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作为小说家的猎人，作为猎人的小说家

2019-09-29 08:56:11　凤凰网读书　

采访双雪涛，不单纯因为他出了本新书，而是源于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我们想跟目前中国文学圈最富创造力的一群人聊聊，他们生于八十、九十年代，是成长在物质不再匮乏环境中的一代人，写字桌的背景也从黄土地换成了厂矿、城市甚至宇宙星空。文学营养的空前丰盛与个体经验的相对匮乏，同时成为了他们书写时无可回避的基因。他们是中国文学的晚辈，哪怕只是在当代文学时长有限的序列中，也是一波“后浪”。然而“后浪”的不可小觑处，正在于其全新的生命、蓬勃的意志与积蓄的能量，随时可能改变整片海洋。

我们想知道他们关心什么，什么又正在令他们焦虑，也想知道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可能意味着什么。

双雪涛，1983年生于沈阳。小说处女作《翅鬼》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长篇写作计划《融城》获得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也是首位入选该奖项的大陆作家；作品《平原上的摩西》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北方化为乌有》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短篇小说奖。作品《刺杀小说家》由导演路阳改编为同名电影，《平原上的摩西》同名电影也在筹拍中。

人刚出生的时候是一块没有被打乱的魔方，之后的每一次翻转，都是与起点渐行渐远的无序与混乱，极少数人能找到方法及时调整自己，快速归位。对双雪涛而言，这个办法是写小说。

写小说之前，他是银行信贷员，又称“前台金融家”，做了五年。枯燥乏味，早八晚五，写写汇票，整理资料。这段经历曾被反复叙述，并激励了广大怀有文学梦的后继者。再之前，他在大学学了五年法律，"学不明白，也不乐意学。”看了一堆闲书，曾试图进入文学社却被无情拒之门外。

在人生的前二十七年中，他的人生与文学看似没有正面交锋的可能。如同一个经验尚缺的开锁匠，在未知密码的情况下，一面旋转保险柜密码拨盘，一面侧耳细听锁内凸轮的声音，判断可能的密码组合。直到某一天，锁内凸轮对准了正确的凹位，暗藏文学宝藏的柜子被打开。那是2011年，他的处女作《翅鬼》夺得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没多久，他从银行辞职，在家写小说，期间写了几部后来对他意义重大的作品。2015年，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家乡沈阳，启程去北京，入读人大作家班，“那会儿都32了，没想太多，就想过完愉快的三年”。

三年的功夫像缕烟，手一挥就散了。去年六月他从人大作家班毕业，同年还有一件事儿，像一团乌云，曾一直盘旋在他头上——他试图写个小长篇，苦干了七八个月，失败了，被折磨了大半年的时间，休息两个月之后，开始另起炉灶，这便是新短篇小说集《猎人》，里面比如像《杨广义》，还是延续了之前的风格，一个正儿八经的东北故事。但同时，新方向的尝试与探索也在摩拳擦掌。作家格非说，之所以做这样的探索，可能是在为更加宏伟的目标做准备，这个目标，也许是长篇小说，也许是其他更有挑战性的东西。

“我就是想写出一个自己觉得更复杂的玩意儿。”他靠着椅背，有些出神地望着面前的一排排书架。

日记，师承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久等了”，一辆黑色网约车停在午后的理想国大院门口，一口流利东北普通话在院里回荡。双雪涛和图片上并没有太大差别，精瘦，箭头一样，没有蓄须。黑T，深蓝色中裤，黑色运动鞋，左肩挂着双肩背包，好像随时可以去踢足球。他快步迈向会议室，编辑丹妮端了茶水进来，略微发愁，我担心你今天会不会太累，待会儿晚上还有活动。他就近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右脚搭到左腿上，松开一个微笑，边说边吸溜鼻子，声音像从瓮里传来，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闲的，平时太闲了可能，还有点儿感冒。

他身上有种似乎是天生且娴熟的幽默，以至于在看到我放在手边儿早已被翻旧的《猎人》，便脱口而出，这书咋都成这样儿了？这是在哪儿蹭的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仍未褪色的天真与叛逆。他自称其实从小是规矩又工整的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想要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的孩子，但是我还是比较，怎么说，就是在心里不停叨咕但不太说出来，腹诽”。这种表里不一，内心张力让他十分痛苦，“很年轻就失眠了，基本上睡觉比考试还紧张。”

在《我的朋友安德烈》的主人公之一李默身上，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少年雪涛的影子。想做出点叛逆的事儿来却又不敢。他的父母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下岗之后，一家人就搬去了艳粉街。艳粉街上的孩子，大多是晃晃悠悠，野得很。父母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去考学，获得那种世俗的承认。”

双雪涛懂事儿早，很多事儿拎得清。他明白，不能辜负父母期望，不能像艳粉街大多数孩子那样游手好闲。但当时那种教育制度（比如用成绩把学生分等级）又确实让他很心烦。于是，心里犯叨咕的时候，他就写，写日记。他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会儿还不认识几个字，就开始在母亲送给他的红色笔记本上写日记了。起初很短，基本就一两句话，“以今天二字起首，有一个动词，格律整齐，如是我闻。”

他打小就机灵，背书背得快，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有一次班主任金老师突然让他把日记给她看，“一旦要给人看，日记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多了不少涂改，努力写出完整段落”。果然，在受到表扬之后，小雪涛虚荣心膨胀，攒下饭钱开始狂买作文选，“看见名人名言就记下，憋着劲儿在作文里用。”

渐渐地，单纯的作文选已经满足不了他，他开始看《读者》，看《我与地坛》，看古龙，金庸，福尔摩斯，大仲马，简奥斯汀，雨果，等等等等。如果说过去的作文是蚕，那现在的就是蛹。这个蜕变，就是不知不觉被阅读给催化的。

阅读从未间断。上了初中，双雪涛每天中午跑去图书馆，主要在文学区溜达，什么赵树理，孙犁，邓一光，赵本夫，李佩甫，莫言，张贤亮，“下午跑回去上课，中午看过的东西全忘，继续做呆头呆脑的庸学生”。

除了小学时代的金老师，还有一位，双雪涛一直记着，高中时，一次满分六十分的作文，王老师给了他六十四。那篇作文里，他写到外公。去世前的外公给他买了一个翠绿的大西瓜，抱着西瓜从远处向他走来，“面带微笑，似乎西瓜的根蒂就长在他身上”。他把这种鼓励看成是一种拯救。他阅读更仔细了，看作家前辈们怎么“揉捏语言，构造意境，上接传统，外学西人，自明道路”。他的作文字迹很乱，还经常越框。超出框外的部分，张牙舞爪，密密麻麻。老师也认真给他批改。

上大学的时候，啥都没写，净看书了。当然不是专业书，旁人眼中有保障有前途的法学他没兴趣，懒得再多看两眼，选择它也只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那会儿他迷上了王小波，想成为他，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如今自己会正儿八经走上写作这条道上来。包括现在，他的自我介绍也只是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认为，“作家”的称谓是对他的谬赞，“岂能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共用一个称谓？”

银行，文学奖

银行上班那几年他好像一个行走的苹果。苹果是他最爱的水果，外甜中空，像现在的"社会人儿"。上班五年，双雪涛没想过升不升职这回事。“每天早起都有坐在卡车上奔赴刑场的感觉”，上班就是面无表情地例行公事，有时候下班之后会有应酬，饭桌上皮笑肉不笑地敬几杯酒，侃几座大山，回家之后，该干嘛干嘛，日子和大多数人没什么两样。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不好，但确实没什么意思。“银行工作对人是有消耗的，它是另一种世界观，在这个行政体系里，你要做其中一颗小螺丝钉。”好在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他仍爱看书。阅读是他割舍不掉的习惯。他在单位电脑和自己电脑里都下了好多电子书，活儿干完了就看。或者有时就想偷个懒，看书只为偷懒，偷懒只为看书。他还爱看电影，空了也写写影评练练手。

有一天，朋友转给了他一个征文启事，首届“华文世界小说奖”的，第一名有六十万新台币的奖励，人民币差不多有十五万左右吧。正好那会儿他正面临着买房压力，要是得了奖，首付就不愁了。家里人每天在为各种杂事争吵，他就自己关起门来写，两耳不闻门外事，好像在修炼什么独门秘籍的武林高人，或是一种超度。只花了二十来天，他就写了一个六万来字的中篇，抱着买彩票的心情递过去，没想过之后竟然能真的中奖，还是头奖，像是电影里的桥段。这就是后来的《翅鬼》，最开始不叫《翅鬼》，叫《飞》，算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

从台湾领奖回来，双雪涛继续他的银行工作，只当这次得奖是个意外，或干脆是一场梦罢了。不过这个“梦”留有一些余味，有后劲儿，让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有些走神儿地琢磨起什么来。下班回到家，多半是一边在嘴里叼根儿烟，一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2012年，有一个台北文学奖在征文，但必须是关于台北的。“那个奖像投标一样，每个人写一个标书，于是我写了一个写作方案投过去，幸运地中标了。”这之后他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起来所谓“命运”。如果说一次中奖是走运，是命运在开玩笑，在捉弄人，那么两次呢？他突然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暗示，甚至是一种责任的启示——一种突然降临的关于写作的责任。总之很快他就把工作给辞了。辞职那天是他五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找领导谈话。国有银行几乎没人这么干过，很多人表示惊讶，不理解，甚至认为他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好好的工作不干了去写什么小说，这不是存心折腾吗？但当时双雪涛管不了这么多了，他一定要抓住那个光尾，尽管还不那么清晰。那是一种指引，一种召唤——他喜欢写小说，就是要写小说，而且要全心全意的写，写好它。一个人一辈子一定会叛逆一次甚至多次。当了那么多年乖学生乖儿子，双雪涛想找找自己，在小说中找到自己。曾经有朋友问他，好小说是什么？他答不知道。朋友笑了，“那你还写个屁小说”，他也跟着笑，“那我可能就是奔着屁小说去的”。

艳粉，故事天堂

辞职之后的两三年，他陆陆续续写了一些短篇，其中十篇后来整理成了一本集子，也就是让他真正开始收割知名度的《平原上的摩西》。这本书抖落出的冷冽与残破，就好像被冰封的热血，或者被缠绕的犄角。弋舟称它为“热虚构”，好像作者血管里“在喷涌绝望的火”，让人看了憋着一股流泪的冲动。双雪涛听了哈哈一笑，“写的时候很平静其实。写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成为一个小说家。”

故乡是写作者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不难理解，最深刻的记忆，都藏匿在最熟悉的过往中，像一只人一辈子都丢不下的珍贵又沉重的皮箱。作家往往像一个拖着它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孤旅者，轮子碾过，在雪地留下两道潮湿，绵长的痕迹。

很多作家在作品中都将故乡设立为重要的文学地标，莫言和他的高密，叶兆言和他的南京，迟子建和她的北极村。当人们好奇艳粉街之于双雪涛是否也是这样一种存在时，他说，“我觉得像地域这种构建，它有它有意思的地方，人写一个小地方能写出大千世界，这是没问题的，但可能我的性格就是更愿意去玩，不愿意老待在一个地方，但是说不定哪天就写回去了，或者在那个地方又开始在玩，都是可能的，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计划性的东西，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想作为一个地标。它只是作为一个我比较成熟的素材出现罢了。”

关于艳粉街的名字由来，有很多传说，一种说是，曾经一个有钱人家的丫鬟死后葬于此地，于是一开始这里被叫做丫鬟坟，后来改成了艳粉街。还有一种，有一名叫胭脂的姑娘，杀死了侮辱她的恶霸后同心上人逃到此地安家，后来人们就管这儿叫“胭脂屯”，改革开放后，觉得屯不好听，就改叫艳粉街。在《走出格勒》中，关于艳粉街，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它形成于何年何月，很难说清楚，我到那里的时候，它已经面积广大，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每当市里发生了大案要案，警察总要来这里摸一摸，带走几个人问一问。这里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即使在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时候，就有人在地上烧起枯叶，刺鼻的味道会弥漫几条街道。”

艳粉街所在的铁西区代表的就是当时社会转型期，由盛转衰的东北重工业现状。铁西区最早是在长大铁路以西，所以后来被叫“铁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政府把铁西区设立为工业区，随后开始逐渐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很多大型项目都放在了那儿，当时其钢产量，机床产量都是全国第一。“共和国武装部”，“共和国长子”，“东方鲁尔”，各种美誉漫天飞舞。当时还建设了配套的铁西工人村，据说是建国后最早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区。在集体主义浪潮，“工人领导一切”的口号之下，工人们生活整齐又和谐，如一首悦耳的东北奏鸣曲。

改革悄无声息地重重砸下，像电影中突然降落的巨型猛兽。九十年代末，大量工厂停产，“下岗潮”席卷而来。计划经济时代的乌托邦不复存在，工人们的生活从天堂掉到地狱。王兵早在他的纪录片《铁西区》里就记录了当时混乱缭绕的艳粉棚户区。工人们居住的简陋房子被垃圾包围。孩子们无所事事地游荡，像晃荡的空酒瓶。他们的嬉闹是不计后果的，肆无忌惮地挥霍青春，不知道理想是什么东西。房屋被拆迁的人们带着自家门板正无奈地撤离。开头还有这样一幕，在政府彩券发行现场，主持人操着麦克风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抽烟，伤肺，喝酒，伤胃。到歌厅，高消费……买点彩券，经济又实惠。”彩券地位一下子崇高起来，不管你中不中奖，彩券本身就好似一根救命稻草，立在那儿，吸引你去拽下来牢牢攥在手里。寒风呼啦啦刮着，攥着彩票的人钻进风里，想象那是一床棉被。身上哆嗦，手缩进袖管，嘴里可能在咕哝，老子不发财该哪个龟孙儿发财？

穷困是刺探人性弱点最好的探照灯。闲散人员多了，各种打砸抢，偷鸡摸狗的事情都来了。双雪涛曾经描述过艳粉街上发生过的一起案子，一个五人团伙从1995年到1999年之间，抢劫并杀害了十九个人，累计金额有三四百万吧。他们主要抢的都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很多都是搞批发为生。他们有缜密的作案计划，先抢劫一辆出租车，把司机从驾驶座上骗下来勒死，放进后备箱，直接开着这个车就去抢。这个案子，也曾作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导火索”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出现。

十岁搬到艳粉街，双雪涛在那儿生活了四五年，他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会为了生存撞向所有毁灭。他想记录这样一群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书名概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人，在时代浪潮中被淹没，被拍打上岸之后成为废墟。“当世界失去了正义，一个人要怎么活着才是正义的。”他想弄清楚这个。

他拒绝把这些人概括成“失败者”，那太功利了，他说。“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尊严，这种东西是独特的，他们到底是好人，坏人，落魄者，成功者，这个对我不重要。”在他看来，这种对人物的看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相似。陀氏不会对人进行价值排序，好人还是恶人，尊贵还是卑贱，这很难定义，分序列毫无意义。

陀氏在《被侮辱也被损害的人》中塑造的那群人，他们认识到自身罪孽，但不是一味等待上帝救赎，而是努力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西伯利亚的寒风将陀氏削成一把刀，刀鞘是他信奉的基督精神。大多数时候，陀氏都是藏匿在刀鞘下的锋刃。《平原上的摩西》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失败者”们渴望救赎，并主动找寻一种自我的觉醒。这种拯救是相互的，自我拯救的同时也启发并拯救着他人。“救赎”在整本《摩西》中暗自流动，在第一个同名中篇里，傅东心给李斐讲《旧约》的《出埃及记》：耶和华指示摩西，哀号何用？告诉子民，只管前进！然后举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涛就会分开，为子民空出一条干路。于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途中见证种种神迹，领受到自身使命。她对李斐说：

“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记忆决定了一个人的写作方向”，就像双雪涛自己所说，他的作品，“注定不会太温存，但也不会太冷酷”。之所以“不会太冷酷”，是因为这些堕落的，失败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不是就一蹶不振了。他们也有光芒，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光芒”。《大师》中痴迷下棋的“父亲”，一辈子没干成什么事，下岗后更是落魄潦倒，但却是棋桌上的巨人。他下棋也不是为了赢别人，只是享受那种纯粹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文中父亲对儿子说，“有时候赢是很简单的事，外面人多又杂，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下一辈子，一辈子有人和你下，有时候就不那么简单。”说到《大师》，双雪涛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大师》的灵感直接来源于他，“我爸比较孤僻，朋友比较少，他的乐趣就是下棋，他让我明白，一个人通过某一种技艺或者在技艺中找到智慧和乐趣，使自己的人生拥有不一样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把一种东西做到极致，就接近了某种宗教性，而这种东西，是人性里很有尊严的东西。普通人也有自己的神祗，就是自己的手艺。小说家本身，就是文学这个宗教的信徒，也是在努力把某种东西做到极致。”

现在双雪涛隔一阵儿还是得回趟沈阳，因为妈妈还在那边。离开东北后，每次回去，都感觉有些东西似乎不太一样了。但具体是什么，他说不上来。但希望是具体的，他希望沈阳能再增添一些活力，属于城市的活力，是朝阳而不是夕阳。

昔日的艳粉街

“翅鬼”准备起飞

《猎人》首发活动那天，现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笑声。越来越多读者顺着欢笑声的牵引从书店阅读区来到活动内场门外探头探脑，很快后排就站满了人。台上是主持人和四位嘉宾并排坐，正对观众。嘉宾格非此时继续说道，双雪涛在《飞行家》，包括其他一些作品里面，最后的结尾经常都要“飞一下”，他觉得这哥们儿可能从小受过什么打击，反正老喜欢飞升，什么都不管，直接就飞了。大伙儿都乐了，双雪涛也坐在旁边仰头大笑。

从第一部小说《翅鬼》开始，双雪涛就显露出了对“飞”的痴迷。小说中，有翅膀的在雪国被唤作“翅鬼”，被奴役，被折损，一辈子在为自由而战，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要飞出去。飞出去之后呢，不知道，反正先飞出去再说，似乎确信飞出断谷之后的世界，就是桃花源。这种笃定气势，会让人想到斗牛比赛。牛儿们怒气冲冲地瞠目着移动的，让它眩晕，让它抓狂的红色，直到力气耗尽，双眼昏花到接近失明。

双雪涛是向往自由的人。写小说就是为了获取自由的密钥。他曾对《收获》编辑走走说，《翅鬼》里面的翅膀，其实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当时手头的工作相当刻板无趣，那个氛围确实让人窒息，一切都像是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于是，他向往着挣脱，但是不知道要挣脱到哪里去。挣脱首先要有翅膀，翅膀是逃走的最好工具，但是这双翅膀，又几次被他自己斩下，因为很难确定自己到底是谁，该干点什么。飞，能飞多远，有没有属于他的“故乡”？

他向往那种存在于职业小说家之中的相对稳定的自由，就像他的偶像村上那样，村上辞职之后开了家小店，边开店边写小说，还算自由。辞职后的一开始，双雪涛也享受过短暂的“自由”，作息上的自由。他想几点起就几点起，通常是睡到中午才起，没过一会儿感觉天就快黑了，一天又要结束了，却啥都没干。这种状态久了，他开始担心自己会因为睡得太多慢慢变成狗熊。于是他又毅然决定规律起来，捡起上班时那种仪式感。天一亮就坐在书桌前，泡好茶，打火机放在不用转头就能摸着的地方。甚至后来搬到岳母家住，每天坐公交车回家写。这种折腾让他心里也挺没谱的，总之跟他想象中的自由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差距。直到人大作家班的录取下来，他这才感觉终于要“飞”起来了。

能重归校园本身就是让人高兴的事。“知道我准备去人大念书最高兴的是我妈，我高考之后报考的院校她一直心有不甘，这次算是完成了她对我求学生涯的设计”。去报道那天，下着雨，舍友张楚和郑小驴出来接他，隔着一条马路向他招手，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飞行家》这本短篇小说集基本上是在人大就读期间写的。来到北京，一个较之于过去的全新环境，他内心反而更平稳了。辞职后到2015年，他已经过了好几年“孤岛”生活，相当于自己把自己囚禁在孤岛上，而“人大的召唤就像一艘船把他接上了岸”，帮助他抵御了内心焦虑，“使之变成一种在新天地里建立自我的决心，释放了精神上的‘负离子’”。

《飞行家》中，东北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身处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反而更刺激人想要抓住以前熟悉的东西。里面有一篇叫做《光明堂》，是双雪涛唯一一篇直接描写艳粉街的故事。“最关键的艳粉街已经建立出来了。”，“当我写完这个小说，之后艳粉街对于我来说终于可写可不写了，我觉得我现在有了这种自由。”

像刚刚得到骑车要领的少年松开把手，张开双臂迎风向前，双雪涛越骑越快，做着起飞前最后的加速。

猎人

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有一段金句：才思过于敏捷或者说知识储备超常的人，只怕不适合写小说。因为写小说是需要用低速档缓慢前行，去耐心推进的作业。真实感受是比步行或许要快那么一点，但比骑自行车慢，大致是这样的速度。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与这种速度匹配的思维活动。

“我觉得村上这种说法，就是一种反讽吧。那你能说倍儿赫斯（博尔赫斯，东北话发音近似倍儿赫斯）笨吗，还有卡尔维诺，那精密的大脑。其实很多作家是很狡诈的，不能全信。当然我肯定是属于比较笨，比较老实那种。”说的同时，他的眼睛在反光的镜片后面眨巴了两下。

之所以说作家狡诈，是因为虚构的意义。双雪涛不止一次谈到，现实与小说的距离之遥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因为语言本身，尤其是中国语言，就带有虚构性。汉语是诗的，叙述的，隐喻的，间离的语言，所以小说本质上，就是虚构，即使是真实记忆，到了小说里，马上瓦解，粉碎，漂浮，背景化，然后成为另一种东西。”

小说中最能代表虚构的，大概就是频繁出现的梦境了。在博尔赫斯小说中常常能看到梦境，而且通常是噩梦。他说，“生命，世界，是一场噩梦，但我无法逃避他，我依然梦着它。”他喜欢以梦境篡改现实，来勾勒一座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想象中的文学迷宫。

对双雪涛来说，无论是《火星》里最后从信封中跳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还是《光明堂》里的“影子湖噩梦”，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家个人的记忆和状态。《火星》中有句话说得挺准确，“记忆如同宠物一样豢养着，一刻也没有放松。”双雪涛表面上虽然是挺乐呵的人，但也总是很诚实地在文字中泄露自己的焦虑，就像他在《猎人》序言中坦白的那样，“我是一个焦虑的人，但是一向不怎么忧愁，这一年我学会了忧愁，也学会了心神不宁，六神无主，无可奈何，人各有命”。他又低头想了想，“对自己比较上心的事儿就容易紧张，这是不是就有点像猎人，想得比较多？”

新书叫《猎人》，跟书里面收录的最后一个短篇同名，但作为整本书的书名，其中蕴含的意味要远超出短篇本身。“它代表了整本书的气质，但这个气质其实我自己也概括不好。”他拆下书封，书脊上印了一个靶心。书里还夹着一张插画，上面有一头正盯着人看的麋鹿，和一头屁股示人的大象，它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被俘获的猎物。双雪涛接着说，“陆老师（陆智昌）的设计，把我想要的东西表达得很好，好像就是戳中了书的某一方面。怎么说，就像是一个人追逐另一个人，一个真实猎人追捕一个猎物，一个作家追寻自己的写作。瞄准，追寻，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东西。”

有读者评价《猎人》说，“味儿”不太对了。双雪涛笑了笑，“味儿不对，我觉得说得挺准确，确实味道有变化，配方有点儿调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是我把这个小说要想清楚，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不是我为了要写一篇小说写出来的，而是对我来说这小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什么，干什么，这是重要的。”

导演李霄峰在读了《猎人》序言和头两篇之后，感觉到他正在发生变化的语感和速度，“去向越来越真假莫辨”。李霄峰仔细想了想觉得，那是“生命体验正在往精神的纵深处去，与作者身心的粘度越来越高，同时产生了挣脱的力量。很了不起也很迷人的变化。”

张悦然对“味道有变化”这一说法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她认为双雪涛希望打破《平原上的摩西》给大家留下的标签，打破“现实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关于东北，她认为双雪涛的野心“不在于消费，特别是透支关于自己的东北经验的题材。所以在这本小说里面看不到那么多关于东北的故事，关于工业的、落魄的、脱落的故乡。他希望把这些过去，把为他带来荣誉的这样一些标签或者是这样一些话题全部抛弃，来到一个全新的领地。”

2018年11月5日，由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飞主演的电影《刺杀小说家》正式宣布开机，导演是执导过《绣春刀》系列的路阳。《绣春刀：修罗战场》开拍前不到一个月，华策影业的万娟给路阳发了《刺杀小说家》这个小说，他大概只用了个把小时就看完了，都不带喘气的。那是他第一次看双雪涛的小说，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学气质，当时他就决定，要把它拍成电影。

后来他们见面聊了一下午，相见恨晚。关于那篇小说里，“鲁迅所写的铸剑的印记感，解构机器娃娃阿拉蕾所呈现的伤感意向，古代现代两个世界中人物互为命门的奇幻”，路阳觉得，这不就是他一直想做的东西吗。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对于那种“困境下的，看似无意义的残破人生所迸发出的强韧生命力”的洞察与思考，是他想把这小说拍成电影最根本的原因。

之后双雪涛和电影圈联系越来越紧密，《平原上的摩西》也即将被改编成电影。写小说和拍电影虽然看似“不搭嘎”，但创作者们所要表达的核心其实是相通的。路阳在电影中想要表达的“反抗”和“希望”，在双雪涛的小说中也能揪住似曾相识的根须。不过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电影是用丰满的画面，小说是用遒劲的语言。

双雪涛和电影的缘分其实在很早以前就结下了。写小说之前，他给《看电影》杂志写过影评。他钟爱库布里克对世界的悲观解构，以及黑泽明的坦率真诚。一说到电影，他的眼神儿闪着光，还主动谈到最近讨论度很高的《寄生虫》，他很喜欢那部电影，他觉得整部剧作的严密程度，就像一件针脚结实的毛衣。“比《燃烧》好多了”，他好像知道接下来会被问到什么，“《燃烧》太简单了，对人的刻画，包括形式，主题上都不够复杂，《寄生虫》虽然主题跟《燃烧》很接近，但方法复杂的多。”

如今有许多作家转行做导演，但双雪涛暂时还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他由衷敬佩那些后来转行做导演的同行们，“他们从自己书房里走出来，在大千世界里一展身手，挺好！我就不行，我特别懒，一看这人多，我就有点儿紧张……我特别爱睡觉你知道吧，拍电影老是昼夜颠倒，睡不好，就什么也不想干了。”

他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我还是自己待着写小说吧。”他的小说现在卖出去不少版权，生活上应该是不用太愁。“那东西（指影视版权）其实是偶然情况，而且写小说也不是为了那个。”停顿，然后接着说，“我其实就想找一些快乐，而这个快乐，是只有写作能带给我的。”

文学之外，真实与不真实的

作家赵志明曾描述过他印象中的双雪涛：瘦高的东北小伙，开玩笑时眼光在镜片后闪烁，乐呵的时候嘴巴咧得很开……天性幽默，敢于自嘲，一件寻常事由他说来也舌灿莲花。

这或许得益于多年前在沈阳的工作和生活，在世俗的人情世界中想要如鱼得水，首先得把自己打磨光滑，像球场中自由驰骋的足球那样。赵志明还描述道，双雪涛踢球踢得相当好，“很像哈维小白那种中场调度大师，能突能传能射门，防守他特别吃力”，“一不小心就被他踢成漏勺”。显然，他在踢球中得到释放，这让人不自觉想起《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李默，“就算是所有人都向我扑来，而我队友已经排列整齐站在对方面前，我也会勇敢地选择独自把球从所有人中间带出来。”

《猎人》的序言中，他戏称那差点就成了一份病人的诊断报告。“作为一个写作者，阅读者，一个胡思乱想的赋闲者，与世界的所有联系就是在独自一人坐下的时候。”词语和烟圈儿搅在一起，一点点往上爬，遁入黑夜与想象。

某个冬夜，他走在北京街头上，旋律正隔空回荡，“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那是李晓东在“我是歌手”上唱的《消愁》。他仰着头，看着天，哈着气，天上没有星，边走边和朋友聊着微信语音。朋友跟他提起这首歌，提到那句“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说很久没有那么被打动过，瞬间的共鸣是剑被拔出鞘后的亮光。朋友后来回忆道，当时他想象着这个意气风发的作家走在冬天的北京，“骄傲，敏感，抑制住他对生活的所有看法，因为他要把这些留给小说。”

Q&A：

凤凰网读书：你平时阅读和写作习惯是？

双雪涛：我看书很杂乱，没有系统，但是可能心里有个大概方向，潜意识的。我睡的比较晚，起的也比较晚，起来看看能不能写一写，等到下午就随便逛一逛，体力恢复了可能再改一改。

凤凰网读书：通过和同行及同辈的交流，你认为你们这一代人在写作上需要突破的困境是什么？

双雪涛：交流其实并不太多，但是会跟几个比较熟的人交流，至于突破，我觉得没必要讨论，作家不是运动员。

凤凰网读书：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些电影。

双雪涛：库布里克的电影，希区柯克的电影，黑泽明的电影。

凤凰网读书：您平常写小说灵感从哪儿来？除了自己的故事。

双雪涛：灵感来源很难说，说清楚了就不叫灵感了。

凤凰网读书：你最厌恶的一个文学形态或者说是类型是什么？

双雪涛：投机。

凤凰网读书：文学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