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所推崇的是无尽的解构

黄子平，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与学界的“传说”，彼时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小提琴手”。九十年代以后，他离开内地，先赴美访学，后到香港任教，长期担任浸会大学教授。2010年，从浸会大学荣休的黄子平重回北大，出任讲座教授。此后，他又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等高校开课，“讲学”成为他近十年最重要的工作与生活内容。与他在八十年代主要凭借精彩的文学批评著作为人所知不同，年轻一辈学子对于“子平爷爷”的印象则主要来自他的文学课堂。他把上课看作是比著书更要紧的事情，而他精心设计的每门课程的确也都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他们求学生涯中的一抹亮色。

本报特约曾在北大与人大系统修读过黄子平新开课程的青年学者张一帆、卢冶、赵天成与李屹等人分别撰文，从不同角度记录黄子平文学课堂的魅力。

“我们的黄老师”

◎张一帆（吉林大学文学院）

课堂一·文化研究：以鲁迅为方法（北京大学）

课程简介：2007年5月，黄子平老师在北大中文系当时所在的静园五院作题为“文化研究：以鲁迅为方法”的系列讲座。共八讲，讲题包括“鲁迅的文化研究”“体裁的政治”“鲁迅与翻译”“鲁迅的幽灵”等等，借助文化研究的视野，将鲁迅各种文体、各个文集、各类倾向的作品熔为一炉，提供了“非常强大”而又“别开生面”（钱理群老师语）的鲁迅言说，反响热烈。

“黄老师要回北大讲课了！”“哪个黄老师？”“我们的黄老师！”“啊！是黄子平老师！”

虽说是“我们的黄老师”，然而从来没见过。大一生没见过不算，跑来通知的研究生师兄原来也没见过。师兄的师兄很得意，说上一回来还是七年前，讲到一半理教突然停电，学生们买了很多蜡烛继续听讲，还说是开“烛光晚会”。真羡慕，这回也能停电吗？北大现在不停电了啊，多可惜……

钱理群老师来介绍，说这回是他定的主题，要讲鲁迅，而且八次：叫“子平”把他对鲁迅的认识整个端出来，接续王瑶先生以来在北大讲鲁迅的光荣传统。“谁叫他想得那么多，又写得那么少？”钱老师边说边晃着脑袋笑。“害怕写作，害怕写作”，黄老师带点羞涩，带点得意。当时有没有过这样的对话？记不清了，大概一定有的吧。

黄老师讲话慢条斯理，有时沉吟半秒钟，发出一声“em”，闭口音，像是害怕写作的标记，随即就是警句迭出。不知道当年讲“创新的狗追得我们撒尿的工夫也没有”，前面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em”。讲得极清楚，还是常常听不懂。福柯、拉康、德里达，都是哪路来的神仙？黄老师说：“大师相继去世啦，好多理论都不新鲜了，要怎么讲得更深入才好？”听众一边没头脑地点头，一边在心里反对：够新鲜，够新鲜。有时完全不懂，什么“宽恕本身之为不可能的可能性的绝境”，听得人一愣一愣的；有时似懂非懂，“害怕和喜欢是一回事，害怕不朽，却又觉得像鬼一样让敌人压抑、不舒服，很快意”，其实怕是想到了正迷恋着的姑娘。

慢慢听出一点个数来。什么叫文化批判？大概就是站在边缘，反观系统。体裁的边缘、语言的边缘、生命的边缘、历史的边缘，挨个巡视一遍。都是边缘，不同表现。于是从边缘、细节、缝隙中，看出系统结构过程中的种种猫腻、种种被侮辱与被损害来。这不就是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吗？先要看破，才能说破。且看讲稿里后来唯一整理发表的一篇《鲁迅的文化研究》（另有一讲是据事先已发表过的《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一文增补而来），结尾说道：

要进一步研究鲁迅所揭示出来的幻觉，到底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仍然在天天看把戏，仍然活在鲁迅说的那个“现代史”里边，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包括在座诸君要做的工作了。

什么意思？救救孩子！研究鲁迅，当然是为了延续、深入鲁迅的工作。这哪里是讲鲁迅，分明就是鲁迅（的方式——谦虚一点）讲。

从此就容易多了，知识跟不上，可是主线清晰。老师讲“鲁迅一再想要寻求‘心心相印’”；学生想这门课自然也应作如是观。鲁迅不是目的，而是为后来者提供的坐标。于是黄老师和听讲的小（大）学生，就像鲁迅和青年，分享着同一个历史主义的“现在”，同一个世界主义的“自我”，大家都是同时代人，就差热乎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整个听下来，好像自己身上也沾上几分匪气，如此得意。

最后一讲，先后现身过的几位老师齐来助阵。王得后先生、尾崎文昭老师，还有钱理群老师、陈平原老师台上排排坐。用黄老师的话讲，跟这几位不用客气，因为都是“哥儿们”。“们”后不加儿化，有义气而不江湖，要从语言的污染里把这个词拯救出来。老师们不像是来讲座，却在台上互相表白心迹。陈老师讲学问和人生要有距离感，“太喜欢的留给自己欣赏”；钱老师讲学术和生命解不开，就要带来多少爱的代价；尾崎老师讲如今文学已不再神圣，文化研究才有了用武之地。倒是得后先生讲话与众不同，说“我对翻译是既重视又怀疑”，随即就告诫年轻人要学好外语。这话当时听来实在不怎么学术，台上一片唏嘘，台下反应寥寥，如今想来却像是鲁迅所谓记忆如用刀刮过的鱼鳞，中间还混着血丝。

七年以后，“三联讲坛”系列的勒口上终于出现“鲁迅八讲”“即出”的广告。那天和黄老师从人大东门出来，正上天桥，问起具体的出版日期。答曰：答应了要出就给三联，可是出版需要修改，修改需要兴致，所以——“没准”。想起《边城》的结尾，开始期待也许“明天”就出来了。彼时黄老师早已从香港浸会大学荣休，先回北大客座两年，随后又来到人大任教。北京的学生想要听讲，实在比过去容易太多。黄老师在两所学校都自告奋勇，去讲课时量最大的本科必修课当代文学，于是一学期十六个星期，学生每星期都能和他亲近两个下午的时光。“近之则不逊”，听说“我们的黄老师”如今已成了北大更年轻一辈口中的“子平爷爷”，忍不住又问道：“那人大同学叫您什么？”“黄爷爷。”称呼全不一样，各自抢注商标。这才明白黄老师当然属于自己、家人、朋友，可是在一代代年轻人那里，却又一定是专属于“我们的”。

雪山，草地，滴与答

◎卢冶（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课堂二·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北京大学）

课程简介：黄子平老师有感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勃兴与学术研究的贫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在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与历史叙事”的课程中设计了一门“传记文学研究”，并且尤其关注其历史编纂学面向与政治实践意涵。开设此课，貌似为当代文学与当代史研究“拾遗补缺”，实则却在指示走进“当代”的门径何在。

关于黄老师的讲课和文章何者更殊胜，“江湖上”隐隐有两派意见。有人认为其文字远胜过口语表达，因为黄老师说话很慢，从不会滔滔不绝，而是嗫嚅的，讷讷的，用拉长音的“嗯——”“阿——”来停顿转接，有时甚至听不清楚。但我却像许多人一样，更爱他的课堂，事实上，他是我在现场见到对文字符号的感受力最敏锐的人物。话不多，看似不经意，却字字句句如磋如磨，像他的文章一样，有精严的线性铺排和旁逸斜出的幽默感，一堂课的主题内容精简，提笔去记时，却会发现他的思维有时快到令人跟不上，事后复习，更如同打开活宝库，激发你自身的想法生出无数枝叶来。

如今我给学生上课，总会举出黄老师讲过的一句话：“爬雪山，过草地。”大意是，红军长征，过雪山的时间很短，草地却很长，最大的牺牲都是在草地上。事件本身的时间虽参差不齐，但这个动宾结构，却是汉语习见的整齐偶句。指出这一点有何意义？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对这段历史的叙事或抒情再现：歌舞剧、MV、电影、电视、小说等文本，往往也正像这个句式一样，习惯用均等的时间和空间的分配去表述并不均等的事件。

这个小小的例证深刻地影响了我。此前，我的思考围着语言与真实的关系打转，却总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黄老师的雪山和草地，轻轻地点破了这层纸。它解答了一个至为核心的问题，即语言符号自身的形式特征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身心体验，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感受和传承。反过来，充满孔隙的讲述又何曾自外于历史本身？语言的边界，才是国族真正的边界，维特根斯坦的本体感悟，在黄老师的课堂上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文学叙事的本质是故事，是观看“别人”是在怎样的时间和空间中面对困境、进行选择的。一天从来不是均等的二十四小时；所谓时间，更多的是“时间感”，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感”。正像黄老师喜欢的英国学者克莫德的譬喻：时钟“滴答滴答”响，这个拟声词如此自然，然而何曾有“滴”和“答”呢？那开头和结尾，是我们用语言符号设置出来的。同样，黄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出的当代中国文化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诸多文本——小说，日记，告密信，文件材料，档案，无不是为已发生或未发生的思想和行为设置开头和结尾，而有了开头和结尾，也就有了“事件”。

小说、诗歌、散文的论资排序，是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设定”，而黄老师的课堂里，一切体裁平等，“报屁股”也有其况味和玄机，且平等当中，又见差异：选择传记、私人日记、回忆录为研讨文本，有着别样的意味——这些“非虚构写作”声称写真实，在公信力上高高俯瞰虚构作品，但为什么不同的当事人、目击者的讲述，却形成了复杂难言的罗生门？

第一堂课，黄老师在讲东西方的史传传统时，其实就给出了答案：非虚构与虚构文本唯一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它真实，而在于它声称真实，这意味着，“爬雪山，过草地”的修辞陷阱对于这类文本来说同样有影响，甚至于作用更强，因为对真实的承诺加重了作者的心理负担和自证欲望，导致了更多下意识的修辞动作。

但这并不是说，黄老师所推崇的是无尽的解构。讲述历史，重构回忆，是盲人摸象，充满个别生命和集体“共业”的重叠与冲突，然而重要的是，尽管每个人都说错了，却没有一个人的形容离开了象。

在黄老师的引导下，我们这些研究者，亦是盲人，亦是侦探，在同一事件的私人与公共的记忆之间比照，也是侦破历史和文学悬案的过程。不同的是，侦探小说要有固定的答案，而黄老师的教学重点不在答案，在于问题，在于不断有人在此言说。

后来，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写佛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关系，讲到受大乘佛学影响的汉语修辞常用“烦恼即菩提”式的整齐“即”字结构，也正因这种对称性的句式表达，造成了一系列对宗教、对中国哲学和文学在解读和认识上的错位。后来，我执意请黄老师批改我的论文，却并未告诉他，整篇论文的思想内核，都是受他的雪山草地启发而来；再后来，听说黄老师正在尝试写俳句——以不对称的美感而著称的日本短诗，我深知他想借此打破的是什么。

入耳声声

◎赵天成（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课堂三·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

课程简介：中国当代文学，是黄子平老师2014年秋冬为人大文学院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当时头发花白的黄老师，因为亲切近人，且常开玩笑“卖萌”，被学生冠以爱称“黄爷爷”。又因每周都留作业，要求阅读一篇指定的中短篇小说，并写三百字的精短评论，使学生每到周末，便有向地主交租的紧迫，又得一个“黄三百”的雅号。

书声琅琅，是人们对于课堂的诗意描绘。黄老师的文学课堂，自然也是一个有声的场所。数年弹指过，对于当年课上的种种声音，我仍有印象深刻者二：其一是掌声。第一堂课，黄老师款步走入教室。或许是因为自带明星光环和老大气场，在座的六十多位大二学生，竟然集体鼓起掌来，这在素来“实事求是”的人民大学是极其罕见的事。当时尾随黄老师走进教室的我，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狐假虎威的含义。

其二是笑声。黄老师的幽默是出了名儿的，更难得的是，讲台上的他也从不端着天地君亲师的架子。讲到大跃进诗歌时，他声情并茂的朗读让台下笑成一片。于是每个昏昏欲睡的周四下午，六七十人的拥挤教室，便常常被笑声点亮。但每当有前来旁听的老师，当面称赞黄老师的风趣时，他总是腼腆地一笑，说：“笑话都是提前准备好的。”随后又是一阵笑声，而我却由此发觉玩笑背后的郑重。

我听他讲过阿城文学会议上的神侃，顾城用牛仔裤腿剪成的帽子，吴亮听赵树理讲座时的一头雾水。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流一时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常常是他“准备好的笑话”里的主人公。笑谈之中，许有几十年间的风云流散，也未可知。话说回来，尽管有掌声和笑声相伴，课堂之声归根结底是属于讲课人的。日后我常常想，言说如同风行水上，转瞬之间即可了无痕迹，但黄老师近年一直述而少作，而不像众多同行那样以著书立说为业，应该自有他的理由，而不是“害怕写作”的调侃所能概括。或许对他而言，一堂课就是一部作品。一位当年修过这门课的学生，后来以“五不”形容黄老师的风度：不迟到，不拖堂，不坐着，不踱步，不讲废话。形式如此，内容更不待言。一节课从头到尾，一门课自始至终，俱有起承转合的章法。

黄老师坚持把这门课命名为“当代文学”，而非“当代文学史”，意在拔去历史的瓶塞，将文学导入共时性的空间中。空间化的当代文学，就如同一座想象的博物馆，可以有不同的参观路线。他设计的导览路线，主要是按主题分类，包括激进文艺、乡土叙事、城市生活、历史书写、当代汉诗、剧场内外、女性写作、文学生产等等。在主题视域中被解读的作家，也就仿佛从时间的锁链中挣脱，在巨大的圆形房间，或是无穷的圆桌旁围坐，一同写作，一同朗读，一同交谈。如此说来，文学课堂也不是讲课人的独语，而是等待着倾听和回响的对话，或者说是一种隐秘的起兴，言者引发，听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声音是无形的，但它也在无时无刻地穿越、改变并塑造着我们。而由声声叠成的一堂课也是无形的，但是声声入耳，或许自有一种烟消云散的坚固。

不屈不挠的交谈

◎李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课堂四·沈从文八讲（中国人民大学）

课程简介：2012年至2015年，黄子平老师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邀请，任讲座教授。除了研究生讨论课和本科生当代文学课程外，他还做过多场公开讲演，涉及内容包括“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饥饿艺术家”“革命·历史·小说：怎样叙述，如何解读” 以及“沈从文八讲”等。此后他又多次重返人大，做了“统计学，到处都是统计学！”与“声的偏至——鲁迅留日时期的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等演讲。

2012年，黄子平老师履行与人大文学院签订的讲座教授协议，在中关村59号首开讲坛，当年即为一年级硕士主持讲授《海外鲁迅研究》研讨课。开课之前就有传闻先生无意在此常驻，所以“机不可失”，诸君一定不可“轻易放过”他。有后辈学生缠着追问，他回“退休后的理想是在不同的学校各待一段时间，环游世界嘛。”校研究生会听到这个消息，便委托我去联系讲座事宜，当时设想每年都请老师走出文学院，为全校的同学开设讲座——好事不能让文学院的学生独享。12月12日下午，“饥饿艺术家”主题讲演如约而至。先生此前就已在北京、汕头等地讲述当代文学里的“劳动”与“尊严”，此番延续这一话题，追问劳而无获怎么办，饥饿这种记忆对中国当代文学叙述产生了怎样切身的影响。仍记得那时黄老师先说了自己的饥饿记忆，又说到阿城在《棋王》里以“吃米”和“下棋”展现双手互搏，随后天灾人祸、数据魅影、代际差异的话题环环相扣，沉重的话题用“统计学”的“理性”声音“李代桃僵”。我注意到，当他在“俏皮话”中藏了沉重心思时，那眼神是内敛而含光的。

2015年春，京城霾气大盛，黄老师沿着京九铁路破雾归来，依旧是我和天成兄搭档做他的助手。他与校方的协约此时已到了尾声，在和教研室商量后，黄老师决定以全校公开的系列讲座收官，“沈从文八讲”由此而来。“沈从文的意义”“湘西世界”“原始情欲”“乡下人在城里”“抒情的诗学”“狂言呓语”“章服之实”和“沈从文接受史”连贯起来，足以看出他“排兵布阵”已久。以文学批评的敏锐洞察力重新打开史论里的沈从文，这是讲座的起点，而“边界”“风景”“声音”等论点如繁花落地，滋养、催发着尘封于历史记忆里的文与人。最后一讲，黄老师请来老友钱理群和赵园同台畅谈，往日在燕园可曾留意沈从文，现下又在各自天地玄黄、新旧之际的研究中如何回顾？交谈之中，先生总是侧身微笑倾听，会心之时往听众里瞥上几眼，看一看有没有共情的同伴在其中。

时至今日，黄子平老师在人大已公开或“半公开”讲演十余次。无论座下听者何人，他总会认真地准备好几个“段子”或“隐语”，去试探、叩问知情会意的同伴。对我们这些小辈来说，这满是巧思的接龙和布满记忆瘢痕的问答像是一场时间旅行；而于先生而言，这是一场场“不屈不挠的”交谈，是抵抗代际差异找寻同代人，拆解流行话语打捞幸存者，以及，穿过客套虚伪的“雾霾”去辨问友敌。我想，有很多小朋友都是因为这些讲演和交谈，才真正地与先生结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