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评论》论坛：“后人类”时代，写作和思考有什么意义

8月21日，第三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颁奖仪式暨“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在南京举行。

在“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上，代表作家弋舟、路内与李宏伟分别带来《小说何以分南北》《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让大象显形：“后人类”时代，小说何为？》等交流主题。

8月21日，第三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颁奖仪式暨“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在南京举行。 本文图片 丁鹏 摄

小说何以分南北？

在《小说何以分南北》的讨论中，弋舟讲述了自身文学经验与外部文学想象之间的张力，他说：从主观上讲，他认为小说是不该分南北的，但总有前辈、同行说弋舟的小说具有“南方气质”，所以他不免会思考，是不是的确存在某种南方小说与北方小说的差异。

在他的感觉里，南方文学大约更关切人的需要，而北方文学更心系天下。“南北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两种文学路径的延伸，胸怀天下非常重要，而关切个体也是文学恒久的主题。”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认同“小说分南北”，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南方文化和历史积淀、南方意象。在她看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是较早提出南方文学的问题，先锋文学让南方以一种异质性文学力量的形式出场。先锋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现在的文学传统、诞生了我们熟悉的文学经典，主要在于它应对了当时的社会知觉、经验和历史，并且调动了南方的文化和意向。

“南方自农业社会以来就有富庶的地理条件，教育文化的蓄水池处于富足状态，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革命叙事、新时期文学初期和一般的改革故事是被忽视的状态。正是先锋文学调动了这个层面的经验和记忆，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形式，并且影响了先锋文学以来的很多南方作家甚至是北方作家，影响了他们修辞和文学表达方式。南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里，它反抗了曾经大行其道的认为‘未来是可知的，历史是透明的’这样的文学观念。”

项静说：“我们今天再提南方文学，需要理清是在怎样的坐标中讨论南方，在跟哪些话题对照，一个概念的成立往往是由它反抗的不满的对象和对话者确立的。南方文学不应该从修辞、南北对立的角度，重复陈旧的说辞和故事，希望南方再给我们提供一种应对新经验的文学形式和活力，应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焦虑。”

说起地域，《上海文化》编辑木叶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不要老觉得你生在北京、上海、南京，其实我们生活在‘宇宙的郊区’”。

“我们都生活在‘宇宙的郊区’。所谓政治之都、商业之都、文化之都，说到底不过是宇宙的郊区。你只有真正去到一个地方，观察它，洞悉它，不因为原来的身份如何如何，这时候你的文本才会成为一个好的文本。换言之，你才有可能从宇宙郊区来到人类中心。”

木叶说：“我希望文本能回到具体。好的文学肯定是具具体体的，好的作家也是具具体体的，能把自己的问题和这个世界相互辨认，相互激荡，然后再反哺这个世界。”

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

通过新名词“内容提供者”，路内思考当下小说家所处的位置。“内容提供者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小说家身上带有内容提供者的属性，甚至还带有形象提供者的属性。这个属性一直都有。但在这个名词被揭示出来之后，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会使小说家主动向内容提供者的属性靠拢。”

尤其，伴随电脑普及与网络写作兴起，“内容提供者”更容易影响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路内观察到，2014年没有小说家愿意承认自己是内容提供者，但到了2019年已经有年轻小说家引以为豪。“大量文学青年进入内容提供领域，对我们的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吉林大学副教授李振认为，“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这两个形象的并置流露出新时代的焦虑，但两个角色本身并没有太大冲突。

在一次活动上，有学生问他：“在写作中如何抵抗商业化？”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很奇怪的预设。一是商业化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所有写作者想商业化就能商业化；二是商业化有什么不好？”在李振看来，商业化内容提供者和小说家从事不同的事情。

“目前我们还会把这两者放一起谈，但随着产业成熟，他们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明确。内容提供者就是内容提供者，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就像我们今天已经不去争论 ‘有网络文学了人们还会不会去读严肃文学’。事实证明，这是两码事，并不妨碍。你是内容提供者也不妨碍你是小说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以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举例：“影视机构会对小说IP感兴趣，但也会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小说家提供的内容？比如《少年巴比伦》，我们感觉电影里塑造的工厂想象并不符合小说里的工厂想象，这个工厂是高度密集性的空间，它在小说里是有张力的，不仅是一种体制代表，还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代表。导演要把这个工厂空间表现出来，存在巨大的困难。”

因此李伟长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在小说里真正塑造了具有强大阐释力的时空，写作者会被命名为小说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内容提供者。

《上海文化》编辑张定浩如此“解题”：“我是这么理解路内想表达的东西：曾经小说受到主流文学批评的影响，而主流文学批评意味着权力，这个权力要求小说家提供意义。而今天小说更受到影视圈的影响，这个影视圈代表了金钱，这个金钱要求小说家提供内容。也就是当年的意义提供者不再受宠，如今的宠儿是内容提供者，在这个转化中小说家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那么路内所说的新兴的 ‘内容提供者’，和过去的所谓‘意义提供者’，就是一丘之貉，虽然看起来，金钱似乎比权力更干净一点。因为这里面共同的关键词是 ‘提供’。无论是提供意义给期待意义的批评家，还是提供内容给期待内容的付费用户，这只能生产出一些已经被固化设定好的意义和内容，就像流水线产品一样，在生产之前就已经被确定。而制造产品，这永远不是所谓艺术家或者小说家做的事。”

张定浩说：“纳博科夫曾经讲过小说家的三种身份，一是讲故事的人，一是魔法师，一是教育家。如果说讲故事的人提供内容，教育家提供意义，那么一直还需要魔法师，一次次去更新这些陈旧的内容和意义，将它们融合进入美妙的文体，让读者或用户浸淫其中，令他们的生命因此萌发新的意义，新的内容。这三种身份是三位一体的，缺少任何一种，就不再是小说家，他的焦虑也不再是小说家的焦虑。”

“后人类”时代，小说何为？

脑机接口、微软小冰……当人们越来越接近“后人类时代”，李宏伟说：“从文学层面，我们迄今所有的伟大作品，都需要重估其价值。”

“在那个时代，小说何为？我能知道的，似乎是老生常谈。在竭力看清整体图景的同时，寻求一种个人的价值书写，这种价值不仅仅是探寻新语境下的可能甚至法则，还试图明确现时的人的应然。”李宏伟称，“一位小说前辈曾说过‘凭我对小说的理解，可以和任何领域的人谈话’。正在到来的后人类时代，小说可以和不同领域一起，互相关联、作用，让这头时代的大象逐渐显形。”

面对“后人类时代”，《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恐怕不是“小说何为”的问题，而是“思考何为”的问题。

“我们过去珍视的宗教、哲学、文学，所有经典的艺术都要被挪动位置，更不用说有可能全部崩散。如果这样，写作和思考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头脑本身的局限性会不会限制人类参与思考和写作的竞争，在这个问题上我充满了无限的困惑。”

黄德海说，但有时一想，如果本以为牢固的世界在自己这一代崩塌了，见证本身也是蛮幸运的事。“如果你觉得这是另一个更大的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在回应“后人类”议题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提及，几乎所有的赛博朋克电影，它们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想象都是奴隶社会。“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奴隶社会。少数人依赖AI技术和基因编辑居于天上，大多数人居住在垃圾场。对于这种反人类的图景，文学抵抗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怎么用新的文学形式唤起文学对现实的回应？我觉得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谁将定义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

刚凭借《“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获得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表示，在经典性小说里，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是完全能够包容在一起的，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今天的现实。而这类小说的存在，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我们今天的处境，“小说是认知与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缓解文化焦虑的艺术形式之一。这可能就是后人类时代，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岳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即使小说消失了，可能还会有新的艺术形式出现。我们或许不知道它是什么，但这样的艺术形式依然有可能充当小说曾经充当的角色，依然能够给我们以抚慰。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谈小说何为并不重要。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重建我们的精神根基，并从中获得安慰，可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