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文学初心弘扬路遥精神

12月3日，“第二届《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陕西省作协、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和中共延川县委、延川县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并讲话。何向阳、白烨、钱远刚、李朝全、李震、霍爱英、张永祥等主办方代表，吴秉杰、李炳银、袁新文、牛玉秋、张志忠、李建军、邓凯、丛治辰、徐刚等专家学者，以及“《山花》作家群”代表曹谷溪、陶正、梁向阳参与研讨。

阎晶明在讲话中说，《山花》作为一份文学内刊，成为了一个品牌、一种文学现象，其历程与经验值得研究。作为一位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路遥与《山花》有着紧密的关联。他的创作经验和创作精神值得我们总结。作家要发时代之先声，文艺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路遥精神就是这种时代精神与人民立场的高度体现。梳理《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诞生的历史脉络、深刻内涵与当代价值，不仅要挖掘其深刻的文学内涵、艺术高度与思想深度，更要看到路遥成就背后的执著、坚韧与奋斗精神。《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在新中国文学70年历史进程中，再次证明了文学是一份朴素、寂寞而坚韧的事业，文学只有以自己的力量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才会获得恒久的生命力量。

钱远刚认为，重温路遥的写作，探讨《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对路遥的缅怀与追思，更是对以他为代表的“人民作家”与时代、与大地、与人民热情互动的精神的礼赞。学习路遥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如何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奋发向上，为写出新时代的史诗而不懈奋斗。

1972年5月，正值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之际，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合作编辑诗集《延安山花》，以示纪念。这份诗集先后累计发行近30万册，受到广泛的欢迎。借这股东风，曹谷溪等人在5个月后创办了这份16开4版、铅字印刷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在创刊47年的历史中，《山花》先后走出了路遥、史铁生、曹谷溪、陶正、闻频、海波、厚夫等20余位作家，让有崇文传统的延川县成为黄土高坡的“作家县”和“文学摇篮”。

在研讨会上，曹谷溪回忆了这本杂志早期的创刊历程。路遥在延川创作的不少小说、诗歌、散文，均在《山花》上首发。路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就是由曹谷溪修改并推荐至《延安通讯》的。曹谷溪回忆到，路遥在《山花》上发表了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多年八路延安来》《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基石》等作品。《山花》见证了路遥在文学生涯起步阶段的艰辛与幸福。

路遥精神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扎根于土地与人民之中，以文学反映时代，并最终超越时代，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与会者讨论了路遥精神的重要内核：人民性问题。何向阳说，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作家是人民的一员。人民，是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谈论路遥精神，首要关注的就是其创作的人民性和作家的人民情怀。在吴秉杰看来，《山花》是路遥的“文学娘家”。路遥用其全部的创作说明了作家是如何真正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李炳银说，路遥常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普通劳动者”。这说明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他始终以身为普通劳动者而自豪，把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视为作家最大的光荣。

与会者从《山花》诞生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源流、《山花》对路遥精神的影响等角度作了发言。大家谈到，路遥从《山花》走向文坛的历史，证明了只有厚植大地与人民，文学才有充沛的生命力。从当代文学的历史纵深来分析路遥如何从黄土高原走出，超越《山花》杂志的影响，成为具有时代精神与世界文学视野的作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山花》在扶植本地作家、繁荣地方文学活动、激发文化氛围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与启示。与会者谈到，《山花》是延川一代知青作家、农民作家的文学灯塔，那些对文学执著向上、充满渴望的奋斗精神是由这样一份文学刊物所捕捉并呈现，在不断擦拭下，最终孕育了路遥、史铁生这样的重要作家，体现了文学刊物的文学坚守与社会价值。因此，当下文学期刊如何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培养文学人才队伍，都能从《山花》中获得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