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友人活动。
在墨西哥月亮金字塔旁。
与苏童、朱明、阿来在“白夜”。
画家何多苓笔下的《小翟》。
十天前,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颁出“金玉兰”大奖,中国诗人翟永明从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手中接过奖杯。颁奖词这样评价道:翟永明的写作一直就是一种传奇。她始终置身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和敏悟,不断追问、求变、创新,为汉语的当代写作提供了优美深刻的范本。
上世纪80年代,她就凭借《女人》《静安庄》等作品扬名诗坛;此后,意识到单靠文字难以为生的她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让全国的文艺青年都知道了成都有个“白夜”;近些年,她又拿起相机玩儿起摄影,从诗歌到影像,她也成为了“斜杠”群体(注:拥有多重职业、多元生活的人群)中的一员。如同她的白夜酒吧,在诗歌朗诵、民谣弹唱、观影沙龙等各种艺术形态之间自如切换。
就这样,那个当初连上台朗诵诗歌都排斥的敏感诗人,如今活成了游走于写作、摄影乃至于电影创作等各种艺术形态之间的洒脱灵魂。翟永明不只一次表达过自己和白夜“和好又厌倦,厌倦又和好”的纠缠不休。不知不觉间,翟永明“活成了另外一个人”。
1 旧书里的诗歌萌芽
在翟永明位于成都的家里,有一间文艺青年们梦寐以求的书房,或新或旧、密密匝匝的各色书脊,装饰了整整一面墙壁。书架的对面,又是满满一书架的VCD和DVD——在三联书店今年出版的散文集《毕竟流行去》中,翟永明用一整篇文章绘声绘色交代了自己绵延20多年的“淘碟奇遇记”。
也是在这本书中,诗人追溯了她的文化根源。
孩提时代,翟永明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初,家搬到了成都鼓楼北三街的三年级小学生翟永明,迷上了离家三百米不到的西城区图书馆。那座红漆木柱、网格窗棂的小小四合院,将小女孩从对街边连环画的痴迷,拽到了“字书”的世界里。
她“接管”了父母的借书证,在图书馆里,读到了大量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在一本名为“一棵倒长的树”的印度童话书里,翟永明随着小主人公的脚步迈向神秘的地心,沿途经历了无数的地方和故事,竟至于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翟永明甚至怀疑,自己后来喜欢看科幻书籍,爱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诗歌,也许就是这本童话书的赏赐。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借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买上一包糖,一边吃糖一边看书。如今多了很多社会事务的翟永明,一有空闲仍然喜欢宅在家里读书,只不过,少时糖果不再,换成了一杯浓浓的咖啡。
在成都市二十六中读初中时,翟永明还因为课上偷看“禁书”《红楼梦》,被老师追得满校园跑,情急之下抱着书闪进女厕所,才算躲过一劫。她很庆幸,那次“逃跑”保住了《红楼梦》,也保住了自己的诗歌梦。翟永明回忆说,那本《红楼梦》自己后来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李纨组织的诗歌考试中,黛玉宝钗她们交上来的十二首咏菊诗,翟永明一首不落抄录下来,闲来必读,唇舌留香。
中学时接触的外国文学,更是激发了年轻女孩的多重情感。“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读了好几遍。”翟永明说,虽然那时这些都是“禁书”,但在民间,还是通过手递手的形式飞速流传,虽然很多书连封皮都磨掉了,但仍然能看出来是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经典译本。
或许是少女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羞涩使然,亦或许是阅读熏陶的沉静使然,翟永明总是小心翼翼,她与外界多少有些疏离,埋头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她靠着窗,读到简·爱对着罗切斯特“我也有和你一样的灵魂”时,为女性追求精神平等的努力所震撼。她在黄昏里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边读一边流泪。
迈上写作这条路近40年,翟永明从未放弃对女性主义的探讨与反思。这原因再简单不过,年少时的她,早已在书中预习了女人一生的命运起伏。
2 撞坏的门锁和“黑夜的意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芒克、顾城、舒婷他们,开始把诗歌写作的矛头转向“自我”。1979年,游小苏、郭健、欧阳江河、骆耕野、翟永明这些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也在成都成立了自己的诗社。时隔多年,翟永明坦言,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都为诗歌痴狂,明星诗人如“天之骄子”,所到之处追捧如潮,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那个年代的诗歌热,也改变了一批人的生活轨迹。
1983年,重庆诗人柏桦毅然辞掉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职务,准备谋求一份更近于写作的教职。刚刚在西南物理研究所工作两年多的翟永明,则还需要忍受在单位搞电教、回宿舍搞创作这样分裂的生活。她决定辞职。“我希望找到一个与文学比较接近的单位,不会干涉我的写作。”翟永明说,直到白夜酒吧出现以前,她都无法摆脱辞职带来的困扰。生活的困顿也映射进了诗歌。那几年,从记录知青生活的组诗《静安庄》,到解构母亲形象的《死亡的图案》,翟永明诗歌的底色越来越沉重。
彼时,翟永明已经结识了很多艺术家:画油画的何多苓、拍人像的肖全、搞设计的刘家琨,当然还有一众诗人。舍友结婚搬走后,她那间18平方米、“条件好得不得了”的宿舍,便成了这帮年轻人谈诗歌论艺术的大本营。“他们老是约我在宿舍碰面,找我聊天,后来还把门锁弄坏,谁来了都能推门就进。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情形。”
20岁出头的翟永明,是单位里第一个穿牛仔裤的人,被人看成是有点“坏”,不本分。她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拿了稿费,被人视为不务正业、在外面挣钱。更为严重的是,和单位关系的紧张,也恶化了父母对翟永明的看法。“他们不希望我工作多好,但至少态度要好吧。”翟永明说当时自己生活时常陷入压抑,唯有诗歌,能给她一席之地释放真我。组诗《女人》就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翟永明用隐晦而又倔强的词汇,道出了自己对于女性的新认识和新设想,描画了一种较之舒婷《致橡树》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更为驳杂和立体的女性形象。《女人》没有立即发表,最初只是用单位的油印机印刷了二十几份,在一小撮朋友间传看。第一个读者是密友刘家琨,20首诗读下来,他的评价只有短短一句:“在你的诗里,我读到了黑夜。”
一击即中,“黑夜”打动了翟永明,她感觉在那些未曾言明的潜意识中,这个词是唯一清晰的东西。《女人》的序言从而起名为《黑夜的意识》。
这场发生在一小撮朋友之间秘密的诗歌探索,距离顾城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时间整整过去了5年。翟永明的“黑夜”和顾城的“黑夜”不同,翟永明和她周围这帮年轻的诗人,也和顾城“这一代”不同。在同时期何多苓和艾轩创作的一幅群像油画中,以翟永明为原型的女大学生,眼神里盯向前方,倔强里透着羞怯,羞怯里又显着倔强。
1985年,《女人》写出一年之后,在《诗刊》公开发表,诗作“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文坛。翟永明跃身上马,成为中国现代诗坛重要的一员。
3 通向自由的酒吧
翟永明揣测说,自己开酒吧,和一帮朋友诗酒唱和,或许是受了童年阅读《红楼梦》时黛玉、宝钗、史湘云她们的感染。
1998年,一个北风萧瑟的冬日上午,翟永明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丁字路口时,瞥见了正对路口的扇形门面房招租的广告。用这间小屋子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的想法闪过,只考虑了一分钟,她就决定把它租下来,同时说服发小戴红一起合作。
她本想开个书店,结果好友的书店刚刚亏本关张,把她吓退了。“我就索性打造一处带书架的酒吧,这样就能用酒吧养活这个空间。”彼时,成都街头鲜见酒吧,带书架的酒吧更是独一份儿。刘家琨一手操刀了白夜酒吧的设计图纸。他在一篇关于白夜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翟永明的诗,充满了黑夜的意识,像她这样一个人,又开了这样一个叫作白夜的酒吧,是一件奇怪的事。”
这个50多平方米的小空间,翟永明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沙龙,一个自家客厅的延伸,用来维持生计之外,也能为朋友之间的欢酌聚会提供一个据点。为了满足翟永明想要一个大客厅的要求,刘家琨不得不在图纸上,将吧台的位置一挪再挪,直至挪无可挪,放在了最角落的位置。
刘家琨、钟鸣、何小竹、李亚伟、唐丹鸿、朱文、石光华、马松等几位成都“土著”是常客,芒克、马原、于坚等诗人,每到成都,也总要过来坐坐。他们喝酒,吹牛,也唱歌,联诗。音乐响起,兴之所至,雕塑家朱成跳起他特创的混搭舞,摁都摁不住,也是白夜一景。
就这样,翟永明辞职以来无处安放的灵魂,在小酒吧里,忽然地找到了归宿,世界,“呼啦一下”就打开了。
过去,翟永明从不当众读诗。在白夜里,她在好友的“裹挟”下,终于第一次登台“献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她在白夜里开书吧(尽管书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少了)、放纪录片、做新书发布,甚至办画展、开音乐会、举行小剧场演出,五花八门。渐渐的,白夜不再是一个圈子沙龙,而成了一个文化现场,迎来越来越多陌生的面孔。
更有趣的是,在白夜,不光酒杯和酒杯能碰撞,思想和思想能碰撞,葡萄酒和龙虾也能碰撞。翟永明描述说,在白夜,常常能见一锅通红的、铺满焦红干辣椒的“盆盆虾”,被端上了吧台,客人一边喝着干红普通酒,一边蟹甲飞舞。那是上世纪90年代野生野长的成都酒吧。
后来,有不少文艺青年想办酒吧、开民宿,过上和诗人翟永明一样的生活,他们讨教翟永明的“文艺生存指南”。但如鱼饮水,甘苦自知,翟永明说,经营酒吧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浪漫,经营管理琐碎杂事不算,周边灯红酒绿的商业酒吧,一度逼得白夜快要关张大吉。翟永明最终咬牙坚持下来了。“经营上的妥协,是为了在写作上获得自由。”她说。
每一次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中,还有一条也无可辩驳:酒吧里存放着不少自己的藏书。
2009年,白夜从玉林西路搬到了窄巷子。地方大了,除了举办诗歌朗诵会、读书沙龙、独立影展,翟永明还单辟了一个“艺廊”,不时为年轻艺术家做一些摄影展和绘画作品展。在翟永明和她的白夜周围,音乐人、电影人、艺术家、诗人、民谣歌手,以及慕名而来的文艺爱好者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部落。
有一段时间,翟永明担心自己应付不过来,请来一位职业经理。那是一名富有经验的操盘手,但一上来就要求把白夜搞成一个“高档的地方”,至少要跟宽窄巷子的消费高度保持一致。翟永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因为她知道,白夜的受众,不会是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可能是学生,也有一些刚刚工作的年轻人,“诗歌不应该设置太高的门槛”。
4 游走于古代和先锋之间
创办白夜以来,翟永明的诗歌创作,仿佛打开了一扇橱窗,变得包罗万象。2003年那首脍炙人口的“在古代,青山严格地存在”,带给多少读者关于古时候的氤氲想象。她喜欢川剧,《白蛇传》“壮壮次乃乃”的敲钹锣声,也进入了诗篇。从印度教神话到困在雷峰塔里的白娘子,从叶芝、波德莱尔,到王安石、范仲淹,翟永明诗歌牵涉的领域,越来越宽泛,诗意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难辨。
2018年盛夏,在白夜,翟永明的老友、诗人西川带来了一场说唱版的《秋兴八首》,铿铿锵锵的鼓点里,伴着悠扬的音乐,“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杜诗,被西川演绎出了崔健《花房姑娘》的味道。
和西川一样,翟永明也对挖掘和加工传统,表现出了巨大兴趣。从2010年到2014年,她耗时4年,完成了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携一摞A4白纸,蓝色圆珠笔,闯进剩山冷艳之气,落叶萧萧,我亦萧条,剩山将老,我亦将老”。字里行间,古今穿梭,自然、艺术和社会万象,被诗人组合成了一幅宏大而悠远的山水画卷。
2014年,由这部长诗改编的话剧在青戏节首演,上座率达96%。次年在北京和成都巡演,其中成都场场爆满。2016年,该剧又作为三星堆戏剧节开幕首演,受邀参加台湾小剧场艺术节巡演。从一幅画到一首诗,从一首诗到一出剧,翟永明恣意游走于传统和先锋之间。
在现代诗歌这条小径上,跋涉了近40年的翟永明,如今仍然保持着孩童一般的好奇心。
今年4月下旬,在她常常光顾的北京元典美术馆,她嗅到了“尖锐”的气息。装置艺术家秦玉芬用30万个铁蒺藜建造的“珊瑚群岛”,正在展出。“诗意的美隐含着丝丝刺痛”,击中了翟永明的神经。没几天,诗人就约上朋友,在“珊瑚群岛”前,来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铁丝打个结,成千上万串在一起,表面和银毯一样光滑柔软,内里却是伤痕累累。”回想来,翟永明觉得诗歌和装置艺术一起,构成了层次分明的美感。那天,“珊瑚群岛”的观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即兴诗会所吸引,驻足不前。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成都,翟永明都随意地吸收着诗歌以外,其他艺术领域的营养元素:音乐、戏剧、现代舞,甚至X光片,都成了她观察和处理的对象,她试着用它们来突破诗歌本身的界限,探索诗歌更广阔的空间。
摄影同样成为她获取和表达诗意的形式。今年6月,翟永明举办了名为“浅焦”的摄影作品展。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快门、光圈、感光度等摄影技能的她,用单反相机的自动快门,抑或手机的镜头,捕捉下了一个又一个富有诗意的瞬间。摄影展中,一幅名为“亲密的人中间”的作品,名字取自诗人韩东的诗歌。作品以时间为轴,记录了韩东和画家毛焰的双个展。翟永明别出心裁地将这些照片印在了带有宣纸效果的纸上,做成了一幅摄影版的“夜宴图”。
“现在还能定义您为一个诗人么,还是先锋艺术家、跨界创作者?”她淡淡回应,“只要和诗歌有关,我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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