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绩崧：如果只推荐一本语文课外辅导书，那就是《辞海》吧

197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30年献礼，新一版《辞海》问世于上海。由于客观上适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舆论动员这个大背景，此书一出版，即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

当年在上海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工具书书店发售时，亟待购买的读者排起了长龙。“排长队买一本词典，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1979年生于上海的朱绩崧儿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辞海》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新中国辞书出版70周年献礼的讲座之一，8月17日，朱绩崧在上海嘉里中心以“我在上海中学读《辞海》的日日夜夜”为题，讲述了自己身为语言爱好者、大学英语教师、英汉词典编纂工作者，三十多年来是如何从《辞海》中获益的。

靠《辞海》让老师刮目相看

朱绩崧从南京西路第二小学转学到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时，语文老师要求人手一本《新华字典》。他问，能不能用家里的《辞海》。老师说，那个太大、太深了，你看不懂。老师越这么说，他就越是要证明给老师看，自己看得懂。

终于给他等到了机会。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预习作业，让学生们查“南极”一词。朱绩崧翻开《辞海》，“南极”一条的信息量比《新华字典》不知道多了多少。他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带到课堂，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念了出来。“足足念了五分钟，全场连老师在内，都惊呆了。”

“做完这次课堂小报告，我就觉得，老师们对我这个来自静安区的娃有些刮目相看了。那时候，闸北区的基础教育比较强，我刚过去时总感觉受歧视。”

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极大满足了这位小学生的虚荣心。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每次都要用《辞海》预习词汇，争取读给全班听。

浩瀚知识陪伴孤独的高中时光

初中，朱绩崧念的是今日所谓的“菜中”，不少同学们都唯吃喝玩乐是务，物质上攀比成风，他爱静静地读书，显得格格不入。在语文老师的鼓励下，《辞海》成了他文史领域的私教。

到了高中——声震海内的上海市上海中学，学校档次太高，尤其偏重理科，同学门门功课都比他强很多，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野鸡中的凤凰，本来面目就暴露了，还是野鸡。”更要命的是，还要住校，也就是说，无时无刻不被这种巨大的挫败感包围，内心非常孤独。

“那时，我的成绩超级稳定，稳定在年级后40名。”高二时，他几乎每天都在想一件事：转学。“回闸北，读个区重点吧。”

孤独之中，带给他莫大慰藉的是两本词典，一本是他后来参与修订、编纂的上海译文版《英汉大词典》，另一本就是《辞海》。每天早晚两个自习，朱绩崧常常随意浏览这两本书，是自学，也是放纵。

他感叹，里头凝结的知识是如此浩瀚。“无论现在成绩如何，面对这些永恒的知识，谁都是一样渺小吧。”他鼓励自己，驽马十驾，慢慢去学。

因为是随便翻读，他可以由一个条目延申、跳跃到另一个条目上去，而这些条目可能是永远不会刻意去查的。这是多数只能定点检索的电子词典目前还无法给予的奇妙体验。

在这样的过程中，朱绩崧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心灵慰藉，也锻炼出了良好的母语语感，逐渐领悟到语言文字的雅俗粗细，为他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异常坚实的基础。

“百度一代”或许不如“辞海一代”

高中时代还有一个件事，让朱绩崧更加重视汉语修养，那就是背着老师和宿管员，偷偷读金庸。他略带夸张地指出，今天有些孩子们在语言表达上反而不如他们那一代，究其原因，一个是懒用纸质工具书，另外一个就是不爱看武侠。

武侠之于朱绩崧，不仅有提前指导人生的意义，书中大量的专名、典故也促使他再去《辞海》遨游。他举例说，比如沿着“少林寺”、“嵩山”到“菩提达摩”、“禅宗”这样一个一个练成线索，慢慢自己能建立起一个有关中国佛教知识的小体系，“虽然比较粗浅。”

有一次，朋友考他，“般若”怎么读。朱绩崧答：“读如波惹。”朋友很诧异，一个搞英文的怎么会知道这个。朱绩崧解释，中学时读《辞海》看到了，这个词特别标注了拼音。

还有一次，他看黄飞鸿主题的电影，里面有位王爷，与黄飞鸿不欢而散时，念了两句诗：“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他被惊艳到了。但当时没有电脑、网络，直到偶然间在图书馆里，他读到了原词，才知作者是纳兰性德，于是再去《辞海》查相关内容，对清代诗词便也略知一二了。

2019年8月16日，2019上海书展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设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图书精品展，其中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版《辞海》特别受读者关注。IC 图

朱绩崧认为，《辞海》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是一本词典，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当然，在网络时代看来，《辞海》信息量不再是三千弱水，只不过一瓢罢了。“但在前网络时代，它的体量是不得了的。多数老百姓家里，体积最大、字数最多的那本书，就是《辞海》缩印本。”

即使在今天，《辞海》依然是朱绩崧十分宝重的书，不仅作为工具书，也供日常消遣阅读之用，因为里面的信息，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凝结中国数代最优秀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而成的。

“你翻开《辞海》的尾页，会看到分科主编名单，他们全是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学者，学部委员（那时还不称‘院士’）一大堆、大学校长一大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相当可靠的。如果这些人编纂的工具书都有很多错，中国就没什么可相信了。”

年近不惑的朱绩崧常劝学生，学习一定要“取法乎上”。他称自己是“辞海一代”加“谷歌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是“百度一代”。“倚老卖老地讲一句，如果说你们有什么不如我的地方，其中一点可能就是因为我用《辞海》、谷歌，你们喜欢百度、有道。百度、有道就不是取法乎上，只是把信息汇总了交给你，好的、坏的都给你，你自己看着办。你要不生就火眼金睛，只能苍蝇自己吃进。”

“面对信息、数据的汪洋大海，由博返约，有时反倒得大自在。与其汪洋澎湃、漫无际涯，不如‘一壶浊酒喜相逢’，来点优质知识的微醺。如果让我只推荐一本语文课外辅导书，那就是《辞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