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一个坚定不移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拥有最多读者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在美国，他的著作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在中国，《王氏之死》也引起阅读热潮。

考虑到史景迁一直在写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这一成绩就更为醒目。“史景迁”这个名字是他年轻时由老师房兆楹所起，有“敬仰写《史记》的司马迁”的含义。与司马迁相似，史景迁的吸引力来自于他讲故事的能力。谈及史景迁的作品，他晓畅优美的文笔一直为人称道，被同行誉为“通过爬梳过档案与史籍，经过巧手缝缀成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如今这些著作已经被译介为中文一一出版，汇聚成十二册的“史景迁作品集”。

8月15日，上海书展期间，史景迁中文作品的两位主编郑培凯、鄢秀，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来到光的空间，一起谈他们认识的“史景迁”。

讲故事，但注重历史的真实

很多读者第一次被史景迁吸引，是源于他故事讲得好。1974年《康熙》出版，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副标题叫“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在书中史景迁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透过康熙之口，展现这位帝王的喜怒哀乐。

随后，1978年，他的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极致发挥。史景迁把目光从清朝的皇帝转向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写了一位妇人王氏不堪重负、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在丈夫手下的经历。这是史景迁本人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在书中他所用的材料来自山东剡城的地方志、地方官吏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并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互鉴见，甚至剪裁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用以虚构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

因为这些大胆的写法，史学界有人质疑史景迁写的是小说而非历史。郑培凯不同意这种说法，“史景迁写很多东西，涉猎非常广，可是他最基础的东西却是从档案出发的，是很扎实的。”

作为史景迁收的第一位博士生，郑培凯对史景迁的写作十分了解。史景迁曾跟随房兆楹读书，国学功底扎实，由于房兆楹的影响，1960年代史景迁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得以去台湾故宫博物院看档案，是最早进入故宫查档案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来写《曹寅与康熙》，所写内容均有出处。

“他写书的时候很有趣，写作前经常会写一个计划，但写作中，有时候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人，就会专门为其开辟一个书房。” 郑培凯印象中，史景迁是非常重视档案的，体现在写作中，就是他会为自己的每一本书开辟一个书房，在其中堆满相关资料。最多的时候，史景迁会同时开辟3个书房，“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的时候到那个书房。”比如《康熙》之后写《王氏之死》，所用到的材料完全不同，史景迁就把《王氏之死》的相关材料堆在另一个书房中，等到《康熙写完》，换到《王氏之死》的书房中全力写作。

姚大力也赞同这一点，在他看来，虽然史景迁的名字有“景仰司马迁”的含义，但他与司马迁最大的不同，就是史景迁更为注重真实。按照美国学者的看法，在写作《史记》时司马迁会不由自主地失去对笔的控制，而放任故事本身的打动力，去干扰甚至冲击历史学的标准。但史景迁从不会让自己表达动摇历史的真实性，“他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而且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为了营造更深入的感染力，他甚至力图使自己的书面表达逼近艺术的手法，可是史景迁又认为‘文史相通’的‘文’不能包括小说。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只能在不违背史料所提供全部信息的受控的范围内，才能予以呈现。这可能会缺少很多细节，对于想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就构成一个高难度的挑战，但史景迁就喜欢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通过细节去把握并呈现他所理解的世界

在姚大力看来，能把历史转变为生动的故事来讲述绝非易事，稍微偏离就会落入庸俗，但史景迁不会。这首先源于他对历史的高度敏感，“高度重视通过细节去把握并且呈现他所理解的世界。”

在《王氏之死》中，这一点呈现尤其明显。《王氏之死》展示了清初郯城县乡村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场景，几乎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境遇，展示了“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图画，史景迁通过细节描述，写出了一个破败得不像样子的、人人有很深刻的危机感的底层社会。

“当我们写穷人，会想到衣不蔽体、穷困潦倒等一大堆词语，但细节呢？没有。而史景迁能够用很生动的细节去表现，所以他说自己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姚大力认为这是史景迁尝试的可贵之处。

作为史景迁的学生，郑培凯认为史景迁写的书一般人也喜欢读，有一个原因是他心目中的一部分读者，是他的学生。在耶鲁教书时，史景迁也为大学本科学生开通识课，《王氏之死》一开始就来源于他的这门课程，他准备了许多史料，从演讲中看学生的反应，从而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随着课一堂堂进行，他本人也越讲越有条理，知道的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一本书，“他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让郑培凯印象深刻的是，他上史景迁的课时，一堂课大概有60多个学生，到10年后他回去，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700多个，史景迁告诉他，“最烦恼的是找不到助教，要20个助教改卷子。”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美国大学教历史，史景迁最低期望是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说，也许学生读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

“但是这其实不是他自己最期望听见的读者反映，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他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的兴趣。”姚大力认为，就这个意义而言，史景迁似乎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能够顺利地到达病变的部位。“这当然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想法。”

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史景迁写作超过半个世纪，他始终在坚持讲故事。回望这半个多世纪，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转变，老式汉学传统被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潮流所取代，1980年代到1990年代，社会思想史潮流兴起，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妇女以及性别研究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西方研究的领域。但到了新世纪，又有人提出走出理论的迷宫，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

“就在这个时候，学者们转过身来发现，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这样做，就是史景迁。”姚大力说，早在那之前，史景迁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掉。尽管偶尔也会遇到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那样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但大多数盛行理论，都在与我们邂逅之后就黯然离去了，“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