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传统

一身旗袍，素履而至，伴着《梅花三弄》的古琴曲，潘向黎身上的古典气息自然地弥散开来。9月22日，作家潘向黎与路明来到上海作家书店，与读者分享了他们进入文学的方式、写作的喜悦、写作的困境以及与文学有关的有趣故事。

作家可以被“培养”吗？

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潘向黎表示，她初入大学时，也曾听过类似的说法。那时老师告诉他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教授、评论家一类的学者型人才。

“老师告诉我们，一要好好读书，于是列了一堆书单，留了大量的阅读功课。二是不要蠢蠢欲动，不要轻易尝试写一些东西。”心怀疑惑的潘向黎又去询问同为中文系教授的父亲，也得到了相似的答案。至此，“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传统，成为潘向黎心中一个“确凿的悬案”。

尽管失望于这一传统，但喷薄而出的写作欲是不可能被轻易压制的。于是她决定在暗地里偷偷创作。后来她渐渐发现，中文系课堂里“为那些培养学者做的准备”其实对于成为一名作家也是很有好处的。

经历了多年的文学跋涉，潘向黎被许多创意写作专业的年轻人都追问过类似的问题，她给出的答案坦诚又直接：作家是可以培养的，但好的作家是天生的。

作为从小到大的理工男，路明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曾谨慎地将部分文字放到人人网上，受到不少陌生网友的鼓励，一鼓作气之下写出了第一本作品《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

但写第二本书的时候，过程却不甚明朗。“所以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身边大多数人只要愿意，写第一本书是比较容易的，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记录下来就行，但要写第二本书，可能就需要一些写作方面的技巧。这大概就是一个业余写作者与作家之间的区别。”路明说。

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出卖自己

写作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潘向黎看来，人与写作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视写作为生命”，只要活着就不停笔，其他身外之物都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典型如路遥、陈忠实，一旦动笔，就进入了一种高速燃烧的状态，甚至于忽略身体的任何警报；第二种是“以写作为生”，这样的人也许爱写作，也许没那么爱，但恰好有这方面的技能，又与工作匹配，便以写作维持生计；第三种则是“把写作当成终身爱好”，潘向黎表示自己就是那第三种人。

“它（写作）就是我的一个‘亲人’，比朋友还要好。朋友虽然谈得来，但两三年不见面，电话联系也行，但亲人的话两三年不见面是不行的。”潘向黎说。

在处理自身与作品的关系时，潘向黎坦言，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作家都是无处躲藏的。读者会通过文字形成一种感觉，使很多东西不言自明，作家与读者逐渐在相互周旋中接近无限透明。

“不要以为虚构的（作品）就好藏起来，我觉得没用，从第一个字开始，作家就在出卖自己了。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写起？为什么第一个奔入你脑海的词是这个不是那个？让不让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在潘向黎看来，文字中的一切无不充满了作家本人的选择。所有的价值观、审美观早在开篇就暴露无遗。只要读者选择阅读，这种窥探几乎是难免的。

作家是容易“失恋”的人

潘向黎的创作被认为具有游弋于“60作家”与“70作家”之间的多重介质，尤擅书写浮华都市生活中女性心灵富有质感的一面。她的长篇小说《穿心莲》就是一次完全而充分的展示。

潘向黎提到“穿心莲”的文学隐喻，“莲子把心去掉之后还是完整的，但其实已经毫无希望了，不会再开出莲花、结出果实，我正是用它来比喻一种毫无希望的爱情。”

“我觉得作家也是经常‘失恋’的人。”在潘向黎眼里，作家这个职业有“两大不好”，第一是过于敏感，时常因为对生活的不满而处于‘阵发性职业失恋’之中；第二，作家的思绪经常被瞬间激发，以致不能在与别人的交流中给出正常的反应。

潘向黎谈到自己在为陈忠实写纪念文章时，憋了半肚子的眼泪，只为把该说的话说清楚，在有限时间的高压下，她接连引发了胃痛、呕吐、心绞痛，身体系统完全崩溃。“从这个角度上讲，写作真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它会对你榨取得非常多。”

“感情的水流达到一定程度，会冲开理智的阀门。但在‘冲开’的同时，一篇浑然天成的文章也就自然地流到纸面上。整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早就有的。”潘向黎说。

最后，提到自己最喜欢和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作家，潘向黎坦言，前者范围广泛，唐代的李商隐、王维，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清代的曹雪芹，现代的汪曾祺都是如此。但要说起对她的写作影响最直接的作家，还要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作者张岱。

张岱对潘向黎的影响不只在写作风格上，更多的是影响了她的写作观、人生观。“作为明朝遗老，国破家亡之后，他知道写作不可能改变命运了，便借此回忆过去的生活。那时我才恍然，原来文学的起源可以是这样的，不包含世间的考量，只是源于一个人在绝境里的无路可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最纯粹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