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计划十年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前两辑九本已出版

陆谷孙先生曾说：“发现莎士比亚是个永不停歇的进程。”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孙大雨、方平、辜正坤……翻译莎士比亚同样是个永不停歇的进程。

11月3日，第21期“光启·望道·思南”读书会以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主题，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新译莎士比亚全集”总计38部，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傅光明计划用十余年时间以一己之力完成的翻译工程。目前已经上市的九本是第一辑（《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与第二辑（《李尔王》《麦克白》《第十二夜》《皆大欢喜》《仲夏夜之梦》）。

傅光明是萧乾弟子，著有《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等，译有《古韵》《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此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联合主办。

要了解莎士比亚，必须回到他那个时代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爱所有人，信任少数人，不负任何人。”

……

这些莎士比亚经典之句，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这些台词从何而来？源于哪一幕剧情？能认真说上一二的人却少之又少。

在傅光明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好玩的“莎士比亚现象”。“那些我们熟悉的台词，在不知不觉中和我们的生活体验发生碰撞和联系。我们对那些经典之句的使用已远远超过剧本，语境可以与剧情没有任何关系。”

“但当我们翻译、研究莎士比亚，却不能离开文本，不能离开莎士比亚那个时代。”傅光明说，因为莎士比亚最初写剧，首先是为了在舞台上演出，而不是专门为读者写的。若要真正理解莎士比亚的剧作，一定要了解那个时代的宗教、历史、文化等等背景因素。

他举例，《哈姆雷特》开场不久有两个守夜值岗的士兵，被问及有什么情况，其中一个回答说非常安静，“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

“施蛰存先生曾就这句翻译和傅雷先生有过争辩。法国作家纪德将这句话译成法文时，译为‘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听不见’。把老鼠改成了猫。这是可取的吗？施蛰存先生认为不可取，傅雷先生则不然，认为这是一种妙译。施蛰存先生反问，那照你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话岂不可以变成‘鸦雀无声’？傅雷先生说对。”

傅光明表示，在这一翻译上他认同施蛰存先生。“因为如果翻译成‘鸦雀无声’，你就会想到鸦和雀，不会想到老鼠。可我们回到文本所处的时代，那时英国经常发生鼠疫，老鼠在房间里穿梭、偷食。所以这里的翻译不能变成猫，更不能变成鸦、雀。应该要努力还原出莎士比亚时代的情景。”

此前有四种《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不会说中文，每一位中文译者都是替他说中文的人。

中国的莎士比亚接受史可上溯至19世纪末。1921年6月，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至三场发表，莎士比亚作品正式登陆中国。1930年代，梁实秋朱生豪两位后世公认的著名译者先后开始莎剧翻译。

“此前，我们市面上以‘莎士比亚全集’行世的译本有4种。最早是朱生豪的译本，也最深入人心。从时间来说，朱生豪、梁实秋都可以说是旧译。”傅光明说，此后很久又出现了两套新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是方平主译，一是辜正坤主译。这两套全集都是诗体翻译，且均为“团队作战”。

在阅读前人译作时，傅光明发现通行许久的莎剧的中译文已有许多不大适合现代阅读。比如，有的旧的诗体译本，为凸显莎剧的经典性，过于追求文字的典雅精美，反而使语言变得古奥晦涩。

傅光明认为，莎士比亚戏剧有一个漫长的被经典化、甚至圣化的过程。“莎士比亚平均不到半年写一部戏，他是为演出而写。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剧作家。而且，他的戏，尤其早中期的戏，大都是写给下层平民看的。”

也因此，傅光明在文体选择上遵循朱、梁二位译者，采用诗体译诗、散体译散。不过在“散体译散”时，他特别在意能否译出散文诗的韵致，让语言具有一种诗的内在张力。也有时，对有的诗体段落，他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隔行押韵，而是一韵到底，用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韵脚“化”过来。

此外，傅光明格外注意避免翻译中的一种“归化”现象。“其实，不仅旧版莎译，近年来有的新版莎译也有这种情形。”比如，把英国国王的自称“我”（we）译成中国皇帝的自称“朕”、把“王后”（Queen）译成“娘娘”、把国王对大臣的称呼译成“爱卿”，“诸如此类，我觉得别扭。既然如此，那为何不把国王对王后的称谓‘我的王后’（my Queen）称作 ‘爱妃’呢？”

“在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出版方面，梁实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以一己之力译完全部莎剧之人。假如我能如愿将全部莎剧新译完成，那我会是第二位这样的人。”傅光明笑言，目前他还不敢把这话说满，“梁实秋先生对自己翻译莎士比亚有个谦逊的幽默说法，译莎，一因创作才华不够退而求其次，二须得活得长久。”

导言+注释，是新译的两大特色

与会学者认为，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全集》最有价值之处有两点。一是每部作品都有一篇深入细致的长篇导读，二是译者在译稿中添加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隐含意义和时代背景。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直言，在今天这样一个碎片化且容易浮躁的时代，要坚持以一己之力翻译完全部莎剧，是特别艰难的事。他看了傅光明写的每一部莎剧的导言，深有感触：“他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神采飞扬的评论式的话。他这五六万字到十万字的导读内容全部是考证。他没有说‘我认为莎士比亚怎么样’，而是把大量莎剧里的情节、细节整合起来，同时向中国读者介绍莎士比亚时代的整个英格兰文学的状况，指出莎剧的每一个细节的形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看了这些介绍，我们回到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会发现莎士比亚不是独一无二的，那个时代不是只有莎士比亚，整个英格兰文学、戏剧都很不得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是这样的。比如《水浒传》，都是说书人一点一点汇集起来，才最后形成了《水浒传》。”

陈思和认为，通过考证、研究、翻译，傅光明已经成为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的专家：“等他完成了所有的莎剧翻译，他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谈莎士比亚，是当之无愧的，是有代表性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对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全集》表示“佩服又期待”。“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事？对傅光明来讲，他的前半生献给了萧乾和老舍，尤其是老舍。他的后半生则要献给莎士比亚。”

陈子善称，二十世纪以来，翻译莎士比亚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大事，先有朱生豪、梁实秋，后面还有很多人。而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真正把莎士比亚全部译完的，梁实秋是第一人。

“有的译者是只翻不说的，但傅光明在翻译前还对剧本的方方面面作了考证和梳理。梁实秋也是这样。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梁实秋那个时候肯定看不到很多东西。今天傅光明的考证可以更具体、更详细、更全面。这是很花功夫的，不仅要翻译，还要进入研究的层次。所以我们期待，傅光明不仅是莎士比亚翻译家，也会成为一个莎士比亚研究家。”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莎士比亚译本

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认为，实际上，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甚至于傅雷先生，他的翻译也不是完美的，比如我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把高老头这个人物变成了‘中国老头’。草婴先生翻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错，但是我更喜欢周扬的版本，草婴译本里把托尔斯泰的长句式变成了短句，这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但离原文风格就远了。”

王宏图说，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在音乐中就像作曲家和演奏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演奏。尽管当时的语言或许是最完美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语言变化，我们会有不满足感，所以每个时代对翻译都有新的渴求。”

傅光明也坦言道：“任何一个中译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对于莎士比亚的阅读和研究永远在路上，我们永远要在开放的情境之下对莎士比亚进行阅读、阐释、研究。所以一个时代才应有一个时代的新译本、新阐释、新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表示，上戏每年都会排莎士比亚剧本。他看了学生们的表演，不由地思考“如何处理莎剧的戏剧性和文学性的关系”。

“文学性固然重要，但我们现在也需从表演的角度进行思考。因为以前戏剧注重文本和剧场，现在可能更注重观众和舞台效果。我一到上戏，很多人说你是搞文学的，文学跟我们戏剧不一样。我看了以后确实有差异。由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导演来演绎，同一出戏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因此杨扬认为，到了新世纪，翻译莎士比亚要将文本与表演结合起来考虑。“今天做翻译的话，我觉得还要把表演史这方面的内容吸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