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笔下的北京换了另一重光景：《中关村笔记》呈现出北京新鲜光亮的大都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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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光华，文学见证。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将陆续推出“作家说·70光华 文学见证”主题直播，每期一个特别策划，以作家视角回顾波澜壮阔的70年中那些值得铭记和书写的高光时刻。9月24日，北京老舍文学院作家宁肯，中央党校副教授、青年评论家丛治辰，《文艺报》编辑、青年评论家行超做客文学直播间，带来“作家说·70光华 文学见证”主题直播第一期《书写见证城市崛起》，共同探讨作家对一座城市70年变迁发展的书写和思考。直播由行超主持。

《中关村笔记》：一次开疆拓土式的写作

宁肯从小在琉璃厂附近长大，住在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对北京有一种怀旧的情绪。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自己的北京意识越发强烈。他说，如果以北京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他会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譬如北京的胡同。但后来他发现，若是没有中关村，北京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中关村对宁肯构成了十足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陌生又迫切的难题，宁肯主动请缨，接下了写作《中关村笔记》的任务。

对宁肯来说，《中关村笔记》是一次开疆拓土式的写作。行超评价说，《中关村笔记》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内容上脱离了宁肯之前熟悉的题材和文类，文学含量非常高，完全不像想象中同一主题的作品。丛治辰听闻宁肯要写作《中关村笔记》时很惊讶，因为直觉告诉他，中关村作为一道命题作文会很难写。事实是，宁肯不仅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且借用小说的形式讲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关村。

《中关村笔记》对宁肯意义非凡。经过此次写作，宁肯的写作版图进一步扩大，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写作过程中不断进行的采访，这对一位作家在不变中求变的野心有巨大帮助。“有的时候，人的写作就是不断拓展再拓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作家是不断的求新、求变的过程，变和不变在我身上确实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

北京的城市精神：文化与人格相融合的内在尊严感

许多作家都曾写过北京。老舍笔下的北京是一座富有人文底蕴的传统城市，王朔则聚焦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院，宁肯笔下的北京换了另一重光景：《中关村笔记》呈现出北京新鲜光亮的大都市形象，《北京：城与年》则以怀旧的目光回望记忆中的老北京。在宁肯看来，武术、武侠小说和戏剧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三个支柱，和传统的精英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宁肯以小时候学摔跤的故事为例，说明心目中北京人最内在的本质。他在摔跤师父的师父身上看到了可以称为“北京精神”的东西，虽然那只是一位蹬三轮的师傅，却通过练习武功达到了某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对不同的人都不卑不亢。在宁肯看来，这种派头就是北京精神，是一种由内在支撑起来的尊严感。

在中关村创业初期，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在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原因也是一样的：他们身上爆发出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的精神，这就是北京精神。“探讨北京精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表面，而要从内在和文化角度去考虑”，宁肯说。

填补北京城市书写的空白

胡同是老北京最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中关村则是北京在改革开放后走向全球化进程中在地理空间上留下的产物。丛治辰认为，“《北京：城与年》补足了王朔没有写到的地方，宁肯笔下的胡同与王朔笔下的大院一起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北京城市图景；《中关村笔记》又补足改革开放后、面向全球化的新北京”。

丛治辰在《中关村笔记》中看到了与印象有别的中关村。在北大读书时，丛治辰去中关村只限于与小商小贩打交道，《中关村笔记》帮助丛治辰转变了两个意识层面的认知：中关村不是电脑零配件聚集地，而是高科技产业聚集区；中关村的发展有历史根源。他认为，《中关村笔记》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写起，富有历史感。一般而言，描摹北京城市发展的文学作品往往忽视这段历史时期，而《中关村笔记》填补了这份空白。宁肯表示，如果没人写这段时期会非常可惜。“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像我这样把它挖掘出来，这也是我的责任。”

丛治辰进一步提到，宁肯用批判现实的眼光写出了中关村见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的历史。表面看，如今的中关村象征着金光闪闪的生活，但事实上，中关村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聚集地，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离不开大量科研工作者的艰苦奉献。“一座大厦究竟能盖多高，要看根基夯得有多实。即使在当下，具有科学奉献精神的科研工作者，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挖掘和铭记的一类人”，行超说。

谈到宁肯对北京城市空间塑造的成功，丛治辰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宁肯写出了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他用小说思维建构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文本，获得了奇特的效果，“小说思维是一个不断叠加的视角，而不是一个单域视角”。宁肯清楚地观察到北京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构成，同时又非常自觉地表现出文化气息的复杂性和层次感，这是《北京：城与年》和《中关村笔记》特别出彩的地方。

文学如何书写城市经验？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书写城市经验的重要性。如何书写城市经验，与谈者有不同的观点。宁肯认为，表达城市经验的困难在于，“文学是滞后的，如果文学与现实贴得太近，没有经过沉淀，这种城市经验可能还比较表面。”他认为，非虚构形式可能更适合书写当下的城市经验。

在丛治辰的阅读经验中，书写城市较为集中在书写进城的经验上。他认为，当今城市文学陷入了与乡土文学相似的病症，城市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缺乏城市感，缺乏细腻的日常生活质感，缺乏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他笑谈，自己在描摹城市经验的作品中看到了乡土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人际关系；同时，城市文学也有同质化的弊病。丛治辰提醒，不要把城市文学变成新的乡土文学，“作家要有审美能力，把城市的独特性挖掘出来”。

宁肯对乡土与乡村两个概念的区别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乡土有一种气质，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城市文学作为西方舶来的概念，讲求思辨，目的是把城市气质表达出来。“我觉得城市文学需要有气质，作家应该找到这股气质，然后去表达这个城市，可能会更重要一点。”丛治辰也提到，很多人用西方城市文学的概念要求中国的城市文学，这未必合适。他认为，不是城市文学的问题，而是城市文学好坏的问题。宁肯最后说，从城市的角度定义文学违背了文学的基本规律，首先分作品好坏，然后再从文学本身认知地理空间。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越现实，越先锋

宁肯有过几次进出文学的经历，这让他保持某种警醒，即作家不仅要在文学内部，还要经常站在文学外部观察文学，才会有新的认识和发现。上世纪80年代，作为典型的文艺青年，宁肯用文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到了1992年，宁肯所在的中国环境报组建广告部，他任部门主任，一做就是五年。广告从业经历不仅让宁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阅历，也改变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当他回过头，发现文学原来那般渺小和边缘。“过去的我好像身在庐山中，文学是一座山，广告是另一座山，两座山‘相看两不厌’，这对我后来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

对宁肯来说，《中关村笔记》不啻为一份文学之外的宝贵经验。为了创作该书，宁肯多次走进高科技产业园、采访企业家、了解科技发展脉络……这些陌生的事务让宁肯猛然发现自己与文学脱了节。写完《中关村笔记后，他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有了新的观照，“作家有机会走出文学，从外在视角回看文学，我觉得这对创作很有意义。”

谈到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宁肯认为，小说把潜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如果他仅写出记忆中的往事，它们只是散文，只有一种现实性。而任何一个事物除了有现实性外，还存在大量的可能性，小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挖掘出事物现实性背后的可能性。探索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现实，“文学性本质而言还是为了现实性，坏就坏在，如果说单纯的为了试验而试验，为了文学性而文学性，它一定是一个不够现实性的东西。”

丛治辰不认为所谓现实性和文学性是矛盾的，他援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的论述，反对用独断方式解读文艺作品，认为现实的复杂性要求作家寻找不同的形式来反映。对此，宁肯表示赞同，他认为，现实是最先锋的，因为现实中存在着最复杂的东西、最多样的形式、最多姿多彩的侧面。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的人一定是一位先锋作家，就像越是现实的就越是先锋的。想要保持现实的复杂性和立体感，用现实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必须动用崭新的形式。“作家要找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复杂性之间的联系，现实有多大复杂性，文学就应该有多大可能性，作家不应该回避或简化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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