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看重思想性

2019年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进行了第六轮投票，在几日前推选出的10部入围作品中最终投票选出了5部获奖作品，分别是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按得票数排序）。

茅盾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最初便是以褒奖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创立，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今年茅盾文学奖揭晓后，不少人欣喜地发现，获奖的几位作家第一次实现了“四代同堂”——年龄最大的作家徐怀中（90岁）和当下文坛“7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徐则臣（41岁）创下了同届获奖者的最大年龄差。徐怀中也成为茅奖最年长的获奖者（超过了2015年获奖的王蒙）；徐则臣与2000年获奖的阿来一起，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仅次于第一届的古华）。

不过，在不少评委眼中，“70后”作家获奖很正常，茅盾写出《蚀》《子夜》《农村三部曲》这些作品时也不过才三十余岁。尤其最近这些年，“70后”作家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文坛代际的更替也是迟早的事。这次，“20后”、“40后”、“60后”和“70后”站在了一起，不同代际的老中青作家在茅盾文学奖上集体亮相，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真实现状：文坛上的老一辈仍在笔耕不辍，青年群体的创作朝气蓬勃；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曾停下，文学事业的发展后继有人。

历史叙事 传统继承

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与“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相关。但评委陈晓明认为，与其说是“宏大叙事”，它的本质还是“历史叙事”，是在依托着历史来写。本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获奖作品虽然体现出了作者不同的美学追求，分别书写了平民、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战地军人的命运，但它们均有一致的内在文学价值：书写历史，展现中国精神与文化自信。

梁晓声的《人世间》（三卷本）全书115万字，历经数年创作完成。作品以北方城市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人世间》的编辑李师东曾描绘过梁晓声写作《人世间》时的场景：

“一张小木桌，一把小木椅，桌上是一摞标有‘北京语言大学’字样的400字大稿纸。小桌放在朝北的阳台上，窗外阳光明丽。梁晓声坐在这里，一笔一画地写着字，完完全全一个爬格子的工匠样子。日复一日，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整整五年之久。五年里，那一摞手稿，越积越厚，足足有3600多页。稿纸上的字，起初工工整整，安安静静；过了二三十万字后，这些字慢慢醒来，个别的笔画在探头探脑；再过三十多万字，梁晓声已然按捺不住字里行间的拳打脚踢；到了最后，就索性写在了A4空白纸上。”

“现在用这种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手法去写作的作品已经不是太多了，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的。”提起《人世间》，今年的茅盾文学奖评委刘大先如此评价，“但它也不仅仅是纯粹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搬演，它的内在也有着变奏：上卷就像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激情；中卷又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到了最后，则是理想主义的重申——它其实是一种成长小说，用人的生命史，来体现社会史的变迁。”不过，评委们也注意到，《人世间》“写得非常细腻”，虽然它有着内在的激情，但又不是空洞的，而是最终让社会、历史落脚在人的命运上，落在人物形象的变化上。评委陈晓明说，《人世间》既有历史的跨度，也有生活的内容，梁晓声对人间的冷暖、命运的遭际、生活的不幸，始终饱含着对生活美好和同情的理解，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爱，“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

《牵风记》是90岁的军旅作家徐怀中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段史实为背景创作的作品。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徐怀中曾说：“虽然没有做正面的全景式描述，但毕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尽可能勾画出了这次战略行动自始至终的悲壮历程。在这个基础上，小说的语义有所延伸，大家是不难理解的。我希望以自己多年来的战地生活的积累，剥茧抽丝，制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他希望，《牵风记》能够“闪放出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底蕴的灿灿光辉”。

“对徐怀中先生这样的老作家，人人心中都充满着敬意。”刘大先说，“而且你很难想象《牵风记》是作者在如此高龄写作的作品，这是一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这是极为难得的。我们会看到一位作家，在他的晚年，内心是那么的宁静，‘繁华落尽见真淳’”。

提到《牵风记》，评委丛治辰的看法是，《牵风记》完全不是因为作家本人的资历而获奖，而是“作品本身有着非常令人惊讶的品质”。作者是军人，但并没有刻意把战争描写得多么沉重和残酷，而是用四两拨千斤的方法，把战争的沉重和人性的美写得返璞归真。

《主角》的作者陈彦曾经长期担任陕西戏曲研究院的编剧和院领导，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写《主角》，陈彦坦陈，首先是因为对小说中的生活特别熟悉。但仅仅写一位“角儿”的奋斗和成功，“又不免俗套”。王蒙先生曾鼓励他说，《主角》要“抡圆了写”。陈彦还说，自己写《主角》，“是有一点野心的”：“就是力图想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我无法企及它的海阔天空，只是想尽量不遗漏方方面面。这里是一种戏剧人生的进程，因为戏剧天赋的镜子功能，也就不可或缺那点敲击时代地心的声音了。”评委李掖平评论说，《主角》描写了女主人公从秦腔学艺的学徒易青娥到“秦腔皇后”忆秦娥的成长过程，展示了一个人、一出戏及一个剧种，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历程的兴衰际遇和起废沉浮。

还有不少评委注意到，《主角》的故事性非常强，在以“写戏”的方式塑造人物。丛治辰表示：“陈彦本身是写戏（曲）出身，所以非常会塑造人物，小说是需要人物的美感的。他一直在贴着‘角儿’走，让故事非常流畅。”

获奖后，陈彦说，对自己而言，写长篇小说和舞台剧，两者是“互相补充、相互需要”的关系——“其实国外很多小说家也是戏剧家，我们国家也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样貌，小说是这个样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自己的样貌，就不能撕裂自己的传统。无论怎么借鉴吸纳，都必须有根性的东西做基础。我们有很好的小说戏剧传统，一切创造转换都不能撇开这个传统去妄谈”。

动态灵活 风格探索

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的文学奖项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这自然与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中最具强势性有关，刘大先认为，它甚至在整个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和美学范式建构上，都有比较强大的示范作用。从往届的评选结果中我们或许会产生这种印象：茅盾文学奖已经形成了某种史诗性的、厚重的、深沉的美学范式。不过，在不少评委看来，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也绝不是僵化的，相反，它是动态的、灵活的、开放的、向前发展的。

陈晓明认为最后获奖的徐则臣的《北上》和李洱的《应物兄》都是非常有个人探索性的作品，如果把目光再放宽到之前的入围作品，则更能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的丰富性。

《北上》是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主人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徐则臣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北上》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由一条河带出历史，带出我们不同的生命体验，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处理民族的记忆、遭遇和变化。”陈晓明认为《北上》的写作结构比较具备探索性。杨庆祥觉得《北上》的主题“很有意思”：“以大运河为线索贯穿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寻根的意味，寻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徐则臣曾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他的运河之缘。二十二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他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他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小说，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

李掖平在读了《北上》后，发现“小说虽然写了许多人物如费德尔、小波罗、谢平遥、邵常来、周义彦等人的生活遭遇和爱情经历，但他们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主人公，作品的真正主角是那条曾浩浩荡荡风光无限，也曾淤积堵塞荒凉落寞的京杭大运河”。她也注意到了《北上》在结构上所做出的个人探索——“所有散点式的人和事都是因为与大运河有关才汇聚在一起。作者意在深剖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愿景，以发扬光大其丰饶的文化蕴含，刻画民族表情，写照民族精神，培固华夏文明的根性。小说以一份考古报告开篇，以出现在考古报告中的一封信件所暗示的历史秘密结尾，强调的正是‘前者是往昔对今日的抵达，后者是今日对往昔的重溯’。这种烟花绽放散开满天星火却又灼然一体的独特结构方式，指向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路径。”

《应物兄》一书，李洱写了整整十三年，小说越写越长，甚至写坏了电脑。《应物兄》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陈晓明认为，《应物兄》把这么多的中国典籍、知识放进小说里，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中国这个民族是独特的，孔子、老子、庄子，他们都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国人甚至常常把他们挂在嘴边。加上最近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有一本书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它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映。”

杨庆祥也肯定了《应物兄》所内涵的探索性质，认为它“表面看是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但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小说”。杨庆祥说，在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处理中国当下这么复杂丰富现实这方面，“李洱做出了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好的尝试”。丛治辰认为《应物兄》“这种结构的处理本身就是非常惊人的”——“李洱的《应物兄》，看上去聚焦一个学院，却写出了世态万象，在艺术上无可挑剔，他能够把大量的故事处理成好像没有故事，却又让你读得欲罢不能。”

得奖后，李洱表示，自己“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在接受晚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茅盾文学奖公布的上午，他接到作家好友毕飞宇的电话。“他说，你快上网看看，什么也没说就挂了。”李洱说，随后他查到了自己得奖的消息，在央视录节目的妻子也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预料到接下来会被媒体“狂轰滥炸”，李洱马上选择关机，平静地给孩子做饭。李洱告诉晚报记者，他得奖前夜睡得很安稳，不紧张也不焦虑。虽然李洱表示茅盾文学奖“可上可不上”，这部小说写十三年就是因为“没考虑拿奖”。但入围后李洱对拿奖“还是有一点信心”。当他中午再次开机面对大家的祝贺时，已有记者等在他家门口。李洱表示这次获奖作品《应物兄》出版后自己没有进行一次书店活动、讲座宣传等，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得奖后的各种声音，他表示在不脱离文本的情况下欢迎不同的评价，这样作品的空间才能打开。

今年春《应物兄》一出版，便有许多评论称此作“是冲着茅奖去的”，李洱听到这种说法不太高兴，在他看来，不能说写作是为了得奖，得奖不会对生活有太大改变，“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但是读者会多一些”。

李洱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他对记者有些防备，因为“很多采访我的记者连我的书都没看过”。曾有媒体“在没有采访我的情况下就杜撰出一篇访谈”。面对一些媒体激烈的批评，李洱有些无奈，与自己相比，他更担心家人看到这些，“因为有些记者把我很多年前的作品中某一句话，某一些描写单独摘出来，断章取义”。

此外，他不愿当面谈论自己的作品，“很尴尬”。李洱开了个玩笑说，人一生有三个机会集中听别人夸自己，一个是满月的时候，一个是葬礼上，还有一个就是开研讨会。“在中国目前为止同龄的作家中，我可能是唯一没有开研讨会的”。

《应物兄》发表后，他还是被“骗”去开了一次研讨会。“如果我不在场可以开，有的作家喜欢直接对话，但我怕研讨会，怕对别人构成压力”。

在评委李掖平的评语中，《应物兄》是一部“表征了文学书写具有多种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作品”，因为它“描画了一幅当下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化人从精神状态到日常举止的全景式图谱”。在她看来，《应物兄》由此拓开了一个具有百科全书式丰富知识的文本视阈，亦可说作者借此表达了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一种广渺浩远的忧思或者说忧患。对她而言，这种忧思和忧患不但有着“警醒和镜鉴”的作用，还有着源自骨子里令人敬重的高贵。

评奖：文学须对现实负责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始，茅奖迎来了“大评委制”，共有62位评委组成评委会。其中有的来自地区推选，有的则来自中国作协直接聘请，但最终所有评委都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评选，不代表任何组织。

几乎所有的评委在接受采访时都肯定了评奖讨论过程中的严谨和细致。“我们投票有很多轮，据我所知每个组都讨论得非常认真，重新熟悉这两百多部作品。讨论既热烈又坦诚，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也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得到了充分讨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做出选择。”评委丛治辰回忆说。

陈晓明表示，所有评委都从事文学研究多年，对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语境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文学评奖与文学研究不同，评奖不是为了表达出个人的趣味和喜好，它需要对历史和文学有所交代。对探索型的作品，他一直特别关注，但他对传统的、写历史的、写乡村的和写生活的作品一样欣赏——“（评奖）不在乎艺术手法本身，而在于在它所用的手法中，有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是不是有很好地完成度”。

杨庆祥认为茅盾文学奖投票的标准有几个：首先要遵从茅盾文学奖的初衷，获奖作品应该反映时代生活，关注中国人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也要对长篇小说的艺术有所展示和拓展。

由于不少人还会提到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品格，丛治辰认为现实主义品格谈起来比较复杂，但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品格是一种“文学对现实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文学面对这个世界的尊严感”，“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思想性，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上非常肤浅，浮光掠影，只写了现实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内在，这样的作品恐怕也不会被认可”。

在讨论到入选的网络文学作品时，陈晓明表示，由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比较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所以网络文学和经典的传统文学相比，有那么一点“不太占便宜”：“它的那种写法是一种新的写法，所以我也想建议以后应该给网络文学单独开一个奖，这样公平一点。”

“最后这些作品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陈晓明说，在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接近一万部，四年就是四万部的前提下，最后推选出二百多部，然后再进80、进40,“能够进80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杨庆祥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家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最终入围的十部作品，而不仅仅是获奖的五部。“能进入的这十部都是高质量的作品，而且能够更全面地看到中国当代小说的丰富性。有些没有获奖的小说如刘亮程的《捎话》、葛亮的《北鸢》、叶舟的《敦煌本纪》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