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镇电影院》与“新南方”写作

“南方”是人们记忆中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江南。但在江南以南，还有一大片广袤、潮湿、神秘的土地。虽然“南方”已经作为一种审美元素进入文学创作，但却没有形成所谓的“地理暴政”，没有丧失观照当代社会普遍性精神议题的能力。正如金理所言：优质的地域文学既是结结实实地从地方性空间中生长出来的，又时刻不忘与人类共同的精神生活对话。

8月17日，广西作家朱山坡与评论家、学者金理来到作家书店，就《蛋镇电影院》一书展开对谈，探讨“新南方”写作能否成为一种新的可能。

活动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地域主义写作的审美疲劳

“那是我家乡小镇的原型。”朱山坡笔下那片纯净的土地起名为“蛋镇”，因为“蛋”这个字有一种生产性的文学隐喻，孕育着希望，蕴藏着生机，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为了写好“蛋镇”，朱山坡曾经伏案画出一份详细的地图，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店铺、每一栋楼都清清楚楚陈列其中。那些活蹦乱跳的人物，那些藏在暗处和背后的角色，一个牵扯着一个，都被他拢到一处放到电影院里集中展现。

“‘蛋镇’是我的文学地图，也是我的一个‘文学王国’。”朱山坡说。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坛中不乏有一批青年作家热衷于创作小镇文学，许多书名赤裸裸地叫起“小镇传奇”“小镇故事”“某某小镇”。金理认为扎堆的地域主义写作中那些末流的作品，容易造成审美疲劳。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方，那就像是“豫园、城隍庙附近大大小小商店里兜售的某种上海特产”一样，千篇一律、内容乏味、缺乏想象。

“文坛上的‘特产式写作’也是如此，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只会出现在城市某个固定的空间中，而且专门兜售给外地人。它满足的是一种非常单一的消费逻辑。”金理评价道，文学可以具有地域性，但更应该超越地域的区隔飞向人类共同的、广大的精神空间。

中国当代作家中也不乏有人写出过“兼具地域性和人性之美”的作品，比如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沈从文，就是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自言，要建造一座精致结实的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书写原始、自然的生命之美；鲁迅也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序言中赞扬过一位黔北乡土作家蹇先艾，慨叹：“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朱山坡笔下的南方小镇让我立即想到了鲁迅这句话。”金理说，“这个小镇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每个人物携带着各自的性情面貌，也有自己的苦恼和无奈。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舞台，又悄无声息地走向落幕，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以电影院为窗口书写百味人生

看电影曾经是一项有仪式感的活动。对幼年的朱山坡来说，能看露天电影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连最严厉的家长也不能剥夺小孩看电影的权力。如果得知今晚要放映一场电影，小镇居民甚至会立刻放下手中农活，提前回家准备观影。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令人深刻、太美妙了。”为了写出童年时对电影的热爱，朱山坡在《风暴预警期》里曾描绘过一个想看电影却没钱买票的小镇少年，经常徘徊于电影院门口，只靠着听喇叭里的台词、配乐就能模仿出演员的表演。“这个小孩就是我人生的写照。”

金理解读说，朱山坡的“电影院”不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一个艺术领域。当片头曲响起，电影院会形成一个封闭空间，观众一起做着“白日梦”；灯光亮起，大门打开，观众相继退场又进场，电影院又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流动场所。这种“封闭又开放”的状态正像是小镇居民那种人来人往、登台退场的生活状态，朱山坡正是以电影院为窗口书写小镇的人生百态。

比如，一心逃离“蛋镇”到美国去的章胖子，代表了一部分想要离开蛋镇的人，他们表现了一种脱离日常生活、追求远方的愿望；《深山来客》中因一场洪水而到来的陌生男女，代表了一些突然出现在小镇舞台上的人，他们预示着新的故事即将开幕。金理感叹，“电影院这个地方真的太奇妙了，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也是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指涉，即封闭又开放，还带着对外部世界的无限好奇。”

“我们”的视角就是作者特意安排一架摄像机，对准小镇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和那些可笑、奇异又温暖的故事。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被点名般召唤入场，在读者的眼前演出一幕幕悲欢离合。而“朱山坡这个总导演，则像蛋镇电影院的放映员，从一个小窗口里悄悄往外看，一言不发”。

贴地的飞行：现实与荒诞的结合

金理评价朱山坡的写作，从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出发，对乡间的风土人情进行扎实细腻的现实主义描绘，结尾处又加入富有想象力的荒诞元素，整部作品在写实之余又不乏浪漫的艺术色彩。

在《荀滑脱逃》一文中，主人公荀滑是蛋镇上一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因为一次同行抢食，他受众人冤枉，被迫躲到电影院中，被盗者的朋友将电影院围得水泄不通。

他会受到惩罚吗？他的结局如何？他将怎样逃出生天？

一连串问题涌入读者脑海，作者当然不负所望，设计出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结尾：荀滑转身跳向银幕上的绿皮火车，跟随着火车一起消失在众人眼前……十一年后放映《东方快车谋杀案》时他又从火车上奇迹般地跳下，向观众挥手致意。荀滑的消失与复归都借助火车这一意象得以实现，魔术一般具有强烈的超自然魅力。

金理将这个奇妙的结尾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一个姑娘坐着床单飞上天”作对比，认为这种超现实结尾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想象力。作者既有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怀体贴，又不是匍匐在地面上，而是保持一种“贴地的飞行”姿态。

“一个平庸的作家也许根本没意识到这里有什么地方需要解释；一个较为优秀的作家可能会觉得为难，但没有解决的能力；只有伟大的作家既具有想象力，又会赋予其现实的合理性。”金理感叹道，“小说家有时也是这样，把自己逼到绝境以后，再进行脱逃。”

基于此，朱山坡和金理总结出“新南方”写作的四个特点：第一，南方的地理指涉发生变化。江南以南还有另一片土地，山脉连绵不绝，雨季溽热湿润，既有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又有神鬼、巫术等奇特隐秘的元素，兼之受到港澳台和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具有极强的地域特征。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新的元素和风格。第三，细腻的现实主义中包含想象、奇幻、荒诞等浪漫主义元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第四，粤黔桂闽方言带来的陌生感，粗砾、晦涩而鲜活，为文学语言带了一股清新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