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好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个国家社会史的佐证

左眼已经失明的王火正在用放大镜看书。赵凤兰摄

95岁的他从记者转型成为作家，用近半个世纪完成长篇巨著《战争和人》，并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四个文学大奖。他希望自己全力以赴写出的作品，能让青少年看到苦难中国所经历的悲壮历史，从而懂得过去、知晓未来、明悉责任。

记者与作家，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历史上不乏热爱文学的人投身媒体，也有许多记者在见识了社会百态后转型成为作家。95岁高龄的王火便是后者。今年11月8日记者节，我如约来到位于成都大石西路36号院的王火家，拜访了这位曾采访过胡适、于右任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且文学著作等身的记者兼作家。

由于同为新闻记者出身，我与王火一见如故。眼前的他身材高大瘦削，腰杆挺拔，腿脚利索。一阵寒暄后，王火把我领进他的书房，这是一间生活气息浓郁的房间，书桌上杂乱无章地摞满了各类书报杂志，窗外茂密的绿植遮挡了阳光。在昏黄的台灯下，王火拿着他当年采访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剪报，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20世纪20年代，王火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政法教育界名人，与章太炎、黎锦晖比邻而居，交往的多是蔡元培、许地山等文化界名流。

童年时，王火目睹了侵华日军的暴行，经历了河南大灾荒，这为他后来的写作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素材。“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王火说。

怀揣理想，王火1942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师承陈望道、萧乾、储安平、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等名师。陈望道讲究新闻的写作速度和用词准确，提出记者不仅要写得快、写得好，还要练就在茶馆等嘈杂环境里写作的本领；赵敏恒提出做记者要有格，要有所写有所不写、有所为有所不为；萧乾建议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使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这些教诲令王火深铭于心、终身受益。

凭借出色的文笔，王火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便获得了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社、台湾《新生报》三家媒体挂名记者的头衔，为采访常常奔波于沪宁等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王火采访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旁听了对日本战犯谷寿夫、冈村宁次的公审，见证了酒井隆、梅逆思平的伏法。这些不平凡的采访经历，都在王火的笔下转化成文学创作的独特资源，使他成为一个拥有丰富往事的作家。

谈到记者转型为作家的优势，王火说：“新闻是文学的一只翅膀，记者有良好的文字训练，且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一旦掌握了文学创作规律，转型为作家并非难事。所不同的是，新闻写一笔是一笔，要求真实简练，把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不需要情节；而文学像画水墨画一样，需要铺陈晕染，创造出一个与现实同样复杂且余味绵长的世界。”

在文学创作上，王火从来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也不会仅凭资料和经验写小说，他的写作均源于他对真实历史的追忆。在他看来，小说不应该是虚假编织的赝品，它的生命力依赖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他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凡未曾到过的地方不写；凡用真名真姓写的人物，必须认识或者接触过；甚至人物穿的服装，吃的菜，坐的车，都应是自己了解的。

长篇史诗性小说《战争和人》是王火的代表作，也是他付出极大辛劳、失而复得的呕心之作。为了将抗战时期所亲历的悲壮往事以小说的形式诉诸笔端，王火牺牲了休息和娱乐，将腿拴在书桌旁，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料，所有书稿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

20世纪70年代末，当出版社本着合浦珠还的愿望请他重写时，王火举棋不定，纠结于“它值不值得重写”。经过反复思量，他觉得书中的诸多人物都有原型，许多历史事件都真实可信，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于是下决心重写作品。“虽然困难重重，可想到谈迁花二十年心血完成的编年体明史《国榷》手稿，在大功告成之际被盗贼窃去，后又用十年时间重写了一百零八卷的《国榷》，我决心重整旗鼓。”王火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王火拿着刚写完的第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社时，碰巧路遇一个小女孩掉进了深沟里。他在救人时头部受伤，造成颅内出血，左眼失明，这对以读书写作为业的作家而言，打击是巨大的。

为了让作品早日重见天日，王火凭借惊人的毅力，克服从生理到心理上的困难，用一只已经花了的右眼坚持创作，终于第二次完成了16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战争和人》，并一举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四个文学大奖。

回顾《战争和人》艰难的创作历程，王火感慨万分：“真正写这部作品，十来年也就足够了，可人生的坎坷和遭遇让这部书绵延了近半个世纪，要不然，我该写多少作品啊！”

在王火看来，好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个国家社会史的佐证，是作家真情实感的倾泻和生活阅历的点染。他希望自己全力以赴写出的作品，能让青少年看到苦难中国所经历的悲壮历史，从而懂得过去、知晓未来、明悉责任。

（作者：赵凤兰，系中国文化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