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下攻取北宋都城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帝国轰然崩溃，史称“靖康之难”。崩溃背后，是恶性党争、财政危机、军事痼疾、外交失策，一场全局性危机笼罩着全国内外。

如何理解北宋重文轻武的统治技艺？如何理解北宋时的民族关系？意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又有着怎样的联系？8月底，《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作者郭建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博来到北京鲁迅书店，共同探讨北宋末年这场历史变局的前因后果，以及古代王朝的盛衰之变的深层逻辑。

重文轻武的统治策略

郭建龙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思路与方式。中国历史上稳定的中央王朝的寿命往往在三百年左右，然而北宋却是一个例外——它仅仅存在了一百六十余年便盛极而亡，直到宣和末年（约1124-1127年），即便危机重重，北宋百姓仍然难以切实感受到危机感。由于宋史材料丰富，他决定选取靖康之变这一事件点，结合学术性与趣味性，解剖北宋末年的全局性危机。

北宋王朝向来给世人留下羸弱印象，这与其重文轻武的治国方式密切相关。雷博介绍道，北宋在军事、外交领域的软弱确给人“恨铁不成钢”之感，但是后世观者也要深刻理解宋人所处的历史时空。晚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中央皇权旁落。当时，军队甚至常有吃人之事。宋代统治者吸收历史教训，重用士大夫官僚，大幅削弱武将权力，有利于加强中央皇权、稳定秩序。

郭建龙补充道，北宋的军事的问题不在于军事实力弱小，而在于军事组织系统存在痼疾。单就军事实力而言，由于有着完整的军事训练体系，北宋的单兵作战能力比唐更强。但是，军事统帅的权力也被分割，练兵者无法调兵，在关键时期，兵力无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形成合力。除此之外，金兵南下之前，北宋已经与辽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其军队已经很久没有经历战争，这导致军事信息传输滞涩，指挥系统紊乱。面临军事经验丰富的女真骑兵，北宋军队经验不足，在作战中相形见绌。到南宋，由于经历了军事混乱，军政权力被迫集中到岳飞手中，军事效率提高，宋代的军事实力也得到了提高。

与受压制的军事权力并生的，是发达的士大夫政治及其产生的文弊。雷博说，决策者往往需要犯错误的空间和弹性，才能做出好的决策。但过于发达的官言政治传统，使得政治环境张力过大。这极易让决策时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

王安石变法之争

历来各家对王安石变法颇有争议，夭折的王安石变法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又埋下了多少隐患？政府与民众是否存在对立关系？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又有哪些联系？

雷博指出，王安石变法中的新旧党争，对应着的实际上是缠绕着前现代中国的“无为而治”与“大有为之政”的治国方略之争。参考这一坐标系，变法实际上是王安石领导下的新党希望达到富国强兵效果，推行“大有为之政”的政治改革。他提到，王安石曾在奏议《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巧妙地指出，北宋看似百年无事，实则危机四伏，当采取“大有为之政”去除北宋之积弊。

面临空虚的国库，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要通过增强政府管理，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效果。而这一提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反对。雷博解释道，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国家财富绝大部分都只能通过农业生产积累，财富总量有限。因此，财富不在官，便在民。旧党据此认为，变法不是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把财政压力转移到国家身上。

郭建龙认为，王安石变法通过经济手段将权力从民间集中到中央，它在一段时间是进步的武器。但宋神宗没有办法确保其后代不滥用权力，以至于让大权变为一个不稳定的火药桶。例如蔡京向宋徽宗进言可利用国家财富“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大改盐钞法，废除旧盐钞，大量抽血民间财富。因此，在财政指标上王安石变法虽然成绩亮眼，但长远来看，却没有促进民间繁荣。

除此之外，王安石变法也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环境，导致党争激化，这大大撕裂了北宋政权，导致官僚系统和决策系统的进一步紊乱。面对金军，大部分新党转化为主战派，旧党则转化为主和派。主战派败后被要求下台，这导致北宋在后来的战争谈判时出于不利状态，主和派为了证明于是提出更加屈辱的条件。两党的交替上台导致了北宋的“政策抽风”现象，这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但与此同时，郭建龙也指出，北宋史料异常丰富，史料中有的支持旧党对变法的批评，有的则支持新党的改革。就此，雷博对郭建龙的批评作出了两点回应：

新旧党争是北宋文弊的极端表现，它恰恰成为了变法无法顺利推行的原因之一。北宋士大夫官僚对王安石变法批评众多，其中多有以变法初期的政策为靶子大兴批评者，但实际上，变法后期的政策已经吸收了这些批评。雷博说，改革需要有弹性和余量。宋神宗去世后，改革也还没结束，变法政策一直处在弹性变化过程中。

在财政上问题上，王安石用吏取代黑社会组织，通过加强国家对基层的控制，控制了原为黑社会组织把持的房产与运输，在不增加民众负担下，也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另外，现存宋代史料的经济数据显示，无论是民间市场的活跃程度，还是码头、水利工程建设，在变法期间都有整体上升的倾向。这也吸引了研究宋代江南经济的日本学者的关注。雷博认为，在“大有为之政”下，通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也可以达到“国富民富”的效果，因此，“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对立思维值得反思。

决策中的地理与民族因素

地理、民族等因素，也深刻影响着北宋王朝的决策。郭建龙介绍道，历史上中国在在地理结构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华北平原与长江流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除东南沿海之外，西面与北面都有高山作为天然的地理边界，仅需要少量兵力就可以把边界守住，可以确保将更多精力投入内部的发展。

而北宋王朝从后周继承的疆土，一开始就缺少“北京—大同”一带的燕云十六州，缺少历史上长期作为重要天然屏障的燕山山脉。这一方面导致缠绕宋人心理的失地情结，另一方面，也为北宋埋下了民族关系的隐患。

雷博认为，应该把宋朝的民族政策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宋代注重“华夷之辩”，是理解宋代的一个关键点。他介绍道，自西晋末五胡乱华以来，历经两晋、南北朝、五代等时期，这些时期的政治秩序建构一直是在“华夷一体”或曰“夷大于华”的秩序下进行的。在唐初，唐太宗虽有“天可汗”意识，但是其多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却不够成功——“安史之乱”便是唐代统治者无力主导这一共同体的产物。宋代统治者吸取了历史教训，格外注重建立主体民族治理的边界，放弃攻打治理成本过高的地区。这也与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乃至中华民国对“华夷一体”、“五族共和”的强调区分开来，这让宋代显得尤其特别。

雷博说，尽管北宋的民族关系最终没有处理好，导致王朝覆灭，但其对后世仍有其借鉴意义。在他看来，良性的民族融合应当以主体民族的价值观为依托，要建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基本底色。如果没有这一底色，民族融合就会始终处于糊涂的状态中。

另外，雷博还提到，北宋没有定都于“身抵天下之口”的军事型城市，而是定都于“中宅天下”的商业型城市汴京。《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汴京，物阜民丰、生活安逸。这种生活方式侵蚀着战略思维能力，使得其决策带有浓烈的市井气息。北宋王朝在决策时患得患失，相互推诿，效率低下。北宋还惯用赎买政策，这也使得北宋在对外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