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写作是对精神困境的突围

按照世俗的标准衡量，徐则臣的创作可谓顺风顺水，具有公信力的文学奖项纷纷垂青于他——落幕未久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徐则臣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王城如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说”。

荣誉环绕，徐则臣毫无功成名就的自矜。他说，写作更像是一个人的孤独拼搏，是对精神困境的奋力突围，文学奖如同旷野里温暖的火光，但不可长久地沉醉于安逸的抚慰中，要迅速整理行装，操起思考的戈矛，奔赴意义的战场。

触碰百年的浩荡

凭借《北上》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徐则臣陷入了媒体的包围圈，在录音笔和镜头的簇拥中，一个问题屡被提起：“这部小说写了多长时间？”

两个答案在徐则臣的脑海里盘桓：一个是“四年”，以他列出《北上》大纲的2014年到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的2018年为界；一个是“二十年”，以他第一篇出现运河的作品作为起始。

如果为徐则臣标注文学原乡，运河将当仁不让地领受这一称号：他原籍江苏东海，从小就在水边构筑着童年的游乐场。初中住校，每当冬日的寒气冻住宿舍的水管时，他就会和同学们端着水杯、脸盆，到门口的石安运河边上洗漱。那条河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

徐则臣本科就读于淮阴师范学院，班上的老师后来参与了京杭大运河淮安段的申遗，梳理过大量资料。这些资料给徐则臣提供了不少营养，阅读之后他又实地探访，多次在运河两岸往来穿行。

淮安因运河兴，被称作“运河之都”，对淮安段的深入，为徐则臣搭上了一缕绵长的运河缘。

兴趣和经历驱使，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徐则臣都会认真收集、揣摩，开始文学创作后，运河成了小说中常驻的风景。

2014年初，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和另一位朋友与徐则臣相聚，聊起未来的写作计划时，他们提了建议：“不少读者夸《耶路撒冷》里运河的部分很精彩，要不彻底地写一次它，把运河拉到前台？”那一瞬间，他被点醒了，眼前浮现了一条完整的京杭大运河的轮廓。“多年里写的都是运河的局部。不知不觉间，这些局部自然连缀成整体，对运河，我突然终于有了整体感。”当天，徐则臣在日记里，拉出了《北上》的第一个结构框架。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正文时，原本顺畅的思路停滞了。徐则臣发现，他虽然走过运河的不少河段，但都属于蜻蜓点水的无心之举，难以填充丰饶的细节。

徐则臣关上电脑，带着纸笔和想象力出发，立志将京杭大运河的1797公里丈量一遍。连续四年，徐则臣利用出差和还乡的机会，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运河流经的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和天津、北京两市，都曾做过旅途的终点。“只消往现场一站，哪怕10分钟，都比之前苦读10天的资料管用，豁然开朗。”

旷日持久的南下搭建了牢靠的基座，作家的格局注入了雄浑的气韵，《北上》盘结出历史与当下两条线：1901年，意大利冒险家小波罗为了寻找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沿着京杭大运河沿途走访，翻译谢平遥陪同，挑夫邵氏、船老大夏氏、义和拳民孙氏兄弟先后加入队伍，他们抵达运河最北端的通州时，小波罗受伤离世，同年，清政府废止漕运，运河自此衰落。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中国各界围绕运河展开大讨论，谢、邵、孙的后人意外重聚，拼接出叙事的浩瀚长卷……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徐则臣看来，大运河该被“唤醒”了，让它再次焕发活力和青春。一者，把古邗沟算在内，大运河两千五百年里对中国人进行过哪些滋养？如何作用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水利的、生态的、文化的，乃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再者，要摆脱认识的偏移，运河一部分已为陈迹，沿河各地热衷于发掘运河的文化价值，但粗糙雷同的仿古设施和一些平庸琐碎的热闹，其实是对运河文化的庸俗化、肤浅化理解和不尊重。

《北上》抚今视昔，铺陈出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影响，“这其中，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中西方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最终尽皆赋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北上》的责任编辑陈玉成这样评述。而徐则臣说他没有为运河下结论、开“药方”的野心，他只是在勤勤恳恳地思考，让《北上》复原百年的浩荡。

徐则臣喜欢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一句感言：年过四十，会自然地触碰历史，追溯国家、民族和自身的来龙去脉。徐则臣生于1978年，《北上》在2018年出版，这一年，他四十岁整。

悬在故乡和城市的半道

每位作家都有偏好的人物类型，这些角色共享着职业、命运与哀愁，从文本中亮相，露出相似的面部特征，徐则臣亦在此列，从《耶路撒冷》的初平阳到《王城如海》的余松坡，他塑造了一批出身农村与集镇的70后知识分子形象。

这让徐则臣的写作染上了浓重的自叙传色彩，他与初平阳、余松坡拥有近乎重叠的成长轨迹：在乡野的匮乏与自由中度过青春年少后，去城市里接受高等教育，随后在此定居。

较之通过高考实现“鱼跃龙门”的同辈人，徐则臣的求学路稍显辗转：大学毕业后，他当过两年教师，再从考研大军中冲出，拿到北大中文系的入学资格。

有评论称，“徐则臣不是一帆风顺地进入最高学府，而是在二三流学校以及中小城市‘逗留’，这是他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和创作资源，事实上，这些非一流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基本文化身份是‘小知识分子’，徐则臣的这种曲折，使他必然最熟悉这个群体，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和理解，这是他的经验世界的先天优势。”

当代文坛对知识分子的描绘存在两种趋势，一是充分写实，展现消费主义的拍击中清贫读书人经济的困窘；二是调侃戏谑，让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儒”们丑态百出，尴尬狼狈。徐则臣与二者分道扬镳，他承接着鲁迅的传统，专注于内心的挖掘，将自我抬上解剖台，下的全是硬刀子。

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一经推出，博得普遍好评，被誉为“一代人的心灵史”。这部小说以“三教圣地”命名，核心故事却是本土的。“耶路撒冷”有实指，初平阳决定出国深造，申请的希伯来大学坐落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有寓意——剥离宗教外衣，在主角心中幽微摇曳的信仰。

“以我所在的文学界为例，会说起50后、60后如何如何，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谈80后如何异军突起，70后就像隐形一般。”徐则臣说，50后、60后有历史话语，来指认主体的存在；80后可以抛却负累，在市场中进退自如。70后在哪里？“我们这批人的教育没有被打断过，毕了业就20多岁，相对晚熟，向社会攀爬时，被‘文革’积压的大量人才正值年富力强，占满了中心的位置。耐着性子候场，80后又急匆匆地撵上来了。”他试图通过写作，梳理出这种前后夹击造成的强烈焦虑和个中缘由。

习惯在精神的迷宫中左突右冲，紧张和深沉影从萦绕，徐则臣常常眉头深皱，表情严肃，面容也因此笼上一层沧桑。当对自己与同辈的状态进行描述时，他以一双热眼入世打量，尖锐犀利，显示出可贵的真诚。

《耶路撒冷》生涩艰深，密集的追问反思与含混诡秘的象征潮水般倾涌，阅读体验算不得轻松。但有痛感的文学才能逼近深刻与宽阔，正如批评家梁鸿所言，“《耶路撒冷》中，蛛网上的节点越来越多，他们自我编织、衍生、扩张，虚构、记忆、真实交织在一起，挟裹着复杂多义的人类经验，最终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但又精确无比的虚构的总体世界。”

徐则臣认为，70后是拥有乡愁的最后族群，《耶路撒冷》自初平阳返乡开篇，但此处的故乡不是桃源地。初平阳们在城市中躁动，希求在乡村与小镇里享受田园牧歌式的平静，但大都市不能安置的，城市化里急追慢赶、模样变形的“花街”同样排异。这些“进城”的小知识分子无缘获得现在，也失掉了过去，与城市叛逆，和乡村疏离，悬于半道。

这种无所依傍的迷茫延伸到了《王城如海》的余松坡，余松坡是初平阳的“将来时”，他实现了“到世界去”的宏愿，从国际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成了享誉一时的艺术家。然而，名利的成功没能抚平余松坡的压力，他时而狂躁、常年夜游，只有父亲的《二泉映月》才可为他带来片刻的好眠。

疾病向来是隐喻，余松坡的忧惧是两方面的：一是戏剧作品《城市启示录》表现“蚁族”，受到外界指责，而“蚁族”的主体正是受到繁华景观诱惑的农家子弟，他们被疾驰的发展甩在城市的缝隙，尊严滚落。二是为了摆脱世代务农的宿命，争取入伍名额，他曾经揭发堂哥，致使后者坐牢。余松坡留洋二十载，理想主义的幻觉在漂泊中消散为肥皂泡，破碎的心灵无物黏合，举目四顾，尽是荒芜。《二泉映月》里的乡村记忆，只能延缓他的“城市病”，却永远不能治愈。

“耶路撒冷”是域外的符号，“王城”是古老的意象，徐则臣在想象与现实中摸索着知识分子群体的来路和归处。“70后对父辈的审视远不及对自身的疑虑来得凶猛，我们的生活和精神出了问题。如果70后作家里出现了自我质疑的共性，我会很高兴，说明这代人要开始进入开阔的‘中年写作’了。”

童话也该有坚实的筋骨

徐则臣在33岁时做了父亲，常年被编辑工作与业余写作拉扯，没有时间陪伴儿子，他感到颇有亏欠。

“一个作家能补偿孩子什么？我就说，爸爸给你写个故事吧！”徐则臣告诉笔者，儿子兴奋得一蹦三尺高，还小大人似地和他约定：要在我上小学之前写完哦，我要送给小朋友们！徐则臣履行了承诺，临近儿子幼儿园毕业，《青云谷童话》出版，这是他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童话作品。

《青云谷童话》沿用了“少年与野兽”的经典主题，男孩古里学会了动物的语言，和熊猩猩古怪交上朋友，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青云谷中，这里是世界上最后的一片净土。很快，外来的威胁张开血盆大口，想要吞噬自然的美好：1426条船闯入青云谷，“创世”的洪水席卷而至……

市面畅销童书中脸谱化的反派，通常携带着无源的邪恶。青云谷中的生面孔却怀揣着赤裸明确的贪婪，企图将这个鸟语花香的山谷开发成日进斗金的旅游地。青云谷的原住民们内部也是分崩离析，观望、顺从，甚至助推这一改造……熊猩猩古怪甚至对古里道破了青云谷人的隐秘心声：“你们也是，有你们，才有他们。”

这部童话推出后，杂音喧腾：对于孩子来说，会不会太沉重了？徐则臣并不认为童话必须俯下身子，捏起嗓子说话，它归根结底也是文学的分支，也需筋骨坚实地传播思想。在他看来，不只童话，很多文体都一味地去迎合、讨好读者，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同被驯养过的家畜，磨灭了野性，阉割了生命能量，这是种怯懦的退却。

自嘲是童话界的“野狐禅”，徐则臣反而能够轻易挣脱“规矩”，循着纯文学的标准，打碎成人和儿童间分明的界限，掀翻扣在孩子四周的玻璃罩，让希望的阳光照耀，也任现实的阴霾进来。

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在《青云谷童话》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孩子可能喜欢的作品，不一定非要使用儿童文学通常使用的语调、语气，关键是讲一个吸引孩子的故事。

小读者的反馈是闪亮的试金石，徐则臣的儿子将《青云谷童话》在幼儿园里分发，收获了众口一词的好评：你爸爸写得真好看！

徐则臣看来，童话受众的年龄范围应该扩大，过于强调“童话是给孩子写的”，会滑进“童话只能给孩子看”的偏见。“6岁看《青云谷童话》，能欣赏人兽交谈的奇妙；8岁读，可以体会动物们联合反抗的勇气；10岁读，就能意识到保护家园的责任。到了18岁，再拿出来翻一翻，肯定理解盲目开发的恶果。”

他坚持童话也要有问题导向，创造出存在的意义。“把一个能与人交流的动物的故事写得再天马行空也是不够的，故事可以飞起来，但它必须从辽阔的大地上飞起来。无论起降多高飞赴多远，它都知道大地正以相应的速度升沉和铺展，它到哪里大地就会像布匹绵延不绝铺陈到哪里，它们之间有个忠贞的契约般的张力。”

不做单纯的说书人

徐则臣在《人民文学》杂志耕耘15年，从责任编辑升至副主编，他选稿的关注点始终不变：一是看是否提供陌生的经验；二是看能否有所警谕；三是看有没有出乎意料，“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到的东西”。当然，所有的作品艺术关必须过。

徐则臣说，第一点已经很难做到了，网络拉平地球，世界一览无余，传奇隐入黄昏，当代作家单纯转述，充当说书人，难以让纸页生辉，但“故事落幕，小说开场”，两者间的狭窄地带是值得去费心经营的，考验着创作者的视野和学识。至于所谓“写作的瓶颈”，他认为应归咎于思考力的枯竭，作家要学者化，在持续的训练中找到表达的路径，形成深究的习惯，要善于拉出时间纵深，在无声处捕捉惊雷的轰隆，在日常的瓦砾里搜拣出珍珠玉石。

爱尔兰作家托宾说过，故事应该在接近戏剧性和淘汰戏剧性之间留白的地方发生，否则就可能是失败。因为这样看起来它就像是报纸里的一则滑稽戏或者电视上的奇闻轶事。徐则臣深有同感：“好作家就是要在平淡的地方做文章，不靠稀奇古怪的关系和佶屈聱牙的冲突，同样能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揭露出来。”

徐则臣经手过的稿件，在近十年出现明显的题材变化。乡土文学仅存残影，观照城市的小说汇成主流。徐则臣也将“城市文学”视作中国文学的未来，他渐离“花街”，让角色漫步于高楼、咖啡馆、中关村，叮叮当当地开凿着审美和阐释的空间。“城市文学的系统需要几代作家合力建造。”

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配时间，将素材分发给适合的体裁：越是喘不过气的时候，反而要写长篇，因为深思熟虑，才敢落笔。即使转成陀螺，手上不闲，也能在脑子里“遛”构思，每天跑熟路，难度反而小，理顺后，就能一鼓作气。而短篇小说文字虽短，每间小房子都要起个新炉灶，只能留给假期的空当。

《北上》之后，徐则臣暂且搁置了再写历史小说的念头，积极储备，为“知识分子系列”添丁。这一次，他将主人公的活动场景转移到了国外，置于英国古城爱丁堡。

“全球化的今天，异国他乡的身份认同显得尤为迫切，我想写爱丁堡的三类人：一类是入籍的华裔文化人，一类是去当地读书的留学生，一类是观光的中国游客。围绕一起中国学生的失踪案，去言说和展现。”为给新作取材，他已飞赴爱丁堡三次。

正如他在《吞吞吐吐》中所说：“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像手枪，一颗子弹一颗子弹地出来，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他又瞄准了新的问题，子弹上膛，手腕沉稳，这次开火，必将命中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