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形容这种熟悉感是“闭着眼睛都能想出这些人是什么样子”

21组人名，21篇故事，21种人生。那簇簇文字背后铺陈开来的是一个个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凡人生活。袁跟第、张忠心、髙秋妹、张彩凤……这些极具年代感的名字透露出作家任晓雯独特的写作偏好——不写英雄、写传奇，反而将视野下移，写世间最普通的凡人。

今年5月，任晓雯的短篇小说系列精选《浮生二十一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写作材料源于对上海芸芸众生的采访记，总共二十一章，每章用两千余字摹写一个人物的命运轨迹。《浮生》系列曾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开放叙事奖”、2016年度《南方周末》外稿奖。评论家吴亮评价《浮生二十六章》是“匍匐于尘埃中的写作，为无名草芥作传。”

9月7日下午，《浮生二十一章》作者任晓雯、评论家张定浩、项静，以及翻译家小二做客思南读书会，以小说中的“细节与命运”为题展开对谈。

9月7日下午，《浮生二十一章》作者任晓雯（左二）、评论家张定浩（右一）、项静（右二），以及翻译家小二做客思南读书会，以小说中的“细节与命运”为题展开对谈。主办方供图

具有短篇小说写作的某种创新性

1978年生于上海的任晓雯对上海弄堂生活细节格外熟悉。旧日生活中的场景、人物、经历深深印入脑海，成为日后写作信手拈来的原料。

她形容这种熟悉感是“闭着眼睛都能想出这些人是什么样子”。在任晓雯的笔下，人物始终被放在叙事、结构、情节之前，她曾说：“小说最重要的就是人物。只有当人物在头脑中走动了，我才能开始写故事。”

《浮生二十六章》原载于南方周末写作版的文学专栏，由于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两千字，所以任晓雯很快意识到，它无法像常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花了多番精力摸索尝试后，她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

宗旨定下后，她依然不敢放松警惕，如果写得非常“流水账”，就会变成枯干的“简历”；写得戏剧化又偏向另一种极致，变成浮华热闹的“故事会”。两种倾向都非她所愿。所以，她对自己2000余字的文字要求极为严苛，希望能以此将原本的劣势转化为小说的特色。

项静也看出了任晓雯对小说形式的精巧设计，她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浮生二十一章》甚至具有短篇小说写作的某种创新性。

“任晓雯笔下的上海生活有一种视觉冲击力，还有一种陌生感、踏实感，就是生活实体性的部分。对生活揭示到这个层次的短篇小说，已经不是在简单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了，而是处于探索的地带。”

项静说：“我特别喜欢在形式上富有匠心的写作者，形式是特别重要的，不同的形式召唤出来的生活事件是不一样的。就像哈罗德·布鲁姆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中谈到的，人们早已形成了对某种文学体裁的固有印象，谈起史诗时，首先会想到荷马或者弥尔顿；说起诗剧，多数人应该会想到《哈姆雷特》，但很难说是哪一个作家把短篇小说的形式给确定下来。短篇小说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它的多样性，它在不停地创造新的形式出来，而《浮生二十一章》应当是有这个意义在里头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创新不只表现在形式上，小说语言的运用也别有特色。尤其在续写《浮生》后，任晓雯糅入了文言和沪语，以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

小二作为翻译家对此深有感触：“中国现在有一种被称为‘翻译体’的文字，不按照中式语法行文，带有外语语言风格。虽说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就是缺那么一点味道。晓雯的语言文白融汇，精炼筋道，所以我特别喜欢。”

其实，任晓雯也和许多当代作家一样，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但经历了十多年文学跋涉后，她决定重新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中去。逐字打磨，调配语感。项静形容那是一种“有障碍”的文字，与日常流行话语有很大区别，它会让人停顿去思考，将过去遗忘的词汇重新捡起。

细节与命运对抗，文学与历史相撞

“为无名者立传”是任晓雯的心愿，也是她的写作初衷。她希望“于细微处撕开裂口，向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做出召唤。”

最初写作时任晓雯就已经注意到专栏写作的特殊性，不仅要有文学价值，还应具有面向更广泛读者的公共性。所以，她让人物从一开始就黏连在整个社会图景中，既有男女，也涵盖老、中、青三代，让人物均匀分布到不同的地理位置，抛射入各异的历史时空。人物的年龄、出身、经历，尽可能参差，像“用一枚枚浮子，标识出旋涡的方向”。

虽然从数量上来看，男女是一样的，但是女性人物的性格明显比男性鲜明突出。任晓雯解释说，那由于自己同为女性，对女性与命运抗争落败后的情绪更加感同身受。“特别是当一个女人承受时代和生活重击的时候，那种柔软和坚硬的碰撞，我觉得特别有冲击力。”

张定浩观察到，《浮生二十一章》中呈现出细节与命运、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对抗。所谓命运，就是小人物被时代和历史的浪潮裹挟向前。芸芸众生皆是如此，但是每个人的细节不同。如果说命运意味着所谓的历史，那细节就意味着文学。文学从业者书写这些细节，就是把这些人从命运、从历史中“拯救”出来。历史“牺牲”绝大多数人，而文学使无辜者“复活”，这种张力和矛盾感格外动人。

“当我们去看《史记》中的列传部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谈一个人如何上升，如何成长，如何成为一个人。为人立传，就是在记录一个人如何向上的过程，像西方的成长小说一样。但在任晓雯的小说里却不同，每个人物的一生都在不断向下。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是他的童年、少年，是恋爱之前，是充满希望的时候。一旦进入婚姻或成年，整个人生就往下走，这是蛮悲哀的一件事。大多数普通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生。”张定浩说。

“虽然每个故事只有2000多字，但看完却需要发一会呆，或休息一下，因为刚刚经历的可能是一个人的一生。”张定浩感慨，“不过，这些平凡的命运能有文学家帮助记录，也许本身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安慰吧。”

今年5月，任晓雯的短篇小说系列精选《浮生二十一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非虚构”的方式趋近真实的人性

《浮生二十一章》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可循，有的是通过对亲友采访，有的查阅口述史，有的依靠网友自述。在历史细节上，任晓雯试图以“非虚构”的方式趋近真实；在人性细节上，不依赖当事人的自我描述，而是借重体察与怜悯。借由想象为历史枝叶填增细节，以趋近人性的真实。

对人性的提炼是任晓雯进行非虚构书写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曾经自诘：“历史的东西、非虚构的东西已经摆在那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写？”

似乎在她看来，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因为所有的言说都是主观的，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一定就是真实本身。述史者凭借主观偏好选取素材，哪怕所有的元素都是事实，组建出的历史也必经窄化和扭曲。

于是，在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之间，创作力诞生了。任晓雯发现：“这里面有非常模糊但是令人着迷的东西。我想去探究它的背后是什么。有许多人说，小说有时比历史更真实，我想是因为它有人性的逻辑，有一种符合常识判断的逻辑。”

任晓雯举例，自己有一次看口述史时发现，人在面对记者采访时会不自觉带上伪装的面具。谈到和父母的关系时，不会将不满、怨恨等负面表达诉诸于口，但却能通过情绪窥察一二。

在写《张忠心》这篇小说时，张忠心的父亲是一位“小三线”建设者，把他的母亲从上海“骗”到了山沟，从此改变她一生的命运。尽管从口述者的话语中，任晓雯看不到太多指责，却能从背后感受到一些浮动在话语之上的东西。于是最后写作时，她将人物设定成对他的父亲心怀怨恨，没想到反而引起读者共鸣。

任晓雯通过对人性的合理想象，将叙述者和文本纳入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她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性质——“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之外，进行文学的阐释和总结。”

“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声音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哪一个最接近历史真实。但小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开历史和生活‘交通’的空间，将每个人的生命体验投射到人物身上。”项静认为，当所有简短的人生截面组合起来，就是生活丰富的面向。正是这个部分，让人看到生命的鲜活和尊严。

项静和张定浩都同意一点，类似《浮生二十一章》这样的小说是一次带路标性的实验，能够充分满足作家对语言和形式的渴求，但不能重复写作。就像金宇澄的《繁花》一样，一个作家一生也许只能写一次，并且其他作家也不能继续这个写作路径。

“不过，好的小说家就是这样，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一次性的，写过之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张定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