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风格

“一生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个人的福分。”走进刘潞生的家，铺天盖地的书直闯眼帘，正如他所言，“我生活在书籍的气味、色彩当中，徜徉于每部作品所描绘、塑造的人物、场景、故事当中。”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这样说道：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诗意栖居。在刘潞生看来，读书、写作，就是一种“诗意的栖居”，醉卧山林和静卧书丛，在本质上应该是相通的。

刘潞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治文学发展的见证者。“长治文学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崭露头角，作家队伍迅速成长，结出累累硕果，为长治文化事业发展点亮了星光。”曾担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刘潞生，长期致力于文艺批评、地方文化研究、文化创作，发表多篇文学评论，著有地方文学史论纲《长治文学60年》、文学史专著《长治当代文学记忆》、地方文化发展专论《经过与穿越——长治文化事业改革开放30年之旅》，发表报告文学《走出太行山》《大道之行》等，并著有多部地方文化研究专著，主编《长治市文化艺术大事记》《长治曲艺作品选·无品清官》等，为我市文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生活在行进，文学也在路上。生活不会有止境，文学同样不会有止境。”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年过七旬的刘潞生对文学始终不变的热爱。这一次，让我们走近刘潞生，聆听他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我父亲曾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耳濡目染下，让我从小就对文学和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小父亲就对我的语文学习和写文章要求甚严，为我今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年，我有幸从潞矿王庄煤矿井下煤工岗位调入市文化工作站（现市群艺馆）工作，直到退休，在文化部门工作了近40年。虽然期间也有过几次调整工作或可能升迁的机会，但我都没有舍得挪这个窝。因为，文化工作是我的所爱，文学就是我的兴趣所在，一生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个人的福分。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订阅数十种文学期刊，先后买回一大批综合性文学史以及许多现当代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专著，参阅了大量评论家、作家的著述和评论，查阅了不少图书馆、网上的有关资料。沉潜在书海中漫游，边阅读边作笔记，每读一次，我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都会感到与作者的心灵靠得更近一些，也就会更加深切体会到作者的苦心孤诣和作品的精妙之所在。所谓：在阅读中学习，在阅读中鉴别，在阅读中肯定，在阅读中升华。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特别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潞安人，上党这块热土上的山水人文，就是我文化血脉中的DNA。关注和研究地方文化就是我的责任，这份责任感一定不能丢。

2001年年底，我正式离开工作岗位。这下子可有时间往基层跑了，我频繁深入屯留、壶关、沁源、武乡、沁县、长子、平顺等县区，跑遍了每个乡镇，还到长钢、市运以及一些煤矿等企业，进行文化调查研究、采访写作，有些地方一住就是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直至今天也未曾停止脚步。我把自己与现实生活以及地方文化研究紧紧融合在一起，尽己所能为文化事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通过这些年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我对家乡的地方文化内涵有了一个大致看法，即太行、太岳和漳河、沁河，是上党地域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构成了以“阳刚”“隽秀”为鲜明特征的地域文脉。于是，我开始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倡导了重视以古潞州、潞安府、沁州文化为内容的“州府文化”研究。同时，先后撰写出版了以地方古诗文注释为内容的《上党寻笔》，发表了以清代沁县诗人王省山为内容的《平民诗人王省山——矛盾中挣扎的灵魂》和以明末清初武乡著名文人程康庄为内容的《寻踪程康庄》，以及描述上党文学渊源的《上党文脉》、描述解放区文化的《战地文化分外香》等文化散文。

我在写作上把时间、精力锁定在长治一方地域，而不是走出上党盆地去瞄准更广阔的天地，这首先就涉及到我的出身经历和对地域文化的关注、理解与情感问题。

即便如此，我仍然深深感到对于上党文化的关注、研究与书写还不够，尽可能翔实、真切地为长治当代文学轨迹做一个历史的描述与存照，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特别是十几年前，我市组织编写“长治文化丛书”，我承担了《上党寻笔》一书的写作任务，但是在梳理长治两千多年的诗文成果及介绍作者简况过程中，我时时遭遇尴尬，深感文献、资料的奇缺，多少诗人、作家的个人资料和作品被历史的烟尘所掩埋，只留下空洞的姓名或存目。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治文学领域里默默耕耘、守望的几代作者的履痕印迹以及作品风貌尽可能记述下来的想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治的文学创作队伍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各种体裁的优秀之作也日渐丰富。这就为我们对全市的文学创作历程、经验、教训、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一个很好时机。

但是写这样一部书，尽管只是一个地级市的地域性文化研究项目，说深道浅离不开上党盆地这池水，可也算得上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考验。因此，整个写作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新学习、重新思考、重新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无止境。同样重要的是，我还必须选择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写作方法，紧贴当地文学创作的实际，紧扣作品，抓住“作品论”这个文学批评的重中之重。

关注长治文学，就是关注长治文化，地域文学理所应当地在文化构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写作中，我把地域文学活动既置放在全省、全国的当代文学生态环境中考量，又置放在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审视，尽可能地从作品中撷取那些耐人咀嚼、品味，可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章节和文字，展示给读者，以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写作经不住对文本的分析、拆解，不能在读者的脑海间留下某些印象深刻、挥之不去的篇章，或者是某些动人心弦、耐人咀嚼回味的段落语句以及散发光辉的思想，那他的写作必然是黯淡无光的。

这部达73万字的《长治当代文学记忆》，从2004年初春写到2013年盛夏，几经修改，先后在《惊蛰》《漳河文学》全文连载，以《长治文学六十年》为题在《上党晚报》发表论纲，还在《上党晚报·大文化周刊》连续发表精编版。最后的成稿，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昨天已经成为历史，再有若干年，今天也会成为历史，如果不把长治文学数十年来走过的曲折历程记载下来，将愧对长治文学作者的辛劳写作和他们的作品成果。

而写作中，我不时有一些想法跳跃出来，针对长治文学现状的一些观点也就随之产生。

长治文学真正的起飞和丰硕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而对长治传统文化内涵的基本归纳与描述，是审视长治当代文学的前提。在长治文学大观园里，诗歌是最为活跃的文体，小说艺术水平集中体现在中篇小说上。但是，我市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也没有“另类”意义的文学，这里的“另类”，绝不是指价值上的评判，更不是刻意地去张扬一种所谓的离经叛道，而是指一种独异特别的个性。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长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和资料素材。

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和着现代生活的旋律，长治文学创作走进繁荣发展的“春天里”，奏出了太行山高、漳河水长的时代乐章。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心灵的愉悦与生活的激情，使人们对文化生活、文化品位、文化素养、文化生态的追求与享受，达到从未有过的境界与高度。

站在时间的坐标点上，吾辈当自强，将更多地域文化特色和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与时俱进，不断壮大作家队伍，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让长治文学百花齐放、硕果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