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变的时代里，“不变”的应是文学的精神和操守

11月10日，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在南京开幕。三场活动——以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为契机阐明本届作家周“文学创造梦想”宗旨的开幕式，聚焦“文学：稳定与变化”主题的论坛，以及第三届“《钟山》文学奖”颁奖典礼，依次在东郊国宾馆主会场举行。虽然三场活动各有各的内容，对“文学：稳定与变化”的讨论却可以说贯穿始终。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讨论的灵感取自本届作家周嘉宾、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而阿多尼斯在他参加的开幕式和主题论坛两场活动中都表示了文学对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可能带来的冲击与改变的赞赏。用阿多尼斯自己的话说，他频频来中国访问，也因为注意到，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和经济的巨变。在这个背景下，他也想看一看中国的文化、社会，特别是中国的艺术和文学有没有发生与之相衬的伟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

1 重新认识文学稳定与变化的辩证统一

事实上，正因为当下中国文学受到时代的冲击，并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家阿来、张大春、毕飞宇和李修文才不约而同强调文学稳定与变化的辩证统一。

阿来表示，改革开放后，文化之门重启。基于过往的挫折，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解构性的嘲弄与反讽，以及文化多元论，在很长时间里更容易被国人接受。“反思性、解构性的文化倾向成为一时之风潮，为我们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世界中祛除假大空的虚伪高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时至今日，当我们想再往前行，就会发现，这也使得我们来到了一个价值观的空茫地带。我们发现文学失去了说是的能力，即建构的能力，从文本审美到社会认知再到历史判断莫不如此。而自有文学史以来，中国的文学，从来都在认知力和审美力的铸造上拥有这种能力。”

以阿来的观察，在政治、经济还是科技等领域，当人们在否定什么的同时，也在努力进行建构的工作。同一时期的文学，似乎只完成了一方面的任务，却在建构方面少有建树。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们说不是的时候，总是能得到所谓“偏激的深刻”的正向评价，但再多元的文化，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主流，这个主流至少有助于健康人格与雅正审美的养成。也正是这个主流维系着文学最稳定，最持续的一个方面。今天的很多文学，却似乎已经放弃了这个恒常，而以“求新”和“求变”作为堂皇的借口，也加剧了这种病相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是说新说变，就会成为巨大的正确。所以，消费主义的文学借助了互联网这样的新型媒介出现的时候，就成为不容质疑的现象。网络，是多新多有活力的东西啊。可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新，只是介质之新。正是在这种新介质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以降就繁盛过，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无情扬弃的一些陈腐的文学类型又重新泛滥。这些东西，不仅在互联网，也在纸媒和电视媒体上重新泛滥。但显而易见，它们表面上很新，内里却是旧的，散发着萎糜颓败的气息。”

在阿来看来，当下中国文学不用担心过于稳定的不变，不必担心这个不变会带来什么文化危机。“我们要敢于坚持文学中恒常不变的价值，而对那些貌似很新，其实是沉渣泛起的东西保持警惕，并发表不同的意见。”

与阿来相仿，张大春也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来打量文学的常与变。2015年，他参加了一个“三亚财经国际论坛”附属的“文化艺术论坛”，并因此结识了不少商人。当这些商人得知他的身份后，就对他提了一个问题：“传统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为什么把商人的地位打得那么低，放在四民之末？”

以张大春的理解，这背后就涉及到常和变，亦即稳定和变化的问题。在他看来，将商人的地位和对于利润的追求排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以及较次要的人生追求，并不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轻商、反商，而是士大夫为了追求“道”所必须坚信的理念。“道理很简单：儒家所要巩固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如涟漪般由自身透过家庭、家族、宗社而国家、而天下，不断向外扩张的秩序结构，所以儒家思维的基础是三纲五常，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在过去是不可替变的。商人的追求则全然不同，商人所面对和操作的产业随时都在变动，原料、成本、需求、价格、利润以及风险，所有我们能够想象的贸易活动的各个环节，都不是保守可期的。”

张大春由此推及文学。他认为，历来只要是有突破性的文学家，都在和主流的思想潮流做最强硬的对话。“顾炎武曾经用一个‘势’字概括了一部文学史从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的流行兴衰。王国维也以为这种文体上缓慢的递变、追求即使连‘豪杰之士亦不能自树立耳’。”

换言之，以张大春的理解，当一个作家或诗人不在文体或文类的核心，不得不跟着大家一起做一样的事，相应的文体就不会被丰富起来，不会被稳定起来，甚至于它的美学，它的技术，它的种种典范都无从建立。“而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只是跟随着文体内部的规则，而不从事变化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就不会有李白，不会有苏轼，甚至不会有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从赋到诗，从诗到词，从词到曲，这一整个的发展。”

2 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作家的价值观

相比而言，毕飞宇更多回到具体而微的写作本身来谈文学的常与变。以他的理解，这其实是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去年王彬彬发了一篇文章，谈及好作家的标准。其中有一段说到，好作家的标准之一就是要有恒定的价值观。我是非常赞同的。”在毕飞宇看来，所谓恒定的价值观，就是作家写什么。“表面上作家写什么是天马行空的，但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就写了一个内容——他对生活的态度。态度极为重要。对一个作家来说，态度就是价值观。”

毕飞宇以莫言、余华、高晓声等人的创作为例表示，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其巨大的本能和才华告诉读者，在警惕与怀疑之上，人和人更应该相爱。这就是莫言的价值观。换言之，莫言以这样一种态度呼应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倾向于以《红高粱家族》作为当代文学史的真正开端。在毕飞宇看来，余华在《活着》里面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们需要的是生活，不是活着。这种态度，这种稳定性，也在余华的创作中一以贯之。也因此，毕飞宇格外认可坚守的价值，并把坚守当做写作的第一要义。已故作家高晓声就是他眼里那样一位作家：他没有盲目地坚守，而是做出了感人至深的修正，走了一条坚守与变化辩证统一的创作之路。“应该说高晓声早期的写作绕了很大的圈子，但现实的启示和内心的良知让他选择了改变，他也由此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之后，找到了自己。因此，我想对高晓声先生说，你用你的改变，坚守了一个作家的尊严。”

如高晓声这般经过否定之否定，最终走向有意味和有意义的创新的写作探索，无疑是极其可贵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深深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各个饱满充沛的文本。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中，大部分人都是受了先锋文学的影响才开始自己的创作。“我以为无论是方法还是精神，先锋文学都极大地改造了许多后来者的质地。它强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性。”

但近些年来，李修文感觉在作家叙事中，有着某种先锋精神的气息正在减少。这促使他思考，我们的写作，为何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反观八九十年代出道的先锋作家横空出世，不分青红皂白，与读者建立了最珍贵的美学信任。而且他们不庸俗。在今天，当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庸俗作战时，我们应当有勇气告诉自己，我们的忤逆之心永远年轻。”

3 多样性对于维护文学的健康至关重要

或许是几十年来，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层面，都不曾发生如中国这般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地，对于文学常与变的思考，西方作家更多在文学内部展开。

法国作家多米尼克·西戈表示，语言是作家的立脚之处。整个法国文学可以说是由26个字母组合而成的，这些字母是静态的，可以说从没变过。这一个个小小的字母身形就如孩童般微小，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作家进行重新组合，就可以让它们变成动态的语言，这些无限小的元素也由此展现出无限的可能。

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尤其看重的则是文化或文学的多样性。在他看来，多样性对于维护文学的健康至关重要，不仅仅是文化的多样性，写作形式的多样性也必不可少。“一位作家无法讲完所有的故事。每首诗，每篇短篇小说，每本小说都不过是盈盈微光，只有我们团结起来生出熊熊火焰才能点亮前进的道路，用我们炽热想象力聚集成烈焰照进未来。”

一本像《钟山》这样的杂志，或许能在某种意义上起到类似聚集的功能。于作家周期间颁发的第三届“《钟山》文学奖”，获奖篇目涵盖小说、诗歌、非虚构等多个门类，获奖作家既有叶兆言、王安忆、范小青、韩东这样的中坚力量，也有田耳、周晓枫、罗伟章、臧棣、徐风这样的实力派作家、诗人，更有丁及、王啸峰这样的后起之秀。凭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获最具分量的长篇作品类奖项的叶兆言的一番话，或许道出了大部分获奖作家的心声。叶兆言感慨说，从文学青年时代开始，《钟山》杂志一直是他的福地。“我发表作品最多的刊物，就是《钟山》。说我和《钟山》的关系非同寻常，绝非夸张和讨好。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件非常寂寞的事。对于写作者来说，获奖只是漫长文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够获奖，能够得到《钟山》这本有着文学追求的刊物肯定，绝对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很振奋人心的鼓舞，因此，除了表示最真挚的感谢之外，顺便也要再次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还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认真写作。”

叶兆言的话，也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毕飞宇所说作家应有的写作态度。作为《钟山》杂志的主编，贾梦玮同样认为作家写作的态度和精神极其重要。在他看来，无论文学刊物，还是作家写作，需要保持“不变”的应该是文学精神、人文立场，并且不能丧失文学的操守，更要坚守语言文字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表现力，迎合市场的写作或办刊，必然是反文学的。但人的遭遇发生了变化，世道人心发生了变化，文学也需要有新的表现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得变。

无论如何，诚如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徐则臣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可以说是在最合适的时期与文学相遇。同时，如作家范小青所说，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许多事物都是一过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对于文学、对于作家，怀有持久性的尊重。“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曾说，他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子底下的椅子会被人移走。我们今天很多写作者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的问题，无需担心‘椅子’被移走，但我们仍须努力，要给自己、给每一个写作者准备好‘椅子’，让大家能够安心、放心，潜心于文学的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