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合时宜中与时代共生

“那个年代，可以用友情和无限交谈来概括，各种思潮、文章蓬勃发展，且都具有新启蒙态度的统一性：每个人都可以直言不讳；每个人都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吵得面红耳赤也在所不惜；每个人都相信朋友不会因为剧烈地争论而介意；每个人都觉得争论很有意义。”

意大利学者阿甘本曾在题为《什么叫同时代人》这样界定“同时代人”：一、当代人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但是他又是不合时宜的人，所以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二、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芒的人；三、当代人有意识地关注时代的断裂，甚至有意地制造时代的断裂。这篇文章对著名批评家黄子平的启发很大，也开启了他的自我反省之路。

近日，在“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活字文化论坛上，黄子平与同为“燕园三剑客”的老友，著名批评家钱理群、陈平原，以及他们的至交赵园，通过追溯80年代的学术氛围与个体经验，共话往昔，聊文学、谈交游，探讨何谓“同时代人”，以及当年的同时代人如何看待“同时代性”。

在黄子平看来，同时代人是在时代断裂时，突然聚集在时代断层上，寻找新表意系统来写作的人。譬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拉美文学爆炸、中国的‘五四’时期和80年代，这些时代的共通点，是时代的断裂。在历史中断的地方，连续性的叙事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依靠文学进行想象、创造，来修复断裂。文学的重要性便在历史断裂处体现出来。他不赞同以“70后”“80后”“90后”等出生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的标签，“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如此深刻地卷入时代，但保持着尼采意义上的不合时宜。同时代人，能够感知到时代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

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文学的共通体”

诚如法国学者布朗肖所提出的“知识友谊”，即这种友谊跨越时空，可能一辈子见不了几次面，但会非常关心对方的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彼此的问题进行辩论、反驳。黄子平认为“知识友谊会衍生出更大的概念：文学的共通体，不是‘同’，而是‘通’。‘同’是僵死的，‘通’则是‘和而不同’。”无论是钱理群、陈平原还是赵园，和黄子平的交往都可视作“知识友谊”典范，也是“文学的共通体”。

钱理群回忆起一同走过的80年代。在80年代，“学术聊天”不仅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种文体。“当年的各种思潮源于那个年代的无限交谈，在此背后，有一种新启蒙的态度。”80年代最令钱理群怀念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思想自由、解放时代的人际关系，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追求为基础，超越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关系。”他特别回忆到，当年学生如果上完晚自习路过自己住的楼房，只要看到灯还亮着，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立刻推门进去敞心交谈，谈到深夜。钱理群用“彼此尊重、保持不同；各自独立、各自互补”来形容由黄子平、赵园、陈平原所组成的“同时代群”的关系与情谊。

黄子平的学术思想对钱理群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影响。钱理群视为重要代表作之一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其实是在黄子平有关火车比喻的启发下创作而成的。钱理群将此关系总结为“交互支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钱理群与黄子平之间，也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人之间。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曾有“南吴北黄”之称。吴亮雄辩，而黄子平机智，文章处处讥讽。后来吴亮转场，跟画家打交道，甚至还写起了小说，而黄子平，依然在当代文学评论领域坚守。他们两个共同之处在于修辞方面都非常讲究。“师辈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50年代到70年代的修辞套路，而打破这种套路，是一种比较困难的努力。”赵园谈到。

在赵园看来，黄子平的鸿篇巨著虽少，但其擅长写精悍的短文，“浓缩、凝练的文字很难写，这正是年轻学人所必须的学术训练”。黄子平所言“害怕写作”是出于“对写作的矜重，对于修辞的苛求”。即便是厚厚的专著《革命历史小说》，仍然不是制式化的学术著作，而是由（有？）闲笔、逸笔，介乎职业写作与随性写作之间。黄子平的批评不是炫技式的批评，而是有温度、有口吻、有性情。“现在制造学术的技术成为趋势，没有主体沉浸、没有感动、没有真正的愤怒。职业化的、没有性灵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风尚，我为此感到忧虑。”

赵园以黄子平的另一本著述的名称——《边缘阅读》，来解释黄子平的文学视角：“他既处于香港文化界的边缘，又处于大陆文化场域的边缘，这种边缘影响了他的选择和他观照对象的方式。”谈及与黄子平的交游，赵园回忆：“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请子平写的小引，后来又有他为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的书评，他对我当代史研究的鼓励与支持，我真是感激莫名。”“时代变迁，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弥足珍贵。活到这个年纪，感到幸运的是拥有这样的一批老友。”

作为四位“同时代人”中最年轻者，陈平原提出了“同代人的异感和异代人的同感”的观点。在同代人之间、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支持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甚至是并不得体的竞争。“长辈和晚辈很容易对话，同辈人之间很难对话。距离某种意义上会产生美感，因为距离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 陈平原接着提出了“同代人作文学批评，隔代人作文学史研究”。“同代人因为精神上的过分同构，容易产生溢美之词，批评有失客观，王瑶先生曾告诫，做批评的人不要和研究对象走得太近。”而历史研究则必须经过岁月的沉淀：“不要太早进入回忆。我必须冷静地、客观地看待我走过的美好又不无遗憾的80年代。我经历过，我看到，我反省。”

“理解自己这一代人，努力理解上一代、下一代人，穿越代际鸿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像老钱一样，‘假装年轻’，继续往前走。”陈平原说到。

“像他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

论坛的下半场，黄子平的三位后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分别讲述黄子平对他们学术生涯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黄子平创作与批评的理解。

吴晓东引用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形容法国作家加缪的话来形容他心中的“子平老师”：“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很多，但总会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作为曾经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吴晓东坦言，在学术生涯中影响最深的就是黄子平老师，黄子平不仅启蒙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关于主题学的研究思路，更提供了理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标杆。

1988年前后，黄子平开设了“文学主题学”的课程，研究文学中的自杀、疾病、死亡这类主题。2003年非典之后，“疾病文学”的主题学研究蔚为大观，而黄子平的研究超前了十几年。此外，黄子平还通过讲座将结构主义理论带入他们的视野之中，这让他们这代人与受到存在主义深刻影响的上一代学人们有了本质区别：“我们这代人号称‘结构主义’的一代，更愿意从结构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和文本”。

在吴晓东看来，黄子平批评的精髓、精神深处的东西很可能是解构思维。“解构思维即是把社会、历史不再当作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看成和文本一样需要破译的对象。”

“黄老师在人大叫‘黄三百’，他要求学生对看过的每部作品要写300字评论，既要有独特见解，又能够对作品有所概括，很多学生都表示非常受益就这个教育。”杨联芬谈到，人大的学生至今想念他们的“子平爷爷”的课堂：“从学生口中得知黄老师是如何对待每一堂课的，他的人品、学养、学风，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

“黄老师的文学批评有非常敏锐的思想，对语言有非常的敏感，具有经典文学作品耐读的特性。”杨联芬对黄子平的文学批评很有感触。她以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中的篇章为例：评点张爱玲的《更衣对照亦惘然》具有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共情；《鲁迅的文化研究》一篇则体现了黄子平对趣味的追求和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批评的位置》中对萨义德的引用令人感知到“其自由洒脱的外表下内心的良知与力度”；《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则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有一种气贯长虹的力量和沉潜在节制幽默后的深厚悲悯，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难得一见的佳作。

黄子平是77级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也是贺桂梅的“大师兄”。“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叙述模式’”……这些关于黄子平的“故事”，是她在校园里耳熟能详的典故。

贺桂梅认为，钱理群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赵园、陈平原是有思想的学者，而黄老师是有思想的批评家。黄子平的新著《文本及其不满》将使当代文学界和思想界重新思考什么是有意义的批评。“黄老师的批评能够与创作者平等对话、甚至拥有穿透作品的力量。如今，文学批评式微，热火朝天的评论场不再，批评的力量逐渐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黄子平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位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谈及文本研究，贺桂梅表示，研究者一般将文本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是封闭的，但在黄子平的批评实践中，文本之外无物。

作为“70后”一代学人，贺桂梅自省没有太多社会历史构造的个性，熟悉的多是学院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方式。而在黄子平“同时代人”的观念影响下，“有强烈的想理解同时代人的冲动，我想这是一个主体实现的过程”。

黄子平将阅读自己的作品比作“照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具有黄金比例的完美形象并不可靠，随时会被“多几根白发”“胡子也没刮”等不稳定因素打破。最后，他引用福柯的理论作总结：“乌托邦带来安慰，异托邦带来烦扰。正如亲友给予的批评或赞美，不断在两个空间内折腾。”（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