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研读的精细程度

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版至75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并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我们特设此专栏，每辑采访一位“汉译名著”的译者，请他们谈谈从事学术翻译的求索和体悟。

“我退休之后开始为商务印书馆打工，先后翻译了《蒙塔尤》《圣路易》《论法的精神》《莱茵河》等9种，加上已经交稿、不久将要出版的《孟德斯鸠杂文选》，恰好10种，历时约20年，其中大多数已列入汉译名著系列。”退休前，许明龙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学术专长为法国史。没有接受过翻译专业训练，在翻译过程中仅凭直觉，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四个字：“达意、传神”。“达意”就是把作者的原意准确地用汉语表达出来，而“传神”，就是尽力把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的好恶和情趣表达出来。

法国驻华使馆设立的傅雷翻译奖，将译作分为两类，一为文学翻译，一为人文社科翻译。在许明龙看来，这种分类大体上是恰当的，虽然同样是将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但文学翻译确实与人文社科翻译不尽相同，前者给译者提供的自由度比较大，而给后者提供的自由度小得多。“然而，人文社科翻译与文学翻译绝非泾渭分明，尤其是离不开叙事的史学著作翻译。比如，我与马胜利先生合译的《蒙塔尤》和我独译的《罗芒狂欢节》，都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作者不但以第一人称讲故事，而且往往还有故事中人物的许多对话。这种社科著作就与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了。更为典型的则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我们向来都把它称作‘书信体小说’，归类为文学作品，其实，孟氏在此书中常常大发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就此而言，此书应归类为社科著作。”

读者对文学翻译的臧否，大多限于译得好不好，其中包括译文是否通顺，文字是否优美，风格是否与原作一致或相近。读者对人文社科翻译的评价标准则略有不同，位居第一的要求是“对不对”，或者说“准不准”。人文社科书籍基本上都以阐发思想和理论为要务，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通常也不太讲究文字的优美。“我的一些译作，特别是《论法的精神》有幸得到许多读者的评论，不少读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误译，我深表感激。然而，从这些批评中我也发现，不同身份的读者，对译文的要求往往不尽相同。普通读者希望译文通顺易懂，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专业读者往往不大在乎译文的流畅与否，他们要求的是准确，绝对忠实于原文，为此宁可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也许这是因为法律讲究严谨。若是依照这类读者的要求，那就不能一句一句译，更不能一段一段译，而只能一字一字译。对他们而言，因此而造成的译文生涩并不是问题，因为，法律最讲究严谨，他们会以专业知识弥补甚至抵消译文的粗陋。”读到此类评论时，许明龙不免心存疑惑：这样的译文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吗？显然，这种现象不会发生在文学翻译中。

这些年，许明龙重译了孟德斯鸠的全部已版汉译著作：《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和《波斯人信札》。他的体会是：译书难，译名著更难，译经典尤其难，重译经典最难。已有的译本流传多年，大多已被读者普遍接受，况且，这些已版名著的译者并非等闲之辈。《论法的精神》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张雁深，在他之前更有严复的《法意》，这都是难以翻越的高山。《波斯人信札》的译文则出自鼎鼎大名的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先生笔下。常言道，有千年的著作，没有千年的译作，不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风，而且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没有从不出错的译者。重译孟德斯鸠著作的理由正是这两点。既要重译，就必须有所前进，哪怕只是一点点，否则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主观愿望虽如此，客观效果则未必。《论法的精神》新译本虽然得到多数读者首肯，但也有人指斥，以许译取代张译，是商务的一大败笔。

许明龙要为自己辩解的是，他对孟德斯鸠三部著作的重译，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付出了诚实的劳动。每处改动都经过再三斟酌，绝非随意为之。试举一例，张雁深将honneur译作“荣誉”，而严复则译作“荣宠”。两位先辈都不错，然而能否更好一点呢？许明龙在仔细认真研读原文的基础上，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视场合而异，把honneur时而译作“荣宠”，时而译作“荣誉”。其理由是，孟德斯鸠在论述君主政体时写道：“在君主国里，honneur指导一切行为和思想方法”。获得荣誉的原因和途径有多种多样，而荣宠却只能来自君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孟德斯鸠论述君主政体的章节中，他把honneur译作“荣宠”，而在其它场合，尤其是在与君主政体无关的章节里，把honneur译作“荣誉”。至于原文中的多数形式honneurs，则大多译作“赏赐”。

“重译的更大困难在于对作者本意的判读，一个句子，一段文字，不同的译者常常有不同的理解，遇到已版译本与我的理解不同时，尤其难以下定决心改动前人的译文，每逢此时，总是反反复复研读原文，仔仔细细推敲斟酌，绝不敢轻易落笔”。想要改动的或许只是一个句子，但为此必须研读的却是这个句子所在的整个段落乃至章节，因为一个句子不是孤立的，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准确把握。至于译文的风格，许明龙采用的是当代的汉语白话文，力求表达得准确和清楚。“我所追求的目标，是让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一遍即可读懂，无需反复阅读同一句或同一段。”

毋庸置疑，人文社科翻译要求译者具备专业知识，然而，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不一定个个都精通外语，更不一定个个都是翻译高手。在许明龙看来，外语水平、翻译技巧和专业知识是对人文社科翻译家的三大要求。“我在这三方面都有较大欠缺，相比之下，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更大。我不但因外国史知识不足而误译，即便涉及中国史，也出现过明显的错误。”比如，《圣路易》第一章提到了成吉思汗，说他origine是蓝色的狼，作者勒高夫在这里是引用一部法文辞书中的相关叙述，而这部辞书中的这句话则译自中国的古籍《蒙古秘史》，原意是成吉思汗的祖先是蓝色的狼。“我没有读过《蒙古秘史》，对成吉思汗的了解也也仅限于皮毛，于是未多加思考，望文生义之下，把这句话译成了‘成吉思汗原本是一只蓝色的狼’。”看到读者网上的批评后，他立即请教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陈先生对读者的指正给予肯定。“我方知因自己无知而犯了大错，在此书再次印刷时改正了误译。”

翻译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在许明龙看来，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研读的精细程度，是通常的阅读无法比拟的，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加深了对原作的理解。翻译了同一作者的多部著作之后，对这位作者的思想和理论的理解有一种近乎质的飞跃。“我过去对孟德斯鸠的研究主要是他对中国的评论以及这些评论的依据。重译了他的三部主要著作后，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不再孤立地解读他的法学、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和理论，而是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从多个角度，而且彼此互有联系地认识这位启蒙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原先在我眼里的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平面人物，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人物。”

40余年前，许明龙进修英文时的一篇作业：海伦·凯勒的《给我三天光明》，被老师推荐给《英语学习》刊出。令他惊讶的是，这篇短短的习作竟然博得许多佳评，不但被收入《英语名作佳译赏析》一书，而且还被教授翻译理论的老师引为范本。许明龙说，自己在做这份作业时，根本不懂任何翻译理论，不曾考虑过应用何种翻译技巧，唯一的考虑是如何是用上好的汉语，表达这位闻名于世的盲人作家的想法和情感。“按理说，我的法文水平远超英文，受到赞扬的怎么反而是英文译作呢？我反复思考，答案或许应该从工作态度而不是翻译理论中去寻找：我在完成这篇习作时，态度极其认真，花费的心思和时间特别多，真正做到了慢工出细活，为的是不让老师失望。由此我想到，做好翻译工作，当然必须具备各种必要的能力，然而，能力并不能保障必然成功，更重要的是译者的态度。是否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问，不以自己的昏昏糊弄读者，而是精益求精，始终把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放在心上，这才是根本。”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