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研讨会举行

11月1日晚七点半，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国际交流中心三层报告厅举行。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主持活动，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四位新生代代表作家围绕新生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展开了交流与探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陈继明、《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副主编李倩倩等嘉宾参加了此次讲座。

首先，张清华分别对“三十年”、“新生代”以及“四重奏”进行了阐述。“三十年”指的是新生代作家从9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到现在的时长，这是一个从出道、到成长和成熟的一个过程；“新生代”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写作潮流和现象，实际则相当于“后先锋文学”或“先锋后写作”，他们将先锋文学开创的现代性写作流脉接入了现实的地面；张清华将四位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比喻为小提琴上的四根琴弦，或是弦乐四重奏中的四把不同声部的提琴，各具风格的他们在思想上互相交流碰撞，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也构成了当代写作中的重要现象。他说，四位新生代作家一同出场，这将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也是一段珍贵的文学史料。

在张清华阐述“四重奏”的基础上，毕飞宇进一步阐释了“三十年”的内涵与外延。从文学代际和文学梳理的角度看，四位作家是从80年代末开始写作，引起文坛关注是在90年代。新时期文学从1978年就已开始，一批又一批作家与文学思潮呈现了出来。到了90年代，作家们的写作还在延续，但评论家们天才般的命名却中断了，故而“三十年”与“新生代”是对他们这一作家群体不得已的概括。

艾伟以新生代作家的出生年代和自己的作品《战俘》为例，讲述了整个时代气脉对作家的精神及写作的影响，试图给新生代写作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解释。出生在革命年代的人有历史感和宏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虽然偏向于乡村，但却喜欢谈世界上的大事”，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经验的写作”。他强调了新生代和80年代前几个代际的作家历史处境的不同，革命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历史逻辑的某种变化所带来的价值更替，给这代作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难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文学创作上的重要分水岭，作家的写作从宏大的理想主义倾向，进入了有个人倾向的碎片化写作，这时的写作不再有庞大的可以依靠的精神背景。

东西从文学群体命名的角度，谈了他对于新生代作家的看法。文学群体的命名在先锋文学之后便以年代命名，但是新生代作家名称的出现，让他们这些以前是“独奏”的作家变成了“四重奏”，这让他们有机会发出更美妙和具有个性的声音。东西强调，“写的时候我们不会为新生代或什么派去写作，都是从个人的体验出发，我们也没有肩负完成优化汉语的责任，我们就是对现实有感而发。”

今年以长篇小说《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李洱，从新生代作家经历的几个时期谈了自己对先锋文学和新生代文学创作风格的看法。他认为新生代作家有社会主义经验、商品经济经验以及全球化经验，三足鼎立的经验构成了特有的写作风格。先锋文学是“凌空蹈虚”的，作家们几乎不写自己，而是写虚构的历史事件，而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既有历史，又有现实和自我，二者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创作特点。

之后，四位作家就先锋文学与新生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异同展开了具体探讨。毕飞宇和艾伟还从不同年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资源方面的差距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东西谈到先锋文学时，则将其写作技巧追溯到托尔斯泰，李洱谈论了写作人称的问题，并肯定了毕飞宇以“1.5人称”写作的趣味性与技巧性，这连续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

与会者的对话深入浅出，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如何从代际出发，如何从中国文学的文脉出发，更加科学地总结先锋以后的文学样式提供了思路。张清华在总结发言中谈到：“几位老师都是认真书写中国故事的作家，认真践行新时代文艺方针和路线的作家。他们多年来坚持用写作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发展，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关注时代的进步，关注人民的生活、生存，特别是底层人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人民的生活，所以相信他们也是人民的作家，一样也是不忘初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