其实模仿的是村上春树，因为村上春树相对好学。”《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在看完青年作家调查后不禁感慨。他欣赏的是有深度、有力度的青年写作。他提到印象很深的两个被访者，其中一位提到蒲宁和纪德，她关心那些谈论最重要问题的作家，蒲宁和纪德也许不是最好的作家，但只有关注最重要问题才能为写作提供更多的潜能。另一位提到了蒙田，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一个美国汉学家。“我觉得这特别好，一个年轻写作者要有能力破壁，不只是学习现有的文学大家，而是能从文学之外吸收文学，这才能丰富现有的文学。”

此外，随着现代生活的演进，个人连接到世界的部分越来越广阔，物质和精神可以探索的疆域更开阔，但青年写作足够敞开了吗？朱婧表示怀疑：个人生活呈现出一种逐渐闭锁、谢绝访问的趋向，世界愈大是否意味着个体愈微渺？如何在个人写作中处理小与大的问题，或许也是青年写作者的某种心理自陈，折射出他们自身的困惑与焦虑。对此，张定浩认为，只有热爱世俗生活才能成为好的写作者，期望青年写作者少一些忧郁气质，多一些对日常生活的热情。

青年写作，我们过度鼓励了吗？

各大文学期刊对青年作者高度关注，各种文学奖项里也不断出现新的年轻写作者，只要出现“青年”字样，便能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这些年对青年写作者各种各样的鼓励似乎过多了，青年写作者发表作品比起他们这一代要容易许多。他担忧，青年写作者会因此遇不到障碍，难以思考、进步。他也担心自己就这样进入了原本反对的同质化过程，他期待的是更为“成熟”的青年写作。

“德海的发言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也有着同样的思虑。在他看来，对青年写作的关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包含机制的公共性要素，也有一些个人化因素。但无论如何，文学工作者对青年人的期待和支持是不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应该耐得住寂寞，不被鲜花和掌声迷惑，不被奖项和荣誉征服，而是要静静地感受和观察巨变时代的复杂性，关切社会、人心的自我倾听和召唤，把写作投入到世界的广阔舞台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谈到，一些青年写作也给他带来惊喜。“与城市相关的很多作品、很多生态开始出现，比起那些更乡村的、更乡土的文学，可能会有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没有对错，还可以产生连接，王占黑、周恺、大头马这样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在作品中诉说出这种连接。”这些变化和生态在新的写作者身上出现，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他会持续关注。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方铁看来，青年写作者无论从眼界、受教育的程度，还是对世界宽广度全面的认识来说，其实是史上最好的时期，没有一个年代的中国写作者能够像现在的青年写作者一样能够接触到那么多信息，那么丰富的生活。海量的、纷繁的物质现实世界，都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创作性，她非常期待以后能看到更多好作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黄荭谈到法国对青年作家的鼓励。“法国有很多奖会倾向于颁给年轻人或刚刚投身文学创作的人，比如最著名的龚古尔奖，一般都颁给50岁以下的作家，近些年也有几次甚至是直接颁给处女作的。”她认为，这对青年写作（或“年轻”的写作）显然是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的，年轻的作品也可以是成熟的作品，比如兰波和加缪。文学奖应该颁给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应过多权衡作家多年积累的名声和影响。在她看来，作家不分老中青，只有好与不好。

今天青年写作的“世界性”是什么？

作家默音谈到，不同语种的翻译实践、文学发展状况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世界文学的图景，由此带来的新鲜的、异质性的知识和信息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

如果说，今天的青年更容易获得世界文学的滋养，并且在“世界性”的环境和语境中成长，那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又是否能体现出该有的“世界性”？

张定浩眼里的“世界文学”有两种。一种是通俗的，类似村上春树、阿加莎克里斯的小说，不需要太高的门槛，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悲哀、沮丧、欣喜的情绪，惊奇感和探险感都可以相通。另外一种是关切重大问题的，生涩难懂，却是人类共通且抱之敬畏的核心命题。

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是目前颇受欧美文坛关注的一位青年作家，她的作品《聊天记录》语言看上去非常时髦，且有一个重要主题——戳破消费社会的真相，有一种文本对阶层冲突的敏感。这吸引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很令人惊讶，实际上反倒‘80后’、‘70后’不那么关心、不那么强调的问题，她又抓起来了，而这是一个19世纪的问题。” 世界文坛对于纯文学如何与互联网世界对话也有焦虑，鲁尼的作品既体现了她与时代接通的东西，又呈现了与小说发展史密切关系的脉络，这对于青年写作的“世界性”而言是一种启发。

“写作是马拉松事业。”在金理看来，以世界文学为镜，对照当下中国的青年写作，从出版、阅读、创作、文学生态等角度进行比较，也是为了观照自身的“长与短”，既可以窥见青年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的潜存问题，也可以对“世界文学”等概念的指涉与延伸有更多思考，以期看到更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够体现“世界性”，能够跨越国界、在全球化写作中展现中国青年的声音，与世界文学形成有效互动与共鸣。

“对于青年作家而言，显然不一定是前辈作家相同的现实处境和问题意识。现实处境和问题意识变了，写作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媒介也发生了变化，青年人面对今天的‘世界文学’的时候，如何去选择他们每个人自己的‘世界文学’，如何发明自己的写作，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何平说到。

世界万花筒之下，青年写作何去何从？也许正如黄荭所说：“只有不再自私自大地仅从自身所谓的幸福繁荣去考虑问题时，人类才可能有未来。如果中国青年作家能从自身和现实出发，深入挖掘，然后找到一个超越日常和现实的‘跳板’，就能发掘出某一类新型写作的可能性，这样的青年写作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性’。”（虞婧）

第三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与会人员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