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陶“江南三书”：书写“不像江南”的江南

提及江南，人们脑中常会被“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烟雨濛濛”等泛滥的柔性修辞充斥，而在诗人、散文作家黑陶看来，“脂粉苏杭”其实是一种对江南以偏概全式的、粗暴的文化遮蔽。

作为一名在场者和见证者，黑陶凭借其亲历体验，从时间、空间和人三个维度勾画出他眼中那个激烈、灵异，又质朴、深情的异美江南。

他的作品《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泥与焰：南方笔记》与《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并称“江南三书”。今年3月，其散文集《泥与焰：南方笔记》斩获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一同获奖的还有贾平凹、傅菲、钟文音等作家。

7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散文作家赵荔红和黑陶一起做客五峰书院，畅谈“江南三书”中独特的江南意象与文字魅力。

三本写江南的书，写了近20年

黑陶生于陶都宜兴，是中国新散文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江南三书”——《泥与焰：南方笔记》《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和《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分别从时间、空间和人物三个不同维度，构筑了江南独特的轮廓魅力，令读者看到了一个深广、激烈、厚重的江南。

《泥与焰：南方笔记》是由99篇文章构成的一部关于故乡江南的散文集。黑陶诗意地记叙了1980年代以来江南发生的剧烈变迁，是对江南时间维度的书写。而在《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中，他凭借历时数年、行程数千里在江南大地的行走经历，书写了大约50座江南乡镇，包括石门湾、千岛湖镇、灵溪、梅山、天堂寨镇、浙源、屺亭、淹城等，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五省。

在写作对象的选择上，他自觉避开了那些为世人熟知、已然丧失内里的江南旅游热点地，而将目光投向广大的“被遮蔽的江南”。他的江南与其说是用笔墨书写的，还不如说是用双脚丈量出的，这是他对江南空间维度的书写。

《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则是一本试图反映江南民间音乐家阿炳真实面貌的“口述历史”作品。作品以一种近乎“文化抢救”的方式，与16位亲眼见证过阿炳生活的知情者、平均年龄高达80余岁的老人进行对话。

受访者中，有阿炳抚养过的非嫡亲孙女钟球娣，有阿炳的邻居许忆和，有当年洞虚宫内常替阿炳买酒读报的道士华寅生，有与阿炳有着深厚交情的锡剧前辈艺人邹鹏……通过受访者们血肉丰满的感性回忆，摹绘出一幅逼近于真实的、在社会和人世的黑暗低处长久挣扎的盲人音乐家肖像。

“这三本写江南的书，我写了近20年。”黑陶说，“一个人一生要书写的书籍可能早就藏在那里，等待着你，看你有多大能量去挖掘出来，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火焰和海洋是他的江南元素

在黄德海看来，黑陶笔下的江南不像以往文学中的“江南”。江南常给人的印象是悠闲从容的，而黑陶的江南却显示出某种激烈的紧张感。

“我觉得这是由他的散文语言决定的。第一，他注意‘炼’字，因此字跟字之间、句子跟句子之间跨度非常大，形成了语言的紧凑性。第二，黑陶没有借助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江南小镇的悠闲状态，而是有时写土地、乡村，有时也写城市，这两端都不太像我们想象中小镇的江南。”

黄德海说：“因此，这里的江南是汉语言文化的江南，不是柔弱的文人式江南，是行走的江南，沾有血气的江南。黑陶的文字丰富了我们对江南的想象。”

黑陶认为，对写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用自己的眼睛和内心去发现个体的独特感受。“之前一讲到江南，肯定就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是中国人的集体乡愁，而我感受到的，并不是这样。”

黑陶的老家在江苏宜兴丁蜀镇，父亲是一名烧陶工人，母亲是农民，出生的地方与烧制陶器的窑厂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因此，当黑陶从母亲腹中呱呱坠地时，感受到第一个强烈的江南元素就是火焰。

“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他的童年、故乡都是永远不竭的能量提供场。”黑陶说，“我生活的南方小镇，充满了火焰，充满了陶器闪烁的光亮，在儿时的我看来，那是一个少年的南方乡土迷宫，在这个迷宫当中，我获得了某种宿命的成长。”

“第二个江南元素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忽略的，就是大海的元素。”长大之后黑陶继续向南行走，逐渐勾勒出个人心目中的江南版图。北以长江为界，南到江西和广东交界的大庾岭，西到江汉上游，东部面向茫茫的太平洋。

东部这片巨大的水域在人们惯常的江南印象中是缺失的，但对黑陶来说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在老家，一到夏天台风就吹过来，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海风中携带的水汽。所以，火焰和海洋是我个人感受的江南元素，也许这个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整个文字。”

在黑陶看来，江南文化的特点也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某些核心特征。火焰和海洋，分别代表了火和水两种元素，从局部上来讲是柔弱且微不足道的，但当它们聚合成一个大的集体时，就能产生某种摧毁性的洪荒蛮力。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它宽容示柔，但其实质，却深具消化、改造一切的力量。

黄德海认为，一个带有海洋元素的江南其实已经是一个新的江南概念。古时由于多雨、河网地带等自然条件，骑兵作战为难，这种具有保护性的地域特征造就了江南文化的相对稳定。而随着交通、通讯等信息交流扩大化，必然导致人们对地域的认识发生变化。

“谈到海洋的时候，已经是我们时代的江南，而不是古老的江南、士大夫的江南，这里面必然存在一些非常尖锐的现实因素，让人们重新去寻觅文化的根源。”

他的江南更多呈现生命的父性

“一般的江南是母性的，但在我这里，江南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生命的父性。”黑陶说，“就我而言，江南是一个巨大、温暖的父性容器，它宽容地沉默着，让我任性地在其中行走和书写。”

何言宏认为，黑陶对江南的书写像是一个赤子对父亲的表达。“当他在表达父亲的时候，主体是内敛的、沉静的，像是黑暗中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盯着一点点细节，以及广大的田野。”

黄德海认为，父性江南的概念很值得揣摩和品位，它不是单纯的雄性或阳性，而是一种更包容的父性。

他说：“江南的火焰不是摧毁性的，它是为了烧陶，这就把摧毁的力量变成了生产的力量，等于是散发着荷尔蒙的青春期的雄性变成了父性。因此，火变成了人类手掌心里的火焰，而不是四处蔓延的火焰。”

赵荔红对于“父性江南”这个定位也深以为然：“水与火都是生长性的。水是包容性的，也有坚韧的东西。火能够摧毁，也能够锻造，这些都体现了父性江南的特征。江南其实具有很强的坚韧性。”

“比如我们知道的苏州，最有力量的反而是很柔弱的文化。它看上去很柔弱，但是它呈现出精神的力量。对文化的守护，对传统的爱护，这方面很多江南人都做得特别好。”

他笔下散文的疆域接近于无限

赵荔红谈到自己第一次阅读散文集《泥与焰：南方笔记》时，只有惊艳两个字能准确形容自己的感受，这种惊艳不仅体现在写作手法的多样性，还有诗人散文家对虚构性的独到把握、文学语言的特殊性等诸多层面。

在黑陶的理解中，散文包含着除韵文之外的一切汉语文章，因此，散文的疆域接近于无限。在《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这本书中，他大量使用了传奇、新闻、诗的断片、公共语言抄录、书信、故事、日记、访谈、科学笔记、蒙太奇、年谱等手法。

“为什么每一篇我都尽量用不同的写法？”黑陶说，“如果50篇写50个乡镇都是用相同的手法写，未必太单调了。”

黑陶曾经写过江浙皖交界处的一个乡镇，“这个镇在过去一度是很繁华的，现在已经非常破败。我在那个乡镇乱走，发现在它的街头公共空间，有很多文字说明，有的是镇团委的年度工作重点，有的是房产拍卖公告，有的是苗木供应表，有的是小店里面各种酒的价格，有的是茶馆转让信息，有的是迁坟通告等等。我觉得写这个镇，不用自己主观写一个字，当你把这些公共语言集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乡镇的某种本质面貌，也就得到了传达。”

赵荔红认为黑陶一直在尝试构建一种异于常人的表达，他对汉语充满了宗教般的敬惜。在黑陶看来，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公共性的，一种是个人性的，公共性的语言可以从日常的文件、通知或新闻中得到，但它没有个性，看不到语言背后的写作者，而“在文学创造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语言的个人性”。

黄德海指出，散文语言的个性化和散文对语言的吸收问题，不仅是一个当代问题，在文学中发生过很多次的争论，比如传统语言、禅宗语言能不能进入文章，俗语、方言、外来语能不能进入文章。语言的纯洁性与包容性看起来矛盾，其实内核是一致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把这些语言融入，形成个人性，就是一个人语言所能达到的程度。

至于散文的虚构性，黄德海认为，任何用语言写出来的东西都属于虚构，凡是被思考的东西都是虚构，即是散文，核心点还是“无中生有”的。

“好的散文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好的小说，一首好诗也是无中生有的，最有意义的就是无中生有的这部分。”黄德海说，“也就是这个意义上，文字才有了一点点跟不朽竞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