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更有行动主体性的内宇宙

2019年7月24—25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云南省文联、作协承办的“中国·东盟文学论坛”在春城昆明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0个国家的19位作家与30位中国作家应邀参加论坛。泰国作家维拉蓬·尼迪普拉帕在开幕式上代表东盟十国作家致辞，她以自己家族所经历的真实故事，表达了对祖国深挚的爱和眷恋之情。中国作家刘醒龙、新加坡作家郭永秀、马来西亚作家马利姆·格萨里、老挝作家卡布吉奥·塔玛冯分别作主旨演讲。

为期两天的研讨，中外作家们在文学新丝路的主题论坛下，围绕“我的文学之路——从一部作品谈起”和“心灵·命运·未来”两个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

“文学新丝路”怎么走？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文学新丝路怎么走？这是两天的论坛交流中作家们最先关注的话题。越南作家苏润伟期待有更多越南作家的作品能翻译到中国，能有更多中国读者成为越南文学的知音。他认为中国文学在越南很受欢迎，尤其是网络文学，影响了无数越南年轻人。“越南文学的历史受到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但由于历史的不寻常的问题，这两个接近的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一度中断。而我们都明白，作家之间的关系，文学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代表性文学作品的互译有重大意义。”

文莱作家张银启谈及在文莱，华文园地有限、写作者趋于老龄化，他同样提议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能否多一些文化之间的互访互译、互相对话，也期待中国能多发挥一些作用，以培育更多华文读者，吸纳更多年轻写作者。

印度尼西亚作家梅迪·洛基托也认为，丝绸之路文学的理想模式是各国之间的信息共享，相互支持。我们必须在文学方面开展更多的行动，比如启动翻译和出版项目，创建信息中心等等，让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共同迎接命运，挑战未来。“现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MSR）概念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首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这一概念旨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在文化、贸易和旅游方面的海上合作。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MSR能够连接亚洲大陆的各个部分，从中国到中亚、南亚，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梅迪·洛基托说，OBOR指的是一带一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中提出。在印度尼西亚语中，“OBOR”这个词代表火炬，它是照亮黑暗的光。

“独行走得快，结伴走得远。”——老挝作家卡布吉奥·塔玛冯借一句非洲谚语道出心声：过去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或害怕任何障碍。作家也是探险家，人不能选择出生的地方，但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丝绸之路吸引旅行者的地方不仅在于贸易往来，而且包括沿线国家城市的思想文化碰撞，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播下合作的种子，为中国和东盟人民谋求更大的幸福。

现代化城市，作家内心更重要

对话交流中，有一个词也常常成为作家的焦虑：现代化。我们充分领受了现代化的便捷和高效，但是以文字为业的人又必须时刻警惕。

中国作家阎安认为，今天这个时代是被城市化、深度的工业化所影响的时代，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生命体验、生活方式、存在感和意义感，都被现代化改变了。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风景可能都是技术的产物。“一只井底之蛙都难逃工业化的影响。”所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成了命运的共同体。而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关系更是这个共同体最凝心聚力的构成，共同拥有特殊痛感的现代化经验和民族记忆、历史发展进程，包含着特殊命运的认知。而作家，就是要对世界做出解释的那种人，我们的文学，首先要有回应时代的能力。

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内心。由此，中国作家葛水平将文学视作她的命运，是她安放灵魂的地方。两位儿童文学作家，柬埔寨的陈秀吟和中国的陆梅，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写作和阅读时一回事，我们在写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们也在阅读中学会和自己相处。作家写作，选择哪一种文体不重要，重要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内心深处，需要积存大的东西。

出生长大在云南保山、读书工作在上海的中国作家甫跃辉由对比强烈的两座城市谈起，认为文学没有边缘和中心，如何听从自己的内心，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呈现、质疑，这正是众多写作者的“命运”。

来自中国云南的作家胡性能从他的边地写作谈起，援引一个概念：心灵现实主义。他认为，南北方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性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文风气质。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是向外的，那么有没有一种现实主义是向内的？即作家关注的不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现实在人物心灵上的投影。

马来西亚作家吕育陶虽然坦承人工智能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但是他仍然坚信：在人类内心的丛林里，深埋着人性这最独特的矿物，生长出每一棵人工无法仿制的乔木，风格自我的巨石。担负创作使命的作家，无论走的是哪一条命运的歧路，都应当找回孩童的目光，以一个“身在此山”的异乡人身份，探索不息。

如何在“我”里看到“我们”？

虽然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内心，但是从多语系的国族文化资源来看，“我”的命运里有“我们”的命运。新加坡作家周德成借先秦儒家诗学“兴观群怨”说，认为无论众我抑或是宇宙自然变化，都和个体生命的关系密切，无论是大宇宙与个人小宇宙的共鸣关系，还是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和复杂对话，这个“众我”也包含了时间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资源，民族记忆和祖辈血脉。这些，都是他思考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作家朝向未来最好的方式。

中国作家刘醒龙说起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里一个细节：一群苏联女兵被囚禁在纳粹战俘营里，在不见天日的屋子里待了很久，有天遇到大风刮破了天窗一个洞，女兵们搭起人梯，最上面的小个子女兵探出头后只顾哭泣，她从窟窿里看到了房顶上长着的一朵小花……这个细节曾令当时尚读高中的女儿热泪盈眶。“所以，我特别开心地看到女儿的青春中有着不一样的感动，就像苏联女兵看到那朵小花，而女儿看到了那些因为小花而产生的欣喜。人类还是从来的人类，战争还是那场战争，比如这个故事，我们这些阅读者，是二战中苏联女兵的未来，而孩子又是我们的未来，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未来，如此构成也是一种命运。”

中国作家肖江虹认为，其实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说白了，就是写人的困境，作家用笔讲述人类在时代里面的困境。一个好作家，就应该发现困境、讲述困境。然后，你要在一团漆黑里划亮那根火柴，这也是行走的意义，人类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这一点，在范稳、张燕玲、金仁顺、付秀莹、钟求是、马小淘等中国作家的发言里成为共识，几位作家从具体作品谈开去，回望了各自的文学路，同时也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一个好作家，无论写什么，怎么写，他都应该有能力发明生活，发现生活，有能力惊醒生命的生机，感受时间里的命运。

未来已来，寻找文学可能的出口

两天的交流和讨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作家们充分表达了议题下的写作观、多彩多元的文学世界，思想、理论、方法在碰撞中融通，在对话中启发和打开，也在共同的困境里寻找可能的出口。一些关键词被庄重地提出来对话和审视，比如文学的边缘和中心、少数和多数、北方和南方、地域性和世界性、现代化和恒定性等等。

恰如来自中国云南的作家张庆国所言，文学写作离不开地方性和世界性这两个问题，每个作家都处在世界的一端写作，所写内容涉及的也是某个局部和地区，但是所有作家的写作都是通向全人类的心灵的，作家都必然要具备世界性的眼光和世界性的思考。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作家一样如此，如能做到这一点，即便身处边远，他的创作也会成为伟大的作品在世界流传。

同样来自云南的中国作家存文学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要生机勃勃，要有色彩，甚至要“拖泥带水”——把你这块土地上的血脉和泥土气息带出来。文学当然可以有各种流派，但是文学不必分少数派和多数派。

来自中国北京的作家李云雷谈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剧烈变化，提请作家们不要因为发展太快而看不清自己。中国的飞速发展，再叠加上世界的飞速发展，种种变化都在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作家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一些新出现的现象和经验如何把握和理解，如何不断打破旧的“自我”，重构新的“自我”，形成新的艺术作品，他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这种未来之谜。这也是此次文学论坛中外作家们达成的共识。

作家们期待在全新的现实世界里，重新建构起一个更有行动主体性的内宇宙，增进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互学互鉴。心灵指向未来，未来意寓时间、希望和一切的可能性，而人在命运面前如何自处、又如何和命运相处，以及一个人、一个时代和他自己以及这个时代命运般的友情，也正是文学所要着力的。文学的高贵，也即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生命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