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森林沉默》：重新发现地方

作家陈应松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诗集数十种。他与《钟山》杂志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名作《雪树琼枝》《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野猫湖》《还魂记》等均首发于《钟山》。《松鸦为什么鸣叫》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还魂记》获得第二届“《钟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今年，陈应松的最新长篇小说《森林沉默》刊载于《钟山》2019年第3期，广受读者和研究者瞩目，并于近期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贾平凹评价，《森林沉默》是他看到的写森林最好的一本书。“它内容丰富，想象瑰丽，且奇崛的表达，读时感觉我就在密林中，能闻到那幽暗潮湿的气息，能听到各种飞禽走兽的响动，那些枝条蔓草牵扯得手脸都疼啊。 ”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张炜也认为《森林沉默》是一部壮阔之书。“他（指陈应松）的倾心挚爱让人肃然起敬，他描写大自然的文字在这个时代因珍贵而稀有，诗意和力道如此充沛丰盈。这神秘魅惑的森林也是独一无二的。由此，他和所有作家都大为不同。”

11月13日，由《钟山》杂志社、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陈应松长篇小说《森林沉默》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这是一部可以生发多元思考的生态哲思小说

算上传说与神话中的动植物，《森林沉默》触及动植物近百种。全篇关于森林自然景物的描写不低于六分之一。陈应松说：“这不是我笔下生花，是森林的丰富资源成就了这些文字。就像诗经之美有植物的功劳一样，这部小说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是书中森林的景物赋予的。写得像植物图谱和风景图谱一样细致生动，告诉人们描写森林，是我所愿。”

高山与森林一直是陈应松挚爱的题材，但专门写森林，却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散文家李敬泽说：“陈应松欠中国文学一片森林。温带的、浩瀚的、确切的、威严的、创世和永恒的森林。这是他命里该写的，也很可能是只有他能写的。”

在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扬子江评论》主编丁帆认为，《森林沉默》是一部可以生发出多元思考的生态哲思小说。

他说：“在这部作品中，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语言史文明等都被放在一个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种巨大反差的图景构成的是哲理化的整体结构。所以在这部小说里，远古的和今天的，虚幻的与现实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描写和生活无处不在的现实，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文明和原始文明的一种冲突。”

“你说它是生态寓言小说也好，社会讽喻小说也好，但我还是把它定位成生态哲学小说。我觉得作家要揭示的是，保护动物也好，保护植物也好，保护原始的生存形态，实际上就是人类保护自己，但是保护自己这部分的功能丧失了。这一点，我认为是这部书的一个立意的高度。”

丁帆还提及，他在《森林沉默》中可以看到后先锋叙事的影子。“这个故事的叙述策略就是叙述者等于、大于还是小于作者陈应松，三种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打破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界线。这种变化的构成无疑扩大了小说阅读与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打破了故事的连贯性、完整性。”

“比如书里有大量关于森林巫术、人兽对话的描写，这些描写本身不构成故事情节的推动，但恰恰又是作者对现实反思的一种叙事形态。这种叙事形态，我就想起了《爸爸爸》。但是《森林沉默》内在的逻辑比《爸爸爸》的描写又严谨得多，而且应该说更有趣和生动一些。”

“纠缠”的两种价值观与四层叙事

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看来，《森林沉默》有两种价值观念的纠缠，一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强烈的国民性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倾向，二是对现代以来人文主义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

“其实我觉得小说这样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价值观特别明确的小说，未必是好小说。”王彬彬说，他总觉得写论文和写小说不一样，写论文一定要把事情想明白了再写，但是写小说不一定，有时候后者恰恰表达的是作者的困惑和迷茫。“《红楼梦》有特别明确的价值观吗？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也表达了一种困惑和迷茫。在这个意义上，《森林沉默》的内涵是丰富的。”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芒评价，《森林沉默》是一部为自然立诗、为森林立言的奇书，也是一部集浪漫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于一体的作品。

他分析了小说的四个层面。“小说第一个层面的叙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是最表层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修建飞机场对森林生态的破坏。这一层贯穿小说，始终存在。但实际上这一冲突并不是这部小说叙事的重心，只是这个故事展开的一个背景。”

张光芒分析，小说的第二层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花仙因为得了忧郁症到山区支教，她与社会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第三层则是进一步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真正构成了小说很重要的主线。

而《森林沉默》第四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张光芒认为应该落到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一层是以玃猴与花仙的相识相爱为主线。花仙用人类的理性启迪玃的心智，让玃从树上回到地上。玃则以自然的野性唤醒花仙身上沉睡的野性。”他说，“人与自身，实际上所有的矛盾最终都落脚于人如何看待自身，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化达成某一种和解，或者完成哪一种对抗。”

为地方性叙事重建，提供最有独特价值的东西

暨南大学教授、《新文学评论》副主编贺仲明认为，《森林沉默》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神农架的地理和文化。“这部作品对神农架的神秘文化有非常深的揭示。这一文化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现代文明里那么远，两者的生命关系是密切共生的。《森林沉默》构成了一个整体世界。”

贺仲明尤其肯定的一点在于，《森林沉默》并没有炫技、猎奇的缺陷。“很多作家写地方的个性风貌或者特色，很喜欢猎奇。但一个作家展示地方文化，应该是能够平实的。平实看待神奇的事物，会更加真实。”

“现代文明和自然，它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有沟通的意识。《森林沉默》就花仙的故事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展示她的日记，展示她的心路历程。作为来自外在文明的力量，她到森林支教，她其实希望能够促进森林的一种更新，所以我觉得作者不是顽固地站在森林立场上说 ‘维持不变’，而是认为森林同样也是需要有一种更新的。”贺仲明说。

“1978年之后的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重新发现地方。”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表示，陈应松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地方性叙事重建的角度上，提供了最有独特价值的东西。

他评价《森林沉默》是一部有问题意识的长篇小说。“今年有几部小说，重建了长篇小说与民族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引人注意的。比如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阿来的《云中记》、邓一光的《人，或者所有的士兵》、蒋韵的《你好，安娜》，又比如香港作家闻人悦阅的《琥珀》，等等。这些作品回应了长篇小说文体所应该具有的文体特征。”

他还提及，写森林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现代都是有问题的，但凡回到森林的立场就是值得唱赞歌的”。

“许多作家其实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对这点是该警惕的。我们不能说只有文明人承担了罪恶，不是这个逻辑。鲁迅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国民性批判既针对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对庶民劣根性，平庸之恶穷人之罪也不宽恕。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维度，所谓启蒙是有缺失的。”

陈应松回应道，这部新长篇他写了三年多。“我生活里积累的东西，关于森林的，太多了。我必须写一部，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再写别的。”

“我说过，60岁之前我为别人写作，60岁之后我为自己写作。所谓为自己写作，就是写出自己渴望的新的形态，新的文体的长篇小说。所以从《还魂记》开始，我把散文、诗歌的元素融入进长篇小说中，我在慢慢寻找这样一种方式，虽然进入了随心所欲的境界，但是文学还是有规矩的，我的表达叙述还是有章法。在《森林沉默》里，我依然坚守我一贯的写作立场，关注现实、关注生态、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现状和命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他表示，自己想写下几近于传说中的森林和人群，通过他们的生与死，模拟那片森林的历史与现实。“我牢记蕾切尔·卡森的话：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