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頴：在不可告人的乡愁里找回故乡

乡愁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来自台湾的作家在乡愁上也不乏有力的书写。林俊頴正是其中之一。出生于台湾彰化县的林俊頴，专职从事写作近20年，出版多部小说与散文作品，曾获台湾文学金典奖、金鼎奖。

近期，他的长篇小说《我不可告人的乡愁》和散文集《盛夏的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林俊頴应2019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之邀请，与上海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8月17日晚，林俊頴作客上海作家书店，与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教授吴雅凌，以“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走”为题，就林俊頴的两本新书展开了讨论。

不可告人的乡愁，源于已然失去的故乡

活动开始，林俊頴首先翻开《我不可告人的乡愁》一书，用闽南语为现场读者朗读了书中片段。尽管很多读者并不能听懂，但书中的氛围还是传达到了他们心中。对林俊頴而言，虽然书写与口语并不完全相通，为方言找寻合适的汉字的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但他决定给自己一个挑战。幸运的是写小说不是做语言研究，他认为小说家有自己的特权，可以靠直觉，甚至是美感上的考虑，来挑选合适的汉字。他相信自己的母语是一种非常典雅的语言，举了一些母语中打动自己的例子，它们都被他用在了写作之中。

用母语写作是表达乡愁的最佳方式，因而话题也自然地落在了林俊頴的乡愁上，并解释了他的乡愁为何“不可告人”。他10岁之前出生成长在台湾中部彰化的一个很小的乡镇，祖父一辈非常贫穷，家里甚至没有一块可供耕作的田，因此只好走出家乡，寻找外面的发展机会。所以林俊頴很小就离开了故乡，等到二三十年后，他甚至不愿意回去，因为他曾住了10年的祖父母的家早就不在了。“虽然全台有368个乡镇市区，可是现代化的过程很可怕，每个乡镇都是相似的，都有一条主街，有同样的饮料贩卖机、服装店、眼镜行、便利商店……”林俊頴感叹道，“在这样的心情下，尤其写祖父母的一辈的故事，自然会带着自我嘲讽、自我消遣的意味。如果真是不可告人的，又何必写呢？”

“盛夏”在林俊頴的作品中也是一个常见的意象，无论是《盛夏的事》，还是他的2018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获奖作《猛暑》，都是围绕着夏季而展开的。对此林俊頴解释说，被北回归线穿过的台湾夏季漫长而炎热，而冬天很短暂。因此当他回忆童年在故乡的时光时，记忆中都是夏天的印象。“太阳非常亮，还有蝉鸣、树影，祖母在院子里的大树下绣花，完全记得就是这些东西。尤其到了下午四五点，家里有一面墙都铺满了阳光，好像现在皮肤上都还有那个感觉。”所以在为《盛夏的事》起名时，他就想到了对家乡“永远的夏天”这个印象。

而做希腊神话研究的吴雅凌则谈到了一个关于乡愁的神话原型。它出自荷马史诗，讲的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刻在丈夫战死后流亡异乡的故事，波德莱尔也曾在笔下提起过这个故事。“波德莱尔在1850年前后经历了巴黎的现代化转变，印象中的老巴黎不见了。卢浮宫前的老街区被拆掉了，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很干净平整的广场。波德莱尔借用乡愁，在现代的城市里怀念已经不在的旧景。这是现代文学里面一个乡愁的开端。”吴雅凌说。

借助写作，给家乡一个重生的机会

林俊頴的作品里有小说也有散文，在他看来，小说比散文更有意思，因为创作者有虚构的特权。“比如写乡愁，我写的祖父母一代，尤其从我祖母那听到她讲娘家亲人的故事，虽然是平平淡淡的东西，可是因为是写小说，就可以很大胆地用自己的想象，用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了解，额外地创造很多东西。神奇的是，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后来追查，居然都被我写中了，这是难以解释的、比较神秘的地方。”林俊頴说。

在小说《我不可告人的乡愁》中，林俊頴采用平行交叉的方式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现代的“我”的故事，一个是历史中祖母的故事。在吴雅凌看来，林俊頴笔下的两个故事互相呼应，从生命的萌发写到生命的全盛时期，再到终结和死亡，叙事中似乎有一个生命的周期。林俊頴则表示这并非刻意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巧合。“我把写作重心放在祖父母一代，尤其是祖母娘家的亲戚，因为我从小跟着祖母到娘家看她的亲人，而我自己的家乡几乎尸骨无存。借着这样的写作将我的家乡重新建构出来，给它一个重生的机会。”林俊頴说。

吴雅凌认为，林俊頴笔下祖母一辈的故事虽然很大，但又充满了细节，情感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她提到书中“八兄八嫂”的故事：八兄出外娶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她当晚就上吊了，但又活了下来，似乎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但林俊頴在叙述中也会表现她的青春活力，当她离开大家族住到农场时，也会跟别人一起唱歌。吴雅凌说：“在现代人的视角看来，她的日子过不下去，但还在继续过着。但那种生活方式中有一种已经淡出现代生活的、隽永的东西，你把它定义为‘理想国的焰火’，特别美。”

对于这个故事，林俊頴解释说，他祖母一辈的亲戚中有的去日本留学定居了下来，有的则娶了日本妻子。出于保护亲戚隐私的原则，他把这些故事糅合在了一起。

方言能为写作者插上飞翔的翅膀

在与读者的交流中，林俊頴也谈到他印象最深的是梁鸿的作品，她以一个社会学者的眼光，把家乡当作一个研究项目来写作，写到了年轻人的出走、老年人的凋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与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往来的过程。“我看散文和小说里强烈处理的乡愁会有意见，觉得他们过度浪漫，过度感情用事，反而在梁鸿的书里碰触到让我产生共鸣的地方。”他说。

阅读别地作家关于家乡的作品，林俊頴并不会感到困难。他认为，文学的世界求异不求同，各地的方言是一个很大的宝库，一个写作者如果有幸拥有了方言，就可以展翅飞翔。“就像我去看香港作家写的东西，用了很多广东方言，但对我来说在阅读上并不构成障碍。我读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非常乐在其中。作家使用方言写作，会让书写拥有更多颜色和声音。”林俊頴说。

与林俊頴一样来自台湾的作家唐诺也来到了现场，并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做出了分析和评价。唐诺认为，大陆读者对小说的体验是对故事的追寻。尽管故事是小说的来历和前身，但进入文字书写之后，其实小说有能力向更远和不同的位置进发。千百年来故事经过不断的重复，有枯竭的迹象，而小说可以走到更远更大的地方，“如果你理解现代小说的发展和历史，就会明白只有小说能做的事是什么。当一个文体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时间，被单独赋予虚构的特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这个力量不只是给你说一个好的故事。我们可以对小说有更大的期待。”

在此基础上，唐诺提出，口语在小说里是很大的宝藏，它永远是栩栩如生的。运用口语这一工具，能让作家的思维更往上走，破除文字本身带来的风险和限制。他说：“文字像是一个有限的空间，而语言是外围的、没有秩序的泛滥的东西。当语言被人们认可，就会找到文字的表述，而文字吸收语言的这一过程通常在文学里完成。只有想办法找出文字把口语记述下来，才能书写留存。很多口语没有留存，就飞走了，也不知道它曾经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