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所有的书写，核心是上海

贝拉（本名沈镭），迄今已出版《魔咒钢琴》《九一一生死婚礼》《爱情神秘园》《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等十余部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其中《魔咒钢琴》与《幸存者之歌》英文版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夫妇翻译出版。

《幸存者之歌》所讲述的，是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八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好莱坞传奇制片人迈克·麦德沃的父母，二战期间避难上海，从相识到相恋、相守；也是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有在沪犹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也有上海早期电信发展的艰难曲折，更有上海这座城于苦难中向另一个民族张开的温暖怀抱。

浪漫主义旅加作家贝拉，耗时五年，用生命和灵魂书写这部幸存者的回忆录。当聊起她共计10部以“犹太人在上海”为主题的系列长篇写作计划时，这位离乡30载的女作家深情地说：“我所有的书写，核心是上海。”

“第二部就应该是大卫和朵拉的故事了”

读书周刊：《幸存者之歌》的男主人公犹太青年大卫和女主人公犹太姑娘朵拉，其原型是八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好莱坞传奇制片人迈克·麦德沃的父母，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

贝拉：说起来真是有缘。2011年，上影集团计划将我的小说《魔咒钢琴》拍成电影，这部小说是我的第一部以“犹太人在上海”为题材的小说，经有关领导介绍认识了迈克·麦德沃。

迈克是犹太人，他读了《魔咒钢琴》英文版，非常喜欢，爽快地答应出任制片人，之后他还安排《钢琴师》的编剧罗纳德·哈伍德来写剧本。罗纳德的剧本写得非常棒，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还听说有人问这位英国爵士：你先后写了两部关于二战、关于犹太钢琴家的剧本，更喜欢哪部？罗纳德回答：都是自己的孩子，不会偏爱谁，尽管《钢琴师》让自己问鼎奥斯卡最佳剧本奖。这是题外话。

交往中我进一步了解到，迈克之所以那么爽快答应，还有一个原因：他1941年就出生在上海，直到6岁才离开，而我是上海作家，写的犹太钢琴家的故事又与上海相关。迈克开始给我讲他父母亲在上海的故事，讲他们如何在上世纪30年代从俄罗斯逃到上海，讲他的父亲大卫如何从一个衣食无着的青年成长为当年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高管，以及在日本入侵上海后的种种变故。

迈克对我说，他很感谢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在二战时期，在全世界几乎都对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在她自己也深陷苦难的时候，张开温暖怀抱，庇护了他们全家。好几次，他重返上海，也来我家做客；应他之邀，我前后两次去他位于洛杉矶比华利山庄的寓所拜访，他把90多岁的母亲朵拉搀扶出来见我，那时大卫已经去世多年。

就是从那时起，我觉得我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第二部，就应该是大卫和朵拉的故事了。

相册里是他父亲在上海的相关资料影印件

读书周刊：大卫和朵拉在上海的20多年，上海变局甚多；从他们1948年离开上海到现在，又隔了70年之久，您是如何去打捞这段尘封往事的？

贝拉：很不容易的。即使是迈克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带着父母回到上海，他们也只知道以前的家在四马路附近（即今天的福州路），却找不到具体方位。上海的变化太大了。

但再难的事，也只怕有心人。2012年6月，迈克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我陪他走红毯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找到他们在上海的两处故居了。迈克当场老泪纵横，以致后来秦怡给他颁发杰出贡献奖时，他撇开电影话题而在镜头前动情地说，“此刻我站在上海的人群里，我知道我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但我仿佛看到了他。”

仪式一结束，迈克就拉着我追问，我就向他剧透明天我们会把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他——一本名为《上海的记忆》相册，里面是我们找到的所有他父亲在上海的相关资料的影印件。是的，我们从历史档案里找到了当年大卫作为美商电话公司职员所留下的文件、求职照片，甚至包括一封手写的要求加薪的报告。

一部直抵人心的小说，可以被更多人阅读

读书周刊：既然有亲历者朵拉的讲述，有大卫留下的遗物，还有从档案中翻检出的历史，您为什么没有选择非虚构写作，而使用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

贝拉：迈克能给到我的资料其实很有限，包括他父母结婚照在内，不过就是十来张老照片。他只在上海生活了6年，对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能留下的记忆也不多。我从档案中查到的资料也就10页左右。这些都不足以支撑一部非虚构作品。

此外，大卫和朵拉是彼此的初恋，这样的感情纯粹、令人羡慕，但就创作来说，显然是单薄的，缺乏起伏、离别、伤感，甚至缺乏干扰，总之，缺乏情感张力。采用小说的形式，我可以不受束缚，从人性出发、根据情节推进的需要来添加辅助人物，比如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姚慧君，虽然是虚构的，但因为有了她，大卫和朵拉的感情线变得丰富了。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野心，我想借助这个真实的、感人的爱情故事，来反映一段跌宕的历史、一座饱经沧桑而又温情慈悲的城市、两个在困境中实现生命交叠交融的民族。出于这个目的，对于我这样一位偏浪漫主义的书写者来说，小说较之非虚构更为柔软，我也更得心应手。

这些年来，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渐渐为人们所知，但围绕这段历史，不管文字还是影像，多为纪实类作品，传播毕竟没有文学作品广泛。我希望一部直抵人心的小说，可以被更多人阅读，可以打动更多人。

写作会是更有效的传播这段历史的方式

读书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在上海的犹太人这个群体的命运的？

贝拉：我从2005年开启“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写作规划，第一部小说《魔咒钢琴》完成于2006年，《幸存者之歌》是第二部，明年还会推出第三部，书名叫《遥望金色圣殿》，已经写完了，是以我外公与母亲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很多人都以为泰坦尼克号沉没是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海难事故，其实应该是发生在1948年12月3日的“江亚轮”爆炸沉没事件，罹难人数达3000多人，是泰坦尼克号遇难人数的两倍。当时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起航去宁波，大部分乘客都是想在冬至前返乡祭祖的宁波人。我外公就是这场海难的幸存者，他还救了一位犹太小男孩……

我从小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外公跟我讲过这个故事，而且，外公早年的家就在当年犹太人聚居的区域，那里留下了不少他们的生活痕迹。所以，我对在上海犹太人的了解，是从很早就开始的。

在海外几十年，我在世界各地也都交到了许多犹太朋友，我可能是中国作家中最了解犹太人的，这种了解，不是停留在生活习惯等表面的东西上，而是深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内心。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也是我的译者，他翻译的《魔咒钢琴》英文版出版后，很多犹太朋友跟我说，这本书就像是犹太人自己写的，里面对他们的描述非常精准。我知道很多犹太人的习俗，譬如衣服某一个纽扣是用好几枚金币做的，外面包上几层布，我知道他们会在家里藏现金与黄金，因为他们心里有份至今都无法抹去的不安全感，我能理解他们。

读书周刊：您的这些犹太朋友都知道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吗？

贝拉：我刚到多伦多那会儿，有个开皮草店的欧洲裔犹太老人，听说我来自上海，就跷起大拇指，说上海很了不起，帮助了很多我们犹太人。但是，欧美人甚至包括犹太人本身，大部分并不知道还有这段历史，年轻一代尤其如此。随着二战时期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渐渐离世，他们的孩子譬如迈克都已七八十岁了，以文学的形式来传播这段历史变得更紧迫了。2016、2017年，以色列“钢琴王子”亚龙来上海举办钢琴演奏会，均邀请我当嘉宾表演钢琴版的《梁祝》。演奏会结束后，我就送给他英文版《魔咒钢琴》，告诉他上海那段历史。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在听一个传奇故事。

写作会是更有效的传播这段历史的方式。我逢人就送书，甚至在加拿大家里办聚会时，也把书作为礼物送给外国客人。这不是为了推销我的书，而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上海这座城市。

我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不会止于三部，写完《魔咒钢琴》后的2006年到2016年这十年间，我没有出版任何作品，而是沉下心来把所有精力放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寻访中，记载了百万字的笔记，并列出了十部长篇的主题、人物、提纲与内容，布局了每一部书的侧重点，决不重复。其中包含一部童话，献给当年像迈克一样滞留上海的犹太孩子。

有了大量的史料与笔记，整个历史画面就呈现在我的脑子里，很多细节都在画面上跃动，我很有信心，这些作品能被世界所接纳，因为爱与信仰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文学命题。葛浩文答应翻译所有这个系列的作品。当年他来上海时，我曾第一时间带他去看西摩会堂，让他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他这位犹太人也被震撼到了。

荒凉和豪迈，让爱国爱家的种子埋得很深

读书周刊：美商电话公司是上演《幸存者之歌》的舞台之一，这家公司是真实存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信事业发展的源头之一。您为什么要在一个展现信仰之美、人性之美的感人故事之外，再埋设电话公司这条线？

贝拉：作为近代史上的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开放城市，是中国工业文明和外来文化的起点和窗口。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上海开放、包容，近100多年来吸收、容纳和汇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资金和人才。我想从通信这一个侧面来展现上海基因里带有的那种先进性。

此外，小说通过上海早期电信从业者和地下党保护电讯设备的事迹，歌颂了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共和国的诞生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出生入死和机智勇敢，他们的苦难悲伤，同样构成小说的动人情节。

小说中有个人物叫郁志坚，是有历史原型的，叫郁秉坚，是位留美、留德的电信工程师。他1933年起任上海电话局总工程师，在任期间积极倡议和参与收回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在南市、闸北、龙华、浦东等地区的越界电话，完成了南市、闸北自动电话的联网开通工程。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郁秉坚率领部分电信人员接受交通部留守上海的任务，建立起上海与国际、上海与后方的公众及新闻通信渠道，并领导交通部留沪机构与迁至重庆的交通部通报的秘密电台。日伪先后两次逮捕他，追查交通部留沪通信器材、秘密电台等，并诱以高级伪职，他都不为所动、沉着应对，继续开展地下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因此，《幸存者之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向上海电信业的前辈、科技报国的专家们的致敬。作为一个上海人，我为上海自豪，我所有的书写，核心都会是上海，因为它是我的故乡，黄浦江是我的母亲河。

读书周刊：离开故土后再望向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不同感受？

贝拉：爱得更深更炽烈了。我20岁出头离开上海，在海外呆了很多年。有朋友说我一直在寻找世界的路上，其实我的浪迹天涯始于我的童年。我父亲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他积极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于是去了铁道兵部队，随部队辗转于各种高寒险阻的地方。每年暑假，我跟着妈妈坐好多天的火车去和爸爸团聚。尽管当时一路上看到的多是贫瘠，但大江大河、高山荒漠的苍凉，爸爸和他的战友们在夕阳下拉着手风琴唱歌的豪迈，会在一个孩子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让爱国爱家的情感种子埋得很深很深。

我们那时候出国，条件艰苦，一路打拼，现在很多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家里条件都不错，但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丢失奋斗的精神。从《幸存者之歌》中，你可以看到大卫这样一个犹太青年，在战乱之中，以不屈不挠的信念，在异国他乡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今天上海的环境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相信新时代年轻一代的奋斗，一定可以缔造更美的传奇。

书摘

1937年11月，秋色已浓，寒意袭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临近月底，上海郊外寒风凛冽。此刻在国际电台的院子里，慌慌张张的员工们正在低头拆装设备，然后，放进一个个纸箱里，往十几辆军用卡车上装。

这是一幢高高的塔形建筑楼，周围竖着各种各样的天线，门牌上赫然写着“上海国际电台”六个黑体大字，塔台上悬挂着国民政府的旗帜。

“各位，请再提下速度，日军的轰炸机很快要来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电信局局长郁志坚亲自到现场督察。这是一位非常儒雅的绅士，眉眼透出智慧之光，嘴角泛着一丝刚毅。上海国际电台是郁志坚一手设计和建造起来的，承担着大上海口岸与全世界的商务联络，以及航行在各大海洋里的船舶通讯。与郁志坚一起到现场监督拆装设备的还有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鲍德总经理和麦尔斯总工程师。当初建台的时候，国际电台的设备通过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提供，是鲍德和麦尔斯亲手抱着各种设备机件，如同助产师抱着初生啼哭的婴儿，轻轻地把它们一个个放到澡盆里。现在要拆除设备，相当于把澡盆里的婴儿再一个个抱出来，小心翼翼地包裹好。他们当然需要全程看护好，不能有一点闪失。

就在汽车刚刚装好准备启动时，天空出现了日军的飞机。飞机似乎早已设定好轰炸目标，直接飞到塔台的上空，毫不犹豫地扔下炸弹。炸弹将塔台的天线拦腰炸断，接着又以超低空飞行的架势，试图对准地面的车队扫射……

郁志坚眼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被日军飞机炸毁，跪地大哭。

麦尔斯对着日军的飞机用中国话大骂：“狗娘养的！”鲍德急中生智，从自己的福特汽车里拿出一面美国星条旗放到院子里的广场上，朝日军的飞机张开双手，大声地喊着：“我们是美国人！这是美国的财产！！”

日军的飞机在天空盘旋了一圈，似乎有意嘲弄鲍德，俯冲下来，朝美国星条旗扫射。鲍德看见那个日军飞行员肆无忌惮地狞笑着，就像一个醉汉当街撒尿一样，不知羞耻地扬长而去！

鲍德对郁志坚说：“郁，你的车队出不了上海，就会被炸得粉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留设备，那就是把它们——”鲍德指着十几辆卡车，“拉到公共租界，暂存于我们美商公司的仓库。等日本人完蛋那天，我如数交还！”

郁志坚担心这些大型大功率的发射和接收设备，不像小型的无线发报机，可以藏起来不被发现。他看着十几辆卡车，急吼吼地问：“这怎么藏？藏哪？”

麦尔斯眨眨眼睛，狡黠地说道：“签个转让合同吧，日本人查问的时候，就说是我们回购了你们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