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可以相互交融与相互激荡

10月2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文学创作与新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五个国家的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

会议分为开幕式、主题发言、专题研讨三个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在开幕式致辞中高度评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历史成就，充分肯定中心团队始终具有的现实情怀、批判精神、学术活力和思想激情。吴义勤谈到，新文学传统本身内涵复杂，应承认其多元性和包容性，研究者应注意到当代文学创作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注重对文学传统去取精华、去其糟粕。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在致辞中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表示祝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致辞，他肯定了新文学研究中心二十年来的卓越的贡献，并围绕“传统是在动态中建构”的话题展开论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奚密梳理了北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历史沿革及其与国内学界的差异，反思了海外研究过度征用西方理论所带来的问题，并强调了翻译对于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汪文顶回溯了福建师大和南大新文学中心深远渊源，并高度评价了叶子铭先生在现当代文学的突出贡献。在开幕致辞的最后环节，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彬彬代表研究中心向各位嘉宾对中心的鼓励和祝福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奚密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汪文顶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芒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之后是主题发言与专题研讨环节。

主题发言第一场由何锡章教授主持，李怡、谭桂林、李继凯、刘川鄂、黄万华等五位学者围绕当代意识、生命主义传统、文体生态体系、新文学伦理、当代文学的发生的海外语境进行了精彩的阐释。主题发言第一场由陈国恩、毕光明进行了评议。

李怡反思了当前学界推崇“当代意识”的热潮，并结合自身学术经验对其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与自省。在他看来，“当代意识”“当代批评”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需要认同、衔接和再造“现代的质地”。只有回到现代，才可能有真正健康的当代。谭桂林挖掘出新文学被忽视的生命主义传统。他以《新青年》为切入点，发掘和探讨新文学对“生命”的言说及其对生命主义的理论建构，谈到生命主义的核心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并且对现代学术史上的这一缺失进行深入的检视与反思。李继凯长期致力于打通近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体生态体系”的客观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创造的一个文体传统。这一体系具有包容强大生命力，文体转型与新建，在文化交汇磨合中重构，是作家创造力的体现，其对于当代文学的巨大持久决定性的影响。刘川鄂从启蒙立场出发，再论五四伦理由家国天下到个人本位现代转型，重审了五四人的本位的个人主义传统、人的文学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反专制集权，倡民主自由；反等级秩序，倡人人平等；反道德泛化，倡全面人性。黄万华梳理出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海外语境”，一是从中国大陆经由台湾、香港抵达欧美，一是从中国大陆流徙至香港。而这两条路径，作为“文学民间”的重要构成，不仅接续了现代文学的丰厚传统，也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建构。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深化、现代主义的兴起，还是城市书写的延续、通俗文学的多元，都显示出现代文学“人的文学”、“自由是文学”传统的丰富、强韧。评议人陈国恩谈到，发言者围绕“人”、“传统”两个关键词展开讨论。这两个问题影响深远。刘川鄂对五四开拓性人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谭桂林借助扎实的史料，聚焦于生命主义传统，强调对人的欲望和本能的尊重。毕光明评论道，李怡表现出对于当代批评的强烈期待。黄万华关注当代文学发生与海外语境，拓展了当代文学范围边界，是重写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参考。

第二场主题发言由刘勇教授主持。王彬彬、洪昔杓、杨剑龙、藤井省三、郜元宝、王润华等六位学者引领听众进行了深刻的思想之旅，围绕鲁迅的晚年思想、鲁迅的作品及形象传播、鲁迅小说插图、鲁迅与中日推理小说传统展开了世界性的对话，对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离合、南洋文学想象做了勾勒梳理。第二场主题发言由韩春燕、杨洪承给予了精当评议。

王彬彬将情感熔铸史实，澄清了学界对于鲁迅对于抗日救亡问题言论存在的误解。鲁迅晚年经常或直接或间接地谈论抗日救亡问题，十分关注日本侵华问题，也时刻顾念着国家安危。鲁迅晚年时时谈及金元和满清这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的情形，就是为了警醒国人。而其怀抱的“明末情结”，也正是因为现实与明末的高度相似，借古讽今。洪昔杓借助于翔实的史料考辨，探讨鲁迅作品在近代韩国的传播、接受以及鲁迅大众形象的塑造过程，为鲁迅作品及鲁迅形象在韩国的影响做了一次细致入微的知识考古。他谈到，1930年代鲁迅作品在韩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中日韩大众传媒中鲁迅画像形象与照片形象的广为流布更是促进了鲁迅形象的大众化。杨剑龙以语图互文的角度对于科为罗果夫俄文译本《阿Q正传》所画的插图进行了生动有味的细描，谈到其具有线条勾勒简约，乡土气息浓郁，人物互有关联，描摹出国民特性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对插图的缺点如环境氛围的含混提出了批评。藤井省三细致分析了《酒国》三层故事结构，并通过鲁迅的《狂人日记》松本清张的《隔墙有眼》莫言的《酒国》建构起东亚的侦探小说/元侦探小说的系谱。鲁迅影响了松本的社会推理派小说，而松本则影响了莫言的创作。莫言充分继承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松本清张推理中对社会性的重视，创造出独具个人特色的社会派元推理小说。王润华的报告视野宏阔，呈现出东西方文化在想象南洋时所体现的差异视角，西方和中国都持有西方中心或中原中心主义，而南洋的本土想象则解构、破除了这种神话，表达出在地化、多元化、边缘性、交杂性的经验与主题；同时，南洋的文学想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也催生了新的中国文学想象。

在评议中，杨洪承表示王彬彬在历史和文化之间谈当下，通过“晚年鲁迅”研究谈抗战的感受和思考；藤井省三的研究辨析了莫言小说中的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来源，并由此打破了雅俗文学界限；洪昔杓在比较史、接受史的层面上谈鲁迅在异国的接受，杨剑龙谈的苏俄鲁迅小说译本的插图是一种副文学研究，由此和洪教授的研究形成呼应，郜元宝也涉及了共和国作家和外国文学的关系，王润华在非虚构和虚构之间探讨南洋形象的书写，都体现了研究者比较文学的视野。

第一场专题研讨会由温潘亚主持，并由王爱松、葛飞、武善增进行评议。

王侃一反学界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全盘反传统的认定，强调中国新文学的“内源性”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植于传统的内、动力，以矫正当前学术界过度西化的理论误植，体现出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有意努力。杨洪承认为，叶圣陶的小说创作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接续和改造，将五四以来域外译介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等思潮和写作方式自然接受并予以发展。 毕光明概括出新文学“为人生”“为人民”的两个传统。这两条主线交替出现也存在冲突，两个主潮的交替出现，构成了新文学的状貌。人的文学可以相互交融与相互激荡，这也是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李永东从林希被学界忽略的革命叙事入手，辨识出其话语风格的戏仿转向。其革命叙事特征主要有两种，其一为讽拟经典革命文本的类型化特征，包括身体修辞、故事情节、语言风格等；其二为自我摹仿的互文性写作。两种戏仿都指向嘲弄、颠覆经典革命叙事的陈规和观念。陈国恩勾联了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绘制革命现代性的图谱、革命现代性阶级斗争和左翼文学的方向。他谈到，对左翼文学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与审美相统一的原则，对左翼文学采取同情之理解的理性态度，去探讨它的经验教训。葛飞以知识考古学的路径，辨析了左联成立之后对于文学正统与领导权的争夺，追问“正统”“划时代”问题是如何发生并演变的，考察左翼内部势力消长、创作路线变化对“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历史叙事的影响。 刘小波瞩目于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无理据书写与非自然叙事。无理据写作热潮根源于小说技法更新的需要、文学传统的延续、现代性反思，最终指向的是对现实书写的纠偏。杨华丽关注叛逆的五四儿女们成为新一代之父时所面临的复杂的伦理与人生困境，既有爱子辈的殷切之情，又有爱而不得悲哀，同时还伴随着经济窘迫带来的亲子关系的异化。童娣考察了网络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的关联，结合个人的阅读体验，剖白了网络文学对文学传统立国思想、立人思想的承继，以及对于非孝传统的变革。张清华考察了启蒙革命乡土主题的互动，启蒙派生了革命与乡土两大主题。并以莫言为例，考察了当代作家对于新文学乡土书写的承袭与变革，哀歌挽歌式的乡村书写，以及对民间文化的价值与立场的重新发现，都将当代文学推向了更为宽广的美学空间。

第二场讨论由李静主持。评议人为刘小波、葛飞、李永东。

奚密讲述了英译汉诗悠久的历史。自1930年代第一本英译汉诗出现后不断发展，冷战时期台湾诗歌英译较多，而90年代以后，英译汉诗走向多元繁荣。而在英译过程中，出现了诗人译诗的重要现象，形成了原创与翻译的共同体。李章斌从昌耀诗歌韵律节奏入手，重新理解新诗的“韵律”和“散文化”问题。他谈到，昌耀诗歌典型地体现出新诗节奏与音乐营造的创造性和个人性，也反映了新诗节奏的根本特质，即韵律之自由，节奏之“自为”，形式之自律。李海鹏剥离出中国新文学传统对于西方“镜子”母题的移植与转换。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不管是张枣、王家欣、西渡，都对于“镜子”母题进行了重写，由此揭示新诗自语言本体论装置转换时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规律性。王爱松考察了劳动话语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嬗变。由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话语到40-70年代“劳动光荣”话语再到90年代以来的“劳动屈辱”话语，也应对着劳工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转变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劳动问题的背后，所关涉的是底层劳动者的尊严问题。汪文顶从散文文体角度考察自由精神的传承。自由精神是文学之目标主题，文体变革之中，散文充分体现自由创造精神，自由成为一种文体意识。自由精神是指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自由言说，自由创造，自由书写。心灵自由的表达，成为散文小品内在规约与精神。姜建对于开明派的小品散文特质进行了再发现，谈到自然江南的描摹、平民江南的书写，真诚质朴的情感表达，内在的教育维度，是开明派小品散文所体现出的流派共性。武善增重新标定了“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文学史地位，谈到其通过对传统文学话语的“接受”与“拒绝”，诞生了新的文学话语形态和文学话语规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此后文学史发展的走向、面貌和格局，在1942年-1978年这一文学时段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李斌以个案解读来剖析批判当下混乱的思想状况，并重提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台湾赵雪君的《祭塔》改写了民间传说《白蛇传》，沉溺于乱伦之恋的赏玩，缺失了伦理立场。邓瑗勾勒出张惠雯其创作的转型与变迁轨迹。张惠雯最初由寓言式写作再到探讨极端情境下的伦理困境，最终以及物书写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坚实的依托。程桂婷试图从新文学传统出发弥合刘以鬯两地书写的裂痕。刘以鬯在新文学浸淫中成长起来，西方现代色彩之下是新文学传统的根基，他的创作表现出对于五四文学的审视意识与超越的精神。

第三场专题研讨，由李松睿主持，周新民、赵步阳、徐改平进行评议。李遇春、何平、王洪岳、徐仲佳等十位学者从文学史范式、语言、叙事等多个角度对于现当代文学现象进行了解剖，既有对文学史观、文学史分期的宏观新论，也有围绕着现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的重评细读。

李遇春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有别于启蒙和革命的二元变奏，主张一切历史都在进化中循环、在循环中进化，从中西古今立体的维度去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并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角度说明，当代作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换，这一过程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取向和审美趣味。何平宏观讨论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整体观和分期问题。他谈到，要对改革开放文学的逻辑起点进行确定，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的文学史，可大致划分为1978-1992、1992-2012、2012至今三个阶段。此外，在文学空间中，也应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版图进行比较观察。王瑛探讨的是新世纪文学的跨媒介传播问题。她谈到，许多成功的新主流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其票房得益于商业因素的加入，但也表现了大众对影片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陈进武的发言则从表象化、经验化、形式化三个方面，展开他对当下文艺创作和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思。王洪岳聚焦于鲁迅传统与莫言创作，实际上涉及莫言的文学资源问题，除了鲁迅传统对他的影响，还接受了孙犁对人性真善美的表现，以及红色文学经典对他创作的发酵。刘弟娥界定了新文艺腔的俗腔、雅腔，以及雅俗韵律在文本中的矛盾试验。她将新文艺腔作为“历史中间物”，从语言角度考察其历史价值，认为它奠定了现代文学及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基础，成为建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重要一翼。程亚丽对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进行了解读。她认为这部小说是90后的心灵史。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其中的“寻找”指向“90后”青年通过自我救赎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颇具社会意义。郭恋东的发言对中国当代文坛近期方言写作问题进行了回顾，并以阎连科、金宇澄、韩少功的创作为例，谈到当代作家方言写作呈现出地方认同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特点。王宇的研究从“阶级/阶层”与“性别”两个范畴的复杂关系切入，选取丁玲《阿毛姑娘》和新世纪初的“打工妹叙事”中的代表性文本，对“底层女性”这一形象的流变进行互文性讨论。底层女性作为“他者”，其主体位置复杂多元，作家和研究者对其身上任一身份的过度强调，都造成对其他身份的遮蔽。徐仲佳从1954年围绕着《洼地上的“战役”》所展开的争论中，探究建国初期爱情叙事规范进行的调整规训。他谈到，爱情的个人主义属性，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形成了对立，这一论证实则指向建国后的文学政治如何对待五四人的文学资源的问题。

第四场专题研讨由何平主持，李遇春、王洪岳、徐仲佳进行评议。李松睿、周新民、赵步阳等11位学者发言。主要聚焦于文本细读，以诗性审美的语言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并探讨了当代创作与新文学传统的关联。

李松睿通过对读《心灵史》及其改定版，结合作者90年代以来各类文学创作，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作家前后的情感变化，阐释作家的宗教思考，探讨作品中呈现的思想与矛盾性，不仅勾勒出张承志思想的演变轨迹，也由此探究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周新民通过刘醒龙的长篇探讨当代作家如何转换传统，他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不断建构新文学传统的过程。赵步阳在秩序和传统之外的重新定位，认为作家在秩序之外的写作其实也是在回应新文学传统，他们以这样的方式逼近了新文学最近出现的问题，重新寻找和传统之间的对话。席建彬探讨贾平凹小说的诗性特色，认为作家诗性叙事的发生发展表现出由诗意乐观到冷静客观的转变，乡土情结已将其自身创作引入诗性创作的轨道。同时，贾平凹的诗性书写存在本身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他者的城市文化形成对乡土的冲击，最终将乡土文化引入另一个方向。徐改平以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的研究对象，认为其故事平凡，结合阅读经验和个人感受，提出小说的意义在于作家以悲悯的情怀诉说出新中国的旧女儿们的命运。王晴飞的研究聚焦了叶弥小说中的饮食男女，从小说推测作家的享乐主义表达背后的动机。《风流图卷》中表现的“风流”具有解放的意义，以身体的欲望来反抗粗糙的时代风气。“风流”的情与性意味着美和尊严。刘阳扬对麦家的小说《人生海海》进行阐发，认为作家从书写特殊人物到关注世俗常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型。但在写作方法、语言、对人性的书写是和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袁文卓通过解读莫言的短篇小说《天下太平》谈到，莫言的叙事不单纯是乡土的眷念，还有工业发展下的拷问。《天下太平》的创作是在知识链生态恶化下创作的，体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审美观照，反映出莫言一贯的独立自由。周明鹃对经典小说《长恨歌》进行重读，从都市女性的镜像式生存角度出发，小说演绎了“人物”“空间”“时间”的三重镜像，在亦真亦幻的生存境遇中，重新演绎上海的消费传奇。上海的城市镜像式生存的本质，是一种非我的他者生存。顾奕俊探究了“知识分子的聚会”与八十年代初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关联，“聚会”作为一种日常情景，不止于小说叙事层面的表征呈现，更成为文史互证的认识途径，由此返照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言行表现、观念立场。

在此次“当代文学创作与新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众多专家学者梳理了当代文学创作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考察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得与失、新机遇与新问题，探讨未来文学发展的走向与可能。此次会议提出了众多新颖的议题，深刻挖掘出当代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之复杂关联，推进了百年中国文学研究进展，呈现出多元共融的学术景观。

与会者合影

（摄影：董卉川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