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需要解剖生活和心灵的标本

一个作家，哪怕他的写作再是无我，也与他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笔下的人物会不可避免打上个人的印记。如果人物与作家经历相近或重合，读者自然会问，他是否写的自己？但实际的情况是，即使他声称写自传，也难保他写的就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自我，更何况是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小说是虚构，反倒是为作家自我书写和倾诉提供了便利，但小说自身的逻辑，还有小说对生活进行重新组合的内在要求，也会使得作家很少会把自我经验原封不动搬进去。诚然，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那句被写作者奉为圭臬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包法利夫人不可能是福楼拜。福楼拜说这句话，只是强调了对人物在情感上的强烈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付秀莹即使在长篇新作《他乡》里的女主人公翟小梨身上融入了一些真实的个人经验，或者说翟小梨的生活历程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重合，正如她前一部长篇小说《陌上》多少有她本人乡村生活经验的投射，她也大可不必为自己是不是翟小梨做辩解。但于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新书交流会以“我不是翟小梨”为题，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由头。

而“我不是翟小梨”命题的提出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塑造文学人物正重新成为作家写作的中心意旨。新晋茅奖作家李洱于去年底出版《应物兄》后引起广泛讨论，李洱本人是不是应物兄，或者应物兄在多大程度上是李洱本人，也是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事实上，十来年前，文学界曾反思性格鲜明、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席？李洱也曾在《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上以《人物内外》为题撰文断言，书写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哀是叙事作品自十九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变革，不论叙事艺术有怎样的变化，作家都不会对写人物失去兴趣。但人的状况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概括，难以阐明，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坚持传统的叙述方式，坚持刻画完整的典型人物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意义。既然小说叙事的变革从来都是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同样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此说来，应物兄的适时登场，可谓对他直言的这种变化的一个回应。

倘是对照应物兄，付秀莹写她笔下的翟小梨，依然是遵循刻画完整的典型人物的思路，考验她能否写好写活这个人物的关键，更在于她是否勾画出了她的灵魂。作家东西曾在2005年第2期《南方文坛》上发表的《要人物，亲爱的》一文中表示，我们的文学缺的不是人物，而是缺那些解剖我们生活和心灵的标本。如果作家写完一部小说，讲完一个故事，其中的人物因为太符号、太扁平、太苍白，最终也没能立起来，只留下一个平庸的姓名，而不足以让读者不断勘探和挖掘，这样的人物塑造，于作家而言充其量也只是画了一幅素描。正因为此，东西强调，作家要真正写出几个好的人物，拼的是眼功、脑功加坐功，拼的是时间和毅力，需要细心体会，感同身受，而我们写作就是跟踪我们的心灵。

姑且不说付秀莹写翟小梨这个人物是否体现了东西所说的功力，但从她的创作谈中，我们得以知道她至少做出了这样的努力。她坦言，写完《他乡》，她觉得自己也经历了很多，不仅经历了翟小梨内心的苦难、坎坷，她好像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这个成长虽然不能说完成，最起码是完成了一个阶段。翟小梨每走一步都会非常犹豫、彷徨，她不断自我肯定、否定，并不断追问、逼视自己，我也会在写作过程当中不断反省自身，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就热汗淋漓。有的时候，我会手软想放过自己，放过翟小梨，觉得不要再逼问她，不要强攻她的内心，因为我自己也会受不了这样的逼问与强攻。但这种煎熬，或者我写作过程当中经历的艰难或承受的压力，也是我成长的助力，它促使我去真正理解生活，理解跟翟小梨一样的人。这个人物很可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经历的过往。这可能是这部书的写作给我带来的更大的收获。”

由此看来，即使付秀莹声明“我不是翟小梨”，她也不能说自己跟她没有关系。即使她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翟小梨，她们可能经验是相通的，心路历程是共通的，翟小梨走过的歪歪扭扭的脚印也可能是她们走过的，她或许得首先承认，她也是这“千千万万个翟小梨”中的一个。相比而言，作家任晓雯书写于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浮生二十一章》里的21个人物时，也或许有过追踪人物心灵的深刻体验，但多半没有读者会追问她其中的一个人物是不是她自己。一则这部小说集是她在《南方周末》上开的一个名为“浮生”的专栏的结集，专栏要求每篇小说篇幅不能超过2000字，这就使得她只能截取一些侧面或者一个点来反映人物的一生，如此最后呈现的只能是一个人物的肖像或素描。而作家本人除非是写创作简历，一般不会用如此有限的篇幅来概述自己的经历。二则，这般类似短故事的短篇小说，用任晓雯自己的话说，就是拿针扎一下，这个点扎得很准的话，效果就达到了。“比较而言，长篇我感觉就得有一个内核的东西，或者你要把更多元素吸纳进来，让这些元素之间彼此碰撞。一部好的长篇其实越含混，碰撞的元素越多越好。因为写长篇小说就像是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每个布景都要活灵活现。”而写长篇小说考验作家多方面的倾心投入，也显然更容易带入他本人的切身经验。

当然，写好短篇小说或短故事，同样需要作家有生动的在场感。任晓雯笔下的21个人物，虽然各自的命运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但他们都是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小市民。“我出生于1978年，那时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线上。我对这些人很熟悉。他们在我脑子里非常鲜活，我写的时候，以这些印象为基础再做些变形就可以了。”而任晓雯写这些人物，正如她此前写长篇《好人宋没用》，都包含了为无名者立传的良苦用心。“中国有写史传统，帝王将相的名字，他们的生平都被记下来，但无名者却被掩埋掉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历史在意的东西和文学在意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在真正的作家眼里，每个人生命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我希望能关注每一个在时间长河当中默默流逝的生命，我觉得施于他们以和历史名人同等的关注也很重要。”

不仅如此，诚如评论家张定浩所说，历史学家考虑到要给后世留下榜样和示范，会比较多记录和塑造名人贤达追求向上的一生，作家会有更多样的选择。体现在任晓雯这部小说集里，每个人物的一生最好的时光在他的童年、少年，在他谈恋爱之前，那是他充满希望的时光。以张定浩的理解，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的一生，而这样的一生在过去是被史传作者忽略的，这恰恰呈现出任晓雯特别文学的一面。“她希望文学能安慰人，安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人意识到别人也没什么不同，他就会释怀一点。”

事实未必尽然如此。对于大多数处于平常状态的读者，他们即使不那么希望小说里的人物历经磨难，最后飞黄腾达，也至少希望他能苦尽甘来，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也正是为了给读者带去安慰，有一些作家尽力赋予小说终曲以暖色调，哪怕是改变他们原先的设想。譬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远大前程》写到最后，原想给主人公匹普安排一个不那么尽如人意的结局，却还是听朋友劝改成了匹普和艾丝黛拉久别重逢。即使读者明知两位主人公已青春不在，任再多的岁月冲刷都无法抹去残酷生活给他们刻下的伤痕，但他们毕竟重逢了，于我们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安慰。

在《他乡》里，付秀莹最终让翟小梨回到了丈夫身边，回到她原来特别憎恨的生活。以付秀莹的理解，她让翟小梨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只是给出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翟小梨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与过去彻底决裂。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经历了苦难，却依然热爱生活，她依然在红尘滚滚当中享受日常的快乐。“人世当中有那么多的泥泞、陷阱，偶尔也有鲜花，偶尔她内心里会升起一些美好的想象。当我重新阅读时，我试图回溯她的心路历程，我想她会怎样回过身来，我甚至会听到她在艰难转身过程中发出‘咯吱响’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