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民歌的人最好会唱歌

中国民间文艺的历史是和新中国的成立、发展相生相随的。它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参与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形塑、繁盛。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化、中国文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在70年的历史中形成、积累、创造了中国民间文艺界的宝贵经验、光荣传统和精神品格。

一、秉承延安文艺的红色传统，坚持民间文艺人民性，以人民文化的丰富性、真实性、准确性、大众性，贡献于新中国文化建设、文艺繁荣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紧随其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协前身）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从南方来北京参加中国文联成立大会的钟敬文先生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讨会的成立被特意留在北京工作生活，1950年初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民研会是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整合、组织、团结、集中了当时我国从事民间文艺研究、表演、创作、教学、出版、捜集、釆风等领域里最著名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文艺大家，组成了强大的理事会作为领导机构。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当选首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任副理事长。这样的机构设置，传递出一个明确的政治文化信息：新中国高度重视人民文艺，由人民自己创造的民间文艺被置于国家文化殿堂和赋予其全新的历史地位，标志着随着亿万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也迎来了文化上翻身做主人的时代。

1956年，中国民研会调查组赴云南考察调研

郭沫若朗诵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

民间文艺的这种历史地位和机构组织除了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歌谣运动及其现代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也直接来自或渊源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延安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1987年9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选工作会议合影

延安民间文艺工作者首次开展了科学的直接的全面的系统的采风、记录、搜集、整理，并且门类齐全，搜集广泛。诗人李季仅在三边就搜集信天游3000余首，鲁艺文学系还开设过民间文学课程。何其芳曾为此作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判断。他说：“北京大学从民国七年二月起就开始征求歌谣，并曾经出过两次歌谣周刊……而延安鲁艺所搜集的民歌，我觉得在这点上是似乎超过北京大学当时的成绩的。”他认为，原因在于是否直接从老百姓中去搜集。“北京大学当时主要是从它的学生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去搜集，因此儿歌民谣最多。鲁艺音乐系却是直接去从脚夫、农民、农家妇女去搜集。深入到陕北各地，和老百姓的关系弄好，和他们一起玩，往往自己先唱起歌来，然后那些农夫农妇自然也就唱出他们喜欢唱的歌曲来了。所以，搜集民歌的人最好会唱歌，搜集民间故事的最好自己会讲故事”（1946年11月作《从搜集到写定》）。无论在搜集、整理、改编、创作，还是对民间文艺的学术研究、理论思考、艺术阐发，延安民间文艺工作者为我们创造和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和思想的遗产。延安民间文艺为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大格局，奠定了工作、方向、思想、理论、人才、政策、学术、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基石和起点。郭沫若在民研会成立大会讲话中指出了本会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保护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民间文艺里获得最正确的社会史料；发展民间文艺。

以人民为中心重新定位文化史、文艺史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强大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感召力。随着大规模开展起来的汉族民间文学调查和各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调查不断推进，一个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厚重纷繁的文化宝库被一层层打开。它们吸引了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身。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激情呼唤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调查所得的巨量收获使他为祖国这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无比自豪。他后来还以中国民协主席的身份主持过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组建中国民俗学会，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百年未息。后来的又一任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在为中国民间文化定位时提出了“文化的一半”的理念：视经史子集为中国的父亲文化，而民间文化则是母亲文化，前者是精神性的，后者是情怀性的；此外，文字的和口头的各占中国文化一半；雅的文化和俗的文化各占半壁江山；阳春白雪的文化和下里巴人的文化，上层的文化和下层的文化，文人个体的文化和民间集体的文化，各领风骚。

冯骥才考察民间文化遗产

由于民间文化数万年以来和五千年以降的口口相传，造就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因而它具有全世界罕见的丰富性、传承性、历史性、悠久性，是中华文明独一无二性的重要表征。这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丰富、完善、发展了的民间文化观，是一种崭新的文化观，引领了全新的人类文明观。

二、贡献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呈现与深描，促进多民族文化的认同、巩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多次谈及中外史诗，就提到了我国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和《江格尔》三部史诗。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和《江格尔》，称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1964年，《玛纳斯》调查采录组成员陶阳（左）、刘发俊（中）、赵潜德（右）在骑马前往新疆阿合奇县的路上

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和《江格尔》被列入民间文学项目。这几部史诗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陆续得到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70年来这一工作仍在坚持和延续。21世纪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还发现和组织了一部数万行的苖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捜集整理翻译出版，震动海内外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陆续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大别山根据地歌谣选》《陕北民歌选》《信天游选》《东蒙民歌选》《内蒙东部区民歌选》《茅山歌》《隐身草》《凤凰和金豆子》《青蛙骑手》《长工与地主》《宝葫芦》《刘三姐》《三峡民间故事》《北京的传说》《传麦种》《阿诗玛》《逃婚调》《花儿选》《广西民歌》《云南民歌》《中国民间故事选》《江格尔传》《格萨尔》《格斯尔的故事》《马五哥与尕豆妹》《张秀眉之歌》《阿细的先基》《梅葛》《布伯》《召树屯》《娥并与桑格》《重逢调》《线秀》《崇阳双合莲》《钟九闹槽》以及中国各地歌谣集16种、中国民间故事丛书4种等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堪称史无前例。1958年开始“三选”（民间故事选、民间叙事长诗选、民间歌谣选）工程，集中呈现我国民间文学的整体样貌和经典文本。1984年开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普査编纂出版工作。

《亚鲁王》

在声势浩大、时间持久的民间文学捜集普查整理出版工作中，我国民间文学的整体规模、样貌、形态被呈现出来，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突破性、改写性的贡献。主要有：

1.改写了中国神话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价值不高、被历史化的“国际结论”和“国内定论”。汉族神话发现了中原神话群，这是一系列活态的与典籍记载相印证的古典神话口头传承现象。袁珂先生的中国神话系统化梳理与整理及其成果《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史》也是突出成果。55个少数民族神话的发现和记录，被学者们研究出全新的神话体系：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英雄神话、迁徙神话、文化创制神话。中国不仅有古老汉族神话的活态传承，还有无比丰富的活态传承的少数民族神话并且构成独特层级和体系。

2.改写了中国文学缺乏史诗的文学史定论。《格萨尔王传》（100万行以上）、《玛纳斯》（20万行以上）和《江格尔》（10万行以上）《亚鲁王》（约5万行）、赫哲族史诗群集《伊玛堪》（10部以上，最长一部汉译文字10万行）等多部史诗的出现和汉族民间口传史诗《黑暗传》（约4千行）的发现与研讨等等，都使中国史诗进入人类文明史，改写中国文学史。

3.改写了中国文学缺乏叙事诗传统的文学史旧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学普查的收获，在民间叙事长诗上也令人震撼。几乎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惊人的发现。仅傣族一个民族就发现叙事长诗500部以上，彝族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更是家喻户晓，苖族长篇古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翻译了几十部，初步统计，各少数民族长篇叙事诗和长篇抒情诗，总量在千余部。著名的有《马五哥与尕豆妹》《召树屯》《嘎达梅林》《仰阿莎》《珠郎娘美》《少朗与岱夫》等。汉民族民间叙事诗也有重大发现。东北地区收获了东北汉族叙事长诗《王宝川下关东》，江南十大民间叙事长诗的出现更是轰动一时。如此一来，中国不仅不是叙事诗的贫瘠之地，简直就是多得浩如烟海。

4.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集与民间文学史，为各民族文学史奠基。新中国重新识别和认定了各个少数民族，共计55个少数民族。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一半以上是只有民族语言没有民族文字的。有些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些通用汉语。无论汉语还是民族语，各少数民族大多都在文字使用上处于不普及不普遍的情况。也就是说民间口头文学是许多少数民族唯一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或是重要的文学形式。由于大规模全面记录出版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集，使得许多少数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学史文本，在此基础上民间文艺学专家学者还为每一个少数民族都进行了民间文学史的著述，为撰著各民族文学史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5.全面建构中国民间文艺学，重兴中国民俗学，成立中国民俗学会。70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教学科硏硕果累累。中国神话学从神话哲学到神话史、神话体系、神话理论、神话比较，全面展开，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和学术实绩的领域。中国史诗系列研究也成绩不俗。中国民间文学类型研究，中国民俗志理论研究，中国年画学研究，中国民间美术调查、史论研究，中国节日志编纂出版工程等也成绩斐然。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中国民间故事史》（刘守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锡诚）、《中国民俗史》（钟敬文等）、《中国民俗学》（乌丙安）、《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段宝林）、《民俗学概论》（陶立璠）、《中国民俗学史》（王文宝）、《中华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等），等等。几经发展、整合、开拓，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分分合合，民间美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从陌生到共识，田野普查的视野从民间文学辐射和覆盖到民间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美术、民间游艺、民俗文化、民间建造、传统村落等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学术格局日益拓展提升，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多元一体、整体关联的总体格局更加匹配。

6.重绘中国民间文化版图，重建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格局。70年数百万人次的田野调查，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也使我们可以重新科学地描绘中国文化版图。除了五大民族自治区的民族文化聚集区外，还发现多民族文化聚集区、文化集群圈、文化廊道现象：云南多民族文化、四川多民族文化、贵州多民族文化、新疆及西北多民族文化、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湘鄂渝黔文化圈、东北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圈；多民族文化传输的廊道现象，如东南沿海民族文化走廊，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多民族文化走廊，客家人多次南下迁徙形成的多民族文化走廊，大运河文化走廊，横贯中原至西北、斜插西南至青藏的汉藏文化组合走廊，伴随长城的农耕与游牧文明接触廊道，黄河流域性文化纽带，长江流域性文化纽带，等等。

中国民间文艺事业70年的发展和成就，印证着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和文化规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存在；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入融合壮大主体的汉民族，汉民族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加入、融入、汇入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贡献于汉族文化和中华文化，汉族文化也不断影响、注入、丰富各少数民族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具有56个民族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总体性，也必须具有书面文字和民间口头的缺一不可的整体性。

三、抢救、普查、研究、保护、传承、传播、制度整体推进，完善国家文化制度与文化结构，彰显担当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使命责任

70年来中国民间文艺界胸怀强烈的传承和守护人类文明的责任和使命，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贡献了学术成果、田野经验、思想智慧、理论创见，促进了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形成。以出任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冯骥才为代表，中国民间文艺界以强大的专业积累和专家队伍，主导和引导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热潮。70年间，中国的民间文学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四级名录、中国传统村落普査和国家级名录，使我们对一个古老、巨大、海量的伟大国度的民间文化有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家底清单：民间文学获得了184万篇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童话等）、302万首民间歌谣（不算史诗、长诗）、748万条民间谚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87万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国家级非遗3145项，世界级非遗40项。中国传统村落的抢救与保护经过十年努力，共公布五批共计679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厘清了又一项重大的文化遗产对象，创造了文化史上新的奇迹。民间美术普查统计现有民间美术300余种大类。中国木版年画抢救普查工程，历时十年，普查了全国数十个年画产地、港澳台地区年画制售使用、日本俄罗斯欧洲北美等海外收藏中国木版年画状况和作品数量，以及对数十名全国著名年画制作艺人进行口述史调查，最终形成22卷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数十部《中国木版年画艺人口述史》。此外陶立璠先生主持和主编的31卷全国性大型丛书《中国民俗大系》也堪称洋洋大观。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成果展示

立法立制保护民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70年中国民间文化事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2011年6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引领和保障了非遗保护的发展势头，将成果、经验、方法，纳入制度设计，将价值、思想、理念，升华到法律高度，将规定、要求、规范，列入行为范式，产生的影响无比深远。学习西方先进经验，200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开展隆重活动，启动盛大宣传声势，使保护遗产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2013年，《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新增为放假的节日。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调整，直接表征着新中国对人民民俗节日的高度尊重，对民俗节日和节日民俗的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国家推动力和制度保障力。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成果展示

70年间，中国民间文艺启动和实施了四大文化工程，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当代发展的主旋律、主动脉，扣合着新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次“工程”：以大跃进民歌为高潮的各民族民间文艺运动。在这次延绵十余年的大规模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程中，凸显出民间文艺为新文艺服务、为新生活服务的主题，实现了尊重人民创造、推进人民文化价值提升的文化观转变。第二次“工程”：以“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为标志，全面科学地普查各民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完成全面编辑出版工作，与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一起被誉为“文化长城”，应是当之无愧。第三次“工程”：以抢救工程为龙头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获得的大量成果，许多填补了我国文化史的空白，许多重大发现及时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础理论、方法、人才、成果；在全国各地实施与展开，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紧密配合了国际行动和国家文化战略。第四次“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全面启动。这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此一工程已经纳入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中。此一工程的实施是承担起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民间文艺界的光荣任务，将第一次全面、系统、科学、高质量、大规模呈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完全样貌和精彩文本，意义和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场（图片：中国民协）

70年辉煌历程，70年使命担当。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与新中国相生相随，今后的道路更加漫长，责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光荣。中国民间文艺事业70年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双向展开：在学术与艺术两个方向发力，显著地贡献于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文艺繁荣；在民间、基层发展和在学术、高端发展两个方向发展；在过去基础上发展，在新的领域上拓展；在抢救和研究两个方向发展；在学术资源、文艺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的保护高度和结合农耕文明问题、民俗传承问题、民间文学研究问题这两个层面开展工作。逐渐聚焦以传统村落的保护为工作重点，结合三农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民族团结进步等展开学术触角和释放人文情怀。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