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新时代”丹凤文化论坛举行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积极响应“文旅融合”号召，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与丹凤县委、丹凤县政府共同开启文创小镇的文学合作，以文学视野发掘新时代的乡村魅力，助力乡村振兴。9月22日下午，“文学与新时代”丹凤文化论坛拉开帷幕，著名作家梁晓声、刘庆邦、邵丽、汤养宗、李浩、程青、朱山坡、杨遥、侯磊、李晓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皮钧，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青年文学杂志社主编张菁，商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巩文超，丹凤县委书记郑晓燕，商洛市文联党组书记王良等相关领导和当地作家，出席了这次论坛。

皮钧社长在致辞中提出，文学当为时代发声，新时代迫切需要新的文学表达，对文学来说，如何重新表达乡村、故土和情怀，这样一个问题和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年轻人身上。年轻作家们必须要在传承前辈们的思想、表达和情怀上，不断前进，勇闯高峰。

李师东副总编辑将本次论坛的主旨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新时代、新乡村、新文学。新时代是新乡村和新文学的背景，同时也为新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围绕“文学与新时代”“乡村振兴 文学出发”“新时代、新乡村、新文学”，与会嘉宾们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嘉宾发言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人世间》等。

棣花的使命是，为我们保留最美乡村，保留一个能留得住乡愁的地方。我希望在城市化进程中，乡镇版图的扩大，要好好规划，避免乡村被抹掉，尽量保留一个地方的原始风貌和特色。

刘庆邦：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长篇小说《红煤》《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政府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介到英、法、日、俄、意大利、西班牙、越南等国家。

棣花是贫困县，但在扶贫事业中做出了很好表率，经验值得推广。地方发展，乡村振兴，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和“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贾平凹是棣花的文化名片。文学存在对地方很重要。

邵丽：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数百万字。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刊，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百花奖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奖项。

这次到贾平凹老师的商州来，确实很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厚重的文化，现在都在讲农村的衰败，故乡的凋零。其实那都是浮面的，想象出来的东西。真的沉到农村，尤其是像棣花镇这样的农村，你能觉得她在衰败吗？那种蓬勃的、饱满的、充满向上力量的文化，滋养着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怎么把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农村挖掘出来，我觉得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之所在。

其次的感受就是建设。棣花古镇的建设，对于中国腹地的农村来讲，我觉得具有标本意义。乡村振兴的目标和途径都在这里。如何高起点规划，低成本建设，大手笔运作，对于当下的中国农村来说是个难度较高的课题。这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干部队伍和踏实肯干的新型农民群体。棣花镇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其实在宣传我们的旅游的时候，也可以把这种踏实肯干、不畏艰难、敢于担当的精神传播出去。这是棣花镇的软实力，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我们敢干，别人干不好的事情我们能干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新时代农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说说贾平凹老师。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住自己心中那份文学理想和乡土情怀，在社会思潮激变的时代丝毫不为所动，我们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看了他的旧居，第一我明白了他坚守的意义，第二我觉得他的坚守是值得的。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和荣光。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到棣花镇来，收获很大，感想良多。这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汤养宗：诗人，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诗集《去人间》《制秤者说》《一个人大摆宴席:汤养宗集1984-2015》等七种。曾获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人民文学》奖、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储吉旺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新时代诗学奖、鲁迅文学奖等。

棣花古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驿站，有宋金街，有清风街。走在这样的地方，仿如梦境，充满古代的影子，有古代的风，有文化的风。

李浩：小说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蓝试纸》《变形魔术师》，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长篇童话《父亲的七十二变》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乡村振兴，文学出发，它们貌似没有特别的关联，只是出于此次活动的诉求才拼贴在一起——但仔细追究起来它们之间却有着非常强烈的关联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是它最大的面儿，它的振兴部分地等于改变中国旧有面貌，形成一个富裕、安康和上台阶的基础社会。而在其中文学和文化的参与必不可少，它应是这最广阔的面儿的基础和支撑。纵观历史，无论中外，那些文明的富裕的发展的时代，有振兴感的时代，无一例外，也是文化高度发达、有众多文学文化的引领者出现的时代。

程青：小说家，新华社高级记者，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湖边》《绿灯笼》《最温暖的寒夜》，小说集《十周岁》《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今晚吃烧烤》，散文集《暗处的花朵》等，曾获老舍文学奖。

丹凤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山高水美，植被丰茂，令人流连忘返。棣花古镇是贾平凹先生的家乡，这里真是人们说的人杰地灵。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立刻喜欢上这里。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满眼是绿树，民风民俗也古朴生动，我们走在古镇的街上，还遇到了社火游行，大人们装扮起来敲锣舞龙，小孩穿戴一新站在高高的架子上，不知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丹凤离西安不远，有区位优势，又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真希望中外游客在西安看完兵马俑能到贾平凹先生的老家来看看青山绿水的田园风光，感受秦岭的旖旎和壮美。

朱山坡：诗人，小说家，广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上海文学》奖等多个奖项。有小说被译介到俄罗斯、美国、英国、日本、越南等国家。

来到棣花镇，认识了一个好地方。这两天，我参观了两次贾平凹旧居。一次是昨天集体参观，第二次是今天中午带李浩一起去参观。我愿意不断去贾老师的老宅看看。那里摆着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宅子的存在和贾平凹三个字，体现了文学的力量和作家的尊严。棣花镇给予贾老师的荣耀，实际上是给予了文学的荣耀。这是时代和文学的一种契约关系。棣花这个地方是有文脉的，人文底蕴深厚，令我十分羡慕。棣花的往事让人着迷，是孕育文学的好土壤。丹凤人有风骨，“商山四皓”就是傲骨铮铮的人，他们的高洁和傲骨得到了传承，从贾平凹的作品里就能看到。从丹凤走出去的孩子应该对自己的家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我相信这种文化传承会使丹凤人才辈出。

刚才李师东老师说到扶贫的问题。最近，因为接了一个活，写《黄文秀》电影剧本，我深入乡村做了调查，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年轻人的使命和担当。文学也是这样。前辈作家他们有他们的时代担当。我们这一代作家同样也身负使命。无论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作家写好自己的作品，便是对时代的最好表达。

杨遥：小说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上海文学》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流年》《村逝》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奖项。

年轻时读书，两个作家笔下的乡村最让我向往，一个是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一个是贾平凹老师的商州。今天来到贾老师的家乡棣花古镇，感觉比贾老师笔下的更美丽。

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历史，仔细挖掘，哪个地方都能找出些文化来。棣花古镇不仅有历史上的文化，而且有当代贾老师这样的名片，能呈现出现在这样的美丽，一个感觉是当地领导有思想，能高起点，请中国社科院的专家策划；大手笔开发，动辄“成千上万”，万亩核桃林，千亩荷塘等等。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文创小镇，要搞出特色，搞出规模，需要高人策划，大资本投入，丹凤都做到了。另一个感觉是当地群众有文化，中午我们坐电瓶车去吃饭时，有位文联的同志随口就能吟出几首诗；吃饭时，坐在我旁边的大姐会唱各种各样的戏曲，秦腔、晋剧、河南梆子，太神奇了。棣花古镇让人看到乡村振兴的希望。

无论乡村振兴还是文学繁荣，都要和时代联系起来。昨天我们参观马炉村，村民们六次修梯田，六次被洪水冲垮，第七次再修。我想假如第七次被冲坏，还要修第八次，第十次，第二十次……直到修好为止。因为他们有个好书记，全国劳模刘西有。而且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战天斗地”。假如换成现在，再有村干部带领群众这样做，就不合时宜了，这样的村子，可以移民搬迁，可以组织劳动力外出务工。咱们现在棣花古镇发展得这样好，也是符合了现在的时代。未来发展，还得继续和时代合拍。文学也一样，作家们要和时代合拍，要用自己的笔去反映当下的时代，写下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努力。过上千百年之后，后人们能通过我们的文章，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

同时，乡村振兴一定要和文化结合，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和声音。乡村没文化就没灵魂。我们的老百姓说话嗓门高，但发不出自己有效的声音，好多人不知道现在中国农村的变化，作家也不知道。我们经常从当下作家笔下看到的农村是十年、二十年前的农村，现在的农村变化很大，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样子。我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后在乡镇工作，十年前在乡镇任职，调到省作协后前年去乡下挂职扶贫，每次下去，发现农村完全不是自己以前看到的样子，连中心工作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就是脱贫攻坚。这次丹凤县和《青年文学》联合组织这样的活动，就让大家知道了现在的棣花镇。

侯磊：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热衷于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碑铭掌故。著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诗集《白鹅的羽毛》，北京非虚构三部曲《声色野记》《北京烟树》《燕都怪谈》，社科图书《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等。

在陕南商洛市丹凤县的棣花古镇，见到了奇特的"社火"高台芯子。

社火又叫走会、赶会、花会，是民众以行会、商会等组织起来的各个香会，在会首——“把儿头”的带领下，扮演成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上香走会，朝拜寺庙，沿途表演舞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彼此抱拳互道“虔诚”，表面上是为了表演，而其本质，是信仰。过去的小脚老太太，能走几十里的山路去拜娘娘庙。走社火、演戏都是在庙台之前，都是给神听的，人只是分享神余。

棣花至今存有船帮会馆，盐业会馆等多家会馆，足见当年行业之发达。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信仰，也有其供奉的祖师爷。每个行业、村落为了展现信仰的虔诚，都会在走会上花大手笔，甚至在各个香会之间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你“走”得惊险，我走得“新奇”，渐渐形成三秦大地奇特的社火。

棣花的“高台芯子”社火，是人举着人走会，看起来仿佛人在空中，实际上人整个被绑着举起来的，脚下有木杠支撑，旁边还有人举着长杆以帮扶持——行话叫拐子。被举着或托着的都是小孩，在上面扮上大半天，也是十分受罪。其间的手艺是不传之秘，在过去，女人是不走社火的。

更能体现三秦地区特色的，是吼出来的秦腔。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在比四大徽班进京还早十一年的时候，秦腔名旦魏长生（魏三）以一出《滚楼》火遍京城，其他戏班的剧种几乎没人去看。后来《滚楼》一剧被以诲淫之名禁止演出，魏长生也被逐出京城，但他风格的影响已经打下。

每个故事改编到秦腔里，剧情、唱词都会变得更火爆、炽烈。每当有激烈冲突的场景，其他剧种是对着唱，秦腔是对着骂，对着吼。以《铡美案》为例，包公要铡陈世美，而太后、公主拦着不让铡；但在秦腔里剧情是这样的，陈世美被押在铡刀下，太后把胳膊往铡刀下一塞：“看你们谁敢铡！”包公把帽子摘了把脑袋往铡刀下一塞：“铡！连我一起铡，大家一块儿死！”衙役们在啃节儿上，猛地把包公、太后往回一撤，铡刀一落，咔嚓一声，刀上一片血红，陈世美的人头咕噜噜在台上翻滚。这就把陈世美铡了。滚人头是血彩和道具，现在多不这么演了。

过去为什么秦腔要这么演？不这么演没人看，大家觉得不过瘾，没意思。必须得在戏台上玩儿命。这是真正艺术民间性的瑰宝。

如今这些非遗举行的规模和场面比过去已经消失了很多，更关键的，是民众对这些民间瑰宝的参与度已经大大下降。士绅在捐款施舍，民众在走社火，演员在演戏上，都做得太少了。士绅在寒冬要开粥厂，走社火路过商家，商家要给钱，要在舞狮子的嘴里塞红包，戏曲演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唱三百天以上的戏。——这些有关信仰的东西，都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放弃掉。

太多的民俗和戏曲类项目是由政府买单，期待民众要真正参与到这些原本的生活中去，而并非仅仅作为旁观者。

李晓晨：资深媒体人，青年评论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硕士，供职于《文艺报》，任新闻部记者、编辑。文学评论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等报刊。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话题，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我最初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文学作品，路遥、赵树理、贾平凹、刘绍棠、梁晓声等许多作家的作品向我展开了一个新鲜而阔大的世界，让我认识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早期和之后的来自文学的“二手”经验和我后来所见到的中国乡村的人和故事融为一体，基本构成了我对乡村的了解和认识，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十分肤浅和表面的。

这次来到陕西丹凤的经历，可以说再一次丰富了我的乡村图景，我看到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扶贫攻坚的国家战略下发生着巨大变化，其中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棣花古镇，一草一木都有出处，一砖一瓦都有来历，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贾平凹老师和他的作品的关系，和这片土地的关系，和他笔下的人物的关系，以及文化和乡村的关系。以一个作家的创作为根基建成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建筑群落，这在其他地方好像极为少见，我想，这是一种对文学的致敬，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褒奖。这样的现象出现在陕西一点都不奇怪，之前我来过几次陕西，深深被这里上至领导干部下到普通百姓对作家和文学的敬重所震撼和感动。这里是一片文化的厚土，也因此陕西会出那么多的大作家，文学陕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才具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力，文化的根在人民和生活中，我想这应该是不会错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千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大变革，中国的乡村也在这一巨变中呈现出新的风貌，遇到新的问题，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存在和境遇与以往大不相同，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应该更加关注这些，塑造更多的新人物，讲述更多的新故事。这样的作品既具有文学史意义，也具有社会学意义，它是写人的更是记录时代的，我在一定程度上很认同巴尔扎克的那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陕西作家有这个传统，陈忠实老师在《白鹿原》扉页上也写了这句话，后边的很多陕西籍作家都在以自己的创作践行着这一点。这是文学和乡村关系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文学对乡村的浸润和改变，扶贫也好建设美丽乡村也好，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记得几年前我去延安时见到很多基层作者和文学工作者，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痴迷几乎令人不能理解，即便没有资金和人员，也要创作，凑在一起讨论作品，编刊物，这样的情形在宁夏、新疆等大西北的许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正是这些可爱的人靠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变着他们所生活的乡村的面貌，建构起良性的乡村文化生态。所以说，实现乡村振兴，文化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文学应该具有浸润大地、滋养人心的力量。

丹凤县委书记郑晓燕在致谢中承诺，丹凤文化论坛的开办，让我们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迈出了文化先行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将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丹凤文化更富活力，旅游更具吸引力。

青年文学杂志社主编张菁在总结中谈到，新时代需要新表达，现代表达关注的不仅仅是生存经验，更是文化经验。乡村是一个空间概念，在这之中，作家们洞察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体现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