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马伯庸的大名,更多人熟悉的是“马亲王”。这个外号的来源有各种传说,他亲口认证的说法是,互联网初到中国的年代,他加入一个网络论坛,论坛中人选择了一些奇幻头衔,比如国王、女王、骑士、法师……他去得晚,没的可选,只好挑了个看起来最没用的“亲王”。没想到这个头衔居然一直伴随至今。
马伯庸,也是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原著作者。除了开播时,他在朋友圈晒了一张与电视机屏幕的合影,此前他与剧的亲密接触,就是去探了一次班。
马伯庸曾在外企工作10年,是一个在写字楼里天天做PPT和工作报表的员工。成为全职作家后,他目前的爱好和工作,除了给儿子马小烦讲睡前故事,就是从各种历史资料的角落里找传奇故事。《长安十二时辰》如此,此前的作品《殷商玛雅征服史》《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显微镜下的大明》……也是如此。
马伯庸是一个享受型作者——自己越写越开心,兴之所至,刹不住。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就来源于知乎的一个问答。当时有人提问:如果你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会把背景放在哪里?
《刺客信条》是一个沙盘类电子游戏,主角穿梭于城市,执行刺杀任务。马伯庸很喜欢玩,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唐代长安城。“想想一个冒险者的身影,在月圆之夜的大雁塔上跃下,追捕他的火红灯笼从朱雀大街延伸到曲江池,惊起乐游原上无数的宿鸟……如果能写出来,这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想想都兴奋,于是他信手写了几千字。
写着写着,他“膨胀”了:“我试图让节奏变得更快,让故事结构更加精密复杂,让每一个角色的特质更接近现代人的认知。说白了,我希望呈现的不再是一个古装刺客冒险故事,而是一个发生在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故事,只不过它凑巧发生在古代罢了。”
写这样一部作品,最大的挑战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对那个时代历史细节的精准描摹:怎么吃饭、怎么喝茶、哪里上厕所,长安城的下水道什么走向、隔水的栏杆什么形制……为此,马伯庸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大案牍术”,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和论文,比如,为了能在书中对长安里坊有细致入微的描述,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就成了案头读物;二是去西安实地找感觉,他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碑林博物馆等地的常客。
在碑林博物馆,立着一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件国宝级文物上,汉字与叙利亚文并存,讲述了景教在唐朝的传播情况。马伯庸一眼“看中”了这块碑:“这很符合唐朝长安国际化都市的特点——另一个文化圈的东西能在这里落地生根、流行发展。”于是,他在书中专门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波斯人,也是景教徒,在与男主一道的冒险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说写完,卖出版权,马伯庸没再操心。然而,导演比较痛苦,因为书中不少描写要实现影视化,很难。比如,男主张小敬的武器手弩,在马伯庸的笔下像一把枪一样“突突突”;但真正拍起来,手弩和枪的差异显然很大。导演跟他抱怨:“你写的时候换个武器多好。”马伯庸答:“写的时候又没想拍,我得先自己写过瘾。”
马伯庸对历史的兴趣在于“希望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想象”。“有的题材是没有限制的,比如科幻,可以撒开了写,但这会让我觉得不太过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有史实的限制,在历史的缝隙翻出一些可能性,会更有挑战。”
商朝、三国、唐朝、明朝……这些朝代在马伯庸的笔下有了另外一种“或然历史”。但如果能回到过去,马伯庸希望是宋朝,理由很实在,“宋朝吃得好”。如果以宋朝为背景写书,他想多讲讲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个市民文化发达的时代。所以,说不定我们可以期待下“汴京十二时辰”。
一年前,马伯庸小说《四海鲸骑》改编成同名3D动画上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只能在嘈杂的环境中写作。最近,他发现了一个终极写稿圣地——图书馆的低幼童书自由阅览区。“找个小坐垫,靠着柱子面对书架坐下,周围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跑来跑去。一想到我可以毫不关心他们的动态,写稿效率就超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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