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十月文艺社总编辑韩敬群：一个编辑的“光辉宝藏”是什么？

什么是一个文学编辑的“光辉宝藏”？对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而言，答案可能并不唯一。

步入新世纪，出版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身在历史洪流中的出版人，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时代的变迁。1991年进入出版业，迄今从业已有28载的韩敬群就是其中之一。在新书《编辑的光辉宝藏》中，韩敬群对自己的文学编辑生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其中既有身为文学编辑的思考与洞见，也有多年来对出版行业的观察与反思。在他的种种经历中，也折射出一代出版人的沉浮、挣扎与顺应。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

新书出版后不久，《出版人》杂志记者在韩敬群的办公室里与他聊起了出版与时代的话题。韩敬群提到，为了顺应时代，他主动摒弃了些许书生意气，但在记者看来，这位资深出版人身上的那股书卷气与生俱来。这是一种干净、纯粹、不被世俗左右的气质，在书海中浸泡的漫长年月只会使其显得更为深邃。或许这正是一个编辑毕生追求的“宝藏”所在。

与作者同行共进

韩敬群位于北京出版集团的办公室设施简单，装修也简朴，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一摞一摞的书籍，整齐地堆在桌子上、柜子里。见面的第一句话，韩敬群便自嘲：“办公室比较乱，见谅。”然而就是在这座书堆里，韩敬群以其独到的慧眼挖掘了毕淑敏、徐则臣、范稳等优秀作家，并带领十月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人民的名义》《北上》《云中记》等多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好书，奠定了该社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编辑的光辉宝藏》是韩敬群从业28年的小结，书中记录了他对中国出版业生态变化的观察与思考，向大家敞开了当代文学精品书的生产现场。其中提到关于《大家小书》丛书的创意，这是2002年韩敬群在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工作的成果。他约请中国文史方面的专家，精选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推出了这套“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积累与普及的工作。在韩敬群心目中，编辑出版工作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打交道。这也是韩敬群本人的切身体会。近三十年的编辑岁月里，韩敬群结识了许多文化界前辈，其中不乏值得仰望的文化大家，比如杨宪益先生、金隄先生、董乐山先生、周汝昌先生、傅惟慈先生、于是之先生等，与他们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韩敬群。在全书第二章“高山可仰”中，收录了五篇韩敬群与名家前辈打交道的故事与细节，通过他的手笔，向世人展示了更加立体丰满的名家形象。笔者在读《编辑的光辉宝藏》这本书时，只觉这部分太精彩，不够读。这也是韩敬群本人的一大遗憾，“28年里我打过交道的优秀的学者、作家、翻译家其实很多，但我还是手懒，没有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往事如烟，过去了就不可能原汁原味复原”“写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写一种人格的力量、精神的魅力，希望能够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受到”。

韩敬群始终提倡编辑与作者同行共进、共同成长，提倡“毫发无遗憾”的编辑风格，以编辑力塑造出版竞争力。这些愿望是淳朴的、纯粹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韩敬群与十月文艺出版社收获了许多优质作家。在《北上》这本书的策划与编辑过程中，十月文艺出版社高度地参与，韩敬群与徐则臣常常一起探讨作品的细节。图书扉页的题词最初选取自白居易的诗句“事往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在韩敬群的建议下，作家将其换成书中主人公在读的《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升华了情感，也更加统领全书。如今的徐则臣已是第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令韩敬群倍感欣慰的是，他正是在与十月文艺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坛70后领军作家的地位，“这对于作家和编辑而言，都很难得”。

事实上，作者与编辑共同成长的例子，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并不少见。范稳、付秀莹、石一枫等作家都与十月文艺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十月文艺珍惜作者，对于年轻的80后、90后作者，他们也有意发掘与培养，如文珍、王威廉、蔡东等。在他们身上，韩敬群看到了这个时代文学崭新的希望，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们的标志性作品暂时还没产生，还需时间去磨练。”

与时代和谐共生

上世纪90年代，韩敬群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在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时代，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出版社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与专业的关联度高，职业的美誉度好，有着合适的业余时间以及比较得体的收入，也让那个时代的编辑普遍有着很高的幸福感。在工作的第一年，韩敬群只报了一个选题，做了一本书，其他时间都在阅读。这种自由与空间，给了他夯实基础、涵养自己的机会。但是在韩敬群看来，出版的黄金时代不在90年代，而是80年代，他称之为“纯真年代”。“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从禁锢解脱开的感觉，都有一种要奋勇争先做事的感觉。文化缺失了太多，要赶快弥补、赶快建设，一本书的起印数都是50万、80万。”钟叔河先生的“走向世界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这些浩大的出版工程，都是80年代的成就。

新世纪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涌入，出版从田园牧歌一下子进入刀光剑影、刺刀见红的时代。对此韩敬群深有感触，“早些年，一个编辑一年就五个书号，有时间把一本书的可能性充分发掘出来。现在的编辑显然没有这么从容，我听说某些出版机构一个编辑拿七八十个书号，这还怎么做好一本书？”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是时代的走势，出版业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我觉得是快速变现时代，人人都想成功、挣快钱。”韩敬群表示。好在出版业有自己的规律，它的效力是逐渐释放的，对浮躁的东西有一点点免疫力。身在时代洪流中，韩敬群作为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掌舵者，必须要进行调整与适应。对此他提出两个关键词，即“活得有尊严”与“活得有办法”。活得有尊严，指的是不去挣不符合自己审美趣味与人生取向的钱；活得有办法，就是去寻找你所主张的出版生机在哪。十月文艺出版社便身体力行地践行着韩敬群的这种主张。十几年前，十月文艺与民营出版商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弥补了十月文艺在发行上的不足。“所以这12年我们发展得非常快，净资产翻了五倍不止。出版人不要去抱怨，也不要自命清高，要去寻找办法。”韩敬群如是说。

2007年，韩敬群曾写下疑问：“娱乐至死的时代，出版还活着么？”十二年过去，他有了新的答案，“出版正经历着从追求量到要求质的变化，不仅还活着，而且活得像模像样。”对于出版业的未来，韩敬群比较乐观，“大家嚷嚷了多少年，说纸质书要消亡。纸质书大概不会消亡，而是保持恒定的状态，无非在于蛋糕分配了多少。”对于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出版新业态，韩敬群主张拥抱变化，“怎么样去把优质的内容做出来是内容产业的核心，是最要紧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呈现，这就要求策划与发行越来越多元。”

与年轻编辑共同坚守

时代在急剧变化，人才不断外流，从业于出版早已不是当年的最佳选择。但变中自有不变，编辑出版好书，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有益于世道人心，只要初心不改，便是理想的事业，并足以为之坚守一生。编辑的“光辉宝藏”究竟是什么？韩敬群在书中作出了解释。“所谓的‘光辉宝藏’，就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不可被复制的、不可被取代的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文学编辑的‘光辉宝藏’应该包括对时代的领悟力、穿透力，对生活的观察力，与文本近身肉搏的细读研判能力，与作者以文会友、同行共进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终身践行、须臾都不放松的学习能力。”这不仅是韩敬群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当代编辑的期许，年轻编辑在这个基础上最好还能多一点锐气，以及拥抱新生事物的勇气。

对于年轻编辑处境，韩敬群十分理解，“有时候碰到年轻人，我首先是给他们唱反调，把丑话说在前头，说得十分耸人听闻”。他提出“三大强悍”，第一是身体要强悍，第二是精神要强悍，第三是业务能力要特别强悍，才有可能坚持下来。如果年轻编辑泯然众人，那出版对他来说其实挺难的，养家糊口都不行。只有通过做一本一本的好书，境遇才有可能发生改变。“总地来说，我觉得出版是一个奢侈行业，最好是你衣食无忧了，底盘稳固了，再来做出版。”并且韩敬群提倡年轻编辑要多观察、多寻找，尤其对于年轻文学编辑而言，要善于发现那些沉没在水面以下的80后、90后作家，在他还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就建立联系。这几点要求，对于年轻编辑而言其实都是考验，做到哪一条都不易。但是未来的发展路径十分清晰，向前辈学习，多观察老一代编辑怎么捕捉选题、怎么广交作者。“很少人，非常非常少的人，才拥有宝藏。如果你真地拥有，那你就千万不要松手。”

当问及未来的规划时，韩敬群十分坦诚，“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踏下心来，再多编一些好书。此外，还要思考十月文艺的未来，未来需要年轻人”。作为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掌舵者，韩敬群让这条船行驶得十分平稳，没有被浪潮倾覆。他在《编辑的光辉宝藏》一书中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因为编辑杨宪益先生的《漏船载酒忆当年》，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一代有风骨又有真性情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的魅力。”采访结束后，他也赠了我一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读罢，对这种人生境界有了更深的体会。韩敬群懂得杨宪益先生，在这两代知识分子身上似乎也有着共通的品质，他们平静安详的微笑底下蕴藏着伟岸的精神力量，是这个世界已经极为稀缺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