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以我笔写我心

84岁的她，曾写下《人到中年》。巴金、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但即使在最火的时候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巴金曾说：“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她非常赞同，并严格遵守。

见面的这天，她凌晨2点睡的，起床时已中午12点。起床后，她一边坐在沙发上听古筝曲，一边摆弄着手提电脑看看股市行情。见面约在下午3点——股市停盘的时间。这犹如年轻人的作息是84岁的谌容“随心所欲”的日常。

谌容曾经写下《人到中年》。中年时，她已是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巴金、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可即使在最火的时候，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近年来更是近乎消失了。巴金曾说：“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她非常赞同，严格遵守，尽量谢绝采访、上封面、上镜头、介绍写作经验。能见到她的原因，一定与作品有关——她的六卷文集即将出版。

成套的文集她没出过，这一次也是在老朋友们的大力“鼓动”下，出版社积极联系，才有此一套。“我跟出版社说，出我的文集要赔钱的。”谌容朗声笑说。舒展的面容，利落的短发，看得出年轻时做演员也足够的美貌，而曾经标志一样的黑眼圈看不出了。

黑眼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不好。年轻时因为原因不明不时发作的晕厥，她从中央广播事业局被调到教师岗，最后被放了病假。细腻的情致、好胜的性格、对文学的喜爱和因病而来的宽裕时间，将她推到了写作的道路上。

曾经她病到没有力气为自己的选集写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但这样的身体里蕴含的能量惊人。

在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岁月，她一边下放劳动一边“秘密”在油灯下忘我地写作。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写出的长篇小说不允许出版，她愤而为自己争取权利。

70年代末，社会思潮尚在摇摆，知识分子在文学中还是“被改造者”的形象，她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写知识分子的处境，敏锐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这个群体的“理想、志趣、甘苦和追求”、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她理解得透彻、表达得传神。她自认并没有考虑要“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只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不用刻意体验、收集，身边全是知识分子”。

《人到中年》引起了全社会的大讨论，时而赞誉有加，时而开会批判。掌声和批评，她照单全收，然后继续坚持以我手写我心。

“每走一步都是‘置之死地’而又起死回生。”诚如她所说，年轻的人已经难以感受这份坚韧、认真可能会招致怎样的灾难，但不难感受到她对写作的珍视更甚于个人安危。

这份珍视，使得她在那个粗粝的、去个人化的年代，保留着斗争的勇气。同样被保护着的是自己作为人的真心、作为作家的敏感。

如今虽然体力无法满足创作的需要了，可这份敏感仍在。

她随口聊起一部20世纪90年代写的电视连续剧《懒得结婚》，笑称“没什么反响”，可电视剧中的现象如今已经得到印证。

这也许来自于她总是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她研究萨特的思想，写了一本小说叫《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写作的工具1993年就换成了电脑；写书法、画画是她的爱好，可也不耽误她现在玩儿微信、刷朋友圈、吃烧烤、网购。

尽管时光在她身边流逝得似乎慢了下来，但这个身体已经做过三次手术：心脏装了两个支架，胆摘了，脊柱也动了大手术。被改变的还有点其他什么。

曾经，她作为一个作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如今她也淡然了，“忘了我就忘了吧”。作为一个反映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作家，她心里很清楚，“社会的问题已经变了，下一代人永远在叛逆上一代人，因为时代在发展，要承认这一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欢。我作为一个作者，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非让人家看我的小说，没道理。”

她越来越成为了“散淡的人”。

在新文集中，她给自己写了小传。20世纪80年代，她曾写过《并非有趣的自述》，其中被她用“冷峻”概括、几行字带过的童年回忆如今延展成了两页的细节，有看过的水车、吃过的冰激凌；而原本在12节自述中占据了5节的出书波折，则略为一段话。

时间被放置在更长的刻度上，她在历史的细节里体味悲欢。

书房中新增了一排书柜，里面放着成套的书，以历史书为主，她指指右下角一层放着的字典自嘲：“你看我字典多，因为我不认识的字多，看古书经常要查。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时势造就的，跟上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比差远了，忝为作家吧。”

她总不忘用幽默消解一些沉重。

少年时她随着风雨飘摇的国家飘摇；中年时“一手拿盾，挡着明枪暗箭，一手握笔，趴在稿纸上”；晚年在一个月内相继失去丈夫与长子。人世间的悲苦她悉数尝尽，而坚强是骨子里的。

聊了4个多小时的天，谌容谈笑风生，烟不离手，看过来的眼神始终坚定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