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现场，从个体生命出发，向共同命运敞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什么这样一句流传了千年的话，至今常说常新？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看来，它所表达的，不仅是白居易个人的艺术观点，不仅是新乐府运动的纲领，也是对中国诗歌的根本精神、根本传统的阐发。

“‘时’和‘事’，意味着从诗人的个人生命出发，向着广大的民族生活、向着天下苍生的共同命运敞开，意味着中国的诗人们对我们价值和情感的共同体、对民族的精神家园承担着重大的责任。”11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铁凝致辞中的这番话，引起了许多诗歌界与会代表的共鸣。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时隔多年后再次召开的全国性诗歌座谈会，意义深远。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在讲话中所言，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上，诗歌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总结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与态势，展望新时代中国诗歌发展的图景，分析当下中国诗歌创作评论的成绩与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共识，褒优贬劣、推动发展，正当其时。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贺敬之致信祝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主持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鲁敏出席会议。严阵、周良沛、晓雪、黄东成、郑伯农、丁国成、吕进、顾浩、郑欣淼、叶延滨、舒婷、梁平、杨克、宗仁发、娜夜、何向阳、刘笑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位诗歌界代表参加会议。

诗歌生态的充满活力，正是我们国家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

自改革开放起，诗歌的活跃程度一直在各种文学门类中位居前列，中国诗坛空前繁荣。评论家叶延滨认为，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和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这三大创作主潮大大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其成功与不足，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这几十年来，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汉语诗歌里，既有现代诗歌的方兴未艾，也有古典诗歌的如火如荼，还有大量的翻译家，刻苦研读国外的诗歌作品，使得无数字母构成的诗歌又幻化成我们的方块字，进而影响着我们的写作。”这是诗人张二棍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最直观的感受。尽管不同诗类之间也许存在一定的理念差异，但在他看来，对诗歌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现象。“这样时空纵横的创作交相辉映，使得我们的创作既有传承也有汲取，既有对比也有取舍。”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诗歌迎来了蓬勃发展。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并成长起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诗人晓雪表示，几代少数民族诗人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表达出对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沉的爱，体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在评论家何言宏看来，如果从总体上回顾与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一个值得记取的经验，就是营造和保持健康健全、充满活力的诗歌生态。“这样的生态，实际上也从精神与诗性的方面，体现了中国。诗歌生态的充满活力，正是我们国家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

诗歌的现代性，是重新恢复诗歌回应时代、回应现实生活的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推动了一大批年轻人参与到诗歌创作中，以朦胧诗群等为代表的诗人留下许多沿传至今的佳作，并使诗歌成为年轻人张扬自我、抒发情感的一大表达方式。这种影响，在新媒体的崛起中愈加张扬，正如叶延滨所言，诗歌成为了最大众的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

在这其中，如诗人张烨所观察到的，也有当下现代诗创作中流传着的一种观点：即将诗歌的现代性与现实隔离开来，认为诗歌离现实越远越好，诗歌所关注的仅仅是艺术本身。诗歌本身是对于现实理解的提炼，因此形成一种由具体向抽象的形而上的提升并不奇怪，但就她的理解而言，诗人无法离开时代，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诗人相关联。梵·高曾说，作为一个苦难的人，他不能离开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他所说的那种力量，是生命存续所依赖的现实土壤。在张烨看来：“诗人要观照的是现实的根本、人类的根本，并通过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把自己所理解的现实揭示在人们面前。”

无独有偶，诗人王家新的理解中，将诗歌的现代性与“纯诗”画上等号，这样的看法无疑限制了诗歌写作，“这使得一些诗人的书写越来越封闭、苍白，甚至和我们现实的经验、语言的经验很难发生一种摩擦。”他进一步表示，谈论诗歌的现代性时，本体问题在于语言，虽然诗歌本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纯诗对诗人的语言训练非常必要，但将诗歌割裂，形成审美与人民、个人与历史的简单对立和相互隔绝并不可取。以穆旦为例，王家新阐释了他所认为真正对现代性充满追求的诗歌精神：“诗歌的现代性，是重新恢复诗歌回应时代、回应现实生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反映的能力。穆旦当年所提出的‘现实的荒野’，还在召唤我们，期待我们的进入，指向当下、指向未来。”

“不了解生活，不领受新时代的气场，诗歌不可能出新。”回望自己的诗歌创作，诗人北乔坦诚，因为种种原因，部分写作对现时的生活，对新时代广阔的图景知之甚少，缺乏广度与深度的体验，“新时代的话语已经全方位地参与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诗语远远没有跟上。”这也是一些诗歌创作中存在的症结：当时代经验迅速刷新时，诗作却依旧“一潭静水”，似乎可以撇开时代性而具有更恒常的意义，但仔细推敲下，却难免浮现某种放弃和回避。审美和主题上的选择固然能够理解，但在北乔看来，身为一名诗人，理当有清醒的体验意识：“我坚信生活的积累和主动性的参与，终将会激发诗情和诗性。”这种体验意识，在诗人臧海英的诠释中，是一种将时代作为自身书写背景的写作，“更是一种增强诗歌写作的现代性、扩大诗歌写作的空间感、丰富写作的现实题材，从而延展个体容量和内涵的写作”。

其实，就像叶延滨所说，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中国新诗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从“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及至迈入新时代的当下，诗歌从未缺席。“百年新诗证明了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造了奇迹，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也将继续攀登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寄托于关注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

当下诗歌所呼唤的，是在新的主体性与新的人民性的相互融合之中，生成一种新的艺术性

在诗歌现场，不难听到这样的声音：诗歌创作不能局限于“小我”，不能在个人经验上故步自封。然而也有人提出，诗歌本就是文学创作中尤其彰显个人性的一种，正是个性化的呈现和描绘，才使得诗作格外动人。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对“小我”的警惕，也是一种发问：我们的诗歌书写，应当如何在个人性之外，面向更广阔的人民？

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不仅仅是群体概念意义上的人民，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这是对群体概念的超越，既重视作为群体的“人民”，也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他认为，新时代诗歌应该在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关注与描写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民性。与此同时，作为诗歌主体的诗人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分子。“将个人性、主体性与人民性对立、将作为个人的诗人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现实割裂，将诗人的个人生命体验孤立化、抽象化、神秘化，既不利于诗人开拓视野，也不利于诗歌的整体发展。”当下诗歌所呼唤的，是在新的主体性与新的人民性的相互融合之中，生成一种新的艺术性。

无论是“向内掘进”，还是“向外开拓”，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基础和起点，正如何言宏认为，只有以个体主体性作为坚实、可靠的起点，才能非常有效地抵达现实、抵达历史，抵达人民与人类。用诗人傅天琳的话来说，一首诗的完成应当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诗人自己，一个是他所属的人类以至人类所属的世界，“二者心须是相通的、和谐的，这样才能写出时代的本质和走向，也才能写出诗人对于生命及其价值的真实体验。”

从另一层面探讨，这一问题也包含着对于诗歌写作与“公共性”关系的思考。自新诗肇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中，便隐含着这个难题：诗歌艺术自身的成立、生长，与公共性的影响力或语言理想之间，有时并不能完美榫合。在评论家李壮的观点中，二者间的矛盾，既造成了巨大的写作焦虑，同时也为诗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诗歌发展史中的诸多潮流、内在动力都与这对关系的角力相关。在他看来，要害的问题并不在于诗歌的个人化、或者说“小众”，而在于“究竟是‘先知先觉的小众’，还是‘自说自话的小众’？”这其中，后者无疑应当使诗人们警醒。“个体无疑是重要的，但如果写作者自身的格局太过矮小、甚至仅仅停留在自怜自恋的境界，那么这类‘自说自话’的诗歌私语就很容易显得太琐碎、太庸常。”李壮认为，格局的大小，决定着诗歌受众群体的大小，诗歌呼唤真正有品格有担当的诗人，以及那种能够将独特体验及超前表达，同时代现实、同更广大人民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并制造共鸣的能力。“诗歌的‘小众’终究还是指向‘大众’，真正优秀的诗歌所开辟出的新的表达、新的想象、新的话语方式及思维方式，终会在更普遍的维度上重塑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想象力。”

新媒体环境中，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出、保存、传播好诗，使好诗成为民族的重要精神食粮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自媒体平台的话语权地位逐渐凸显，当发表门槛大大降低、近乎于无时，诗歌创作在这几年所出现的爆发性的增长，几乎是应运而生的。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更多，因为篇幅精短、适合手机阅读的特点，在所有文学门类中，诗歌在互联网拥有最广泛的传播效应，一批以诗歌为主阵地的公众号迅速崛起，订阅用户增速迅猛，时有10万+阅读量的篇目出现。仅《诗刊》的微信公众号、中国诗歌网官网和中国诗歌网微信公众号的订阅人数已超过百万。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曾提出的媒体决定论，任何一种媒体形态的变迁，都会对内容本身施加重大影响，如今谈及诗歌生态，已经无法忽视新媒体对于诗歌生态所带来的变化。

网络诗歌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以及其中呈现的短、平、快倾向，在诗人梁尔源看来是一种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天然契合，基于这样的情况，重申对于“慢”艺术和“抒情”艺术的重视不无道理。“‘慢’艺术意味着创造者需要更加注意写作技巧上的积淀和提炼，提出重视‘抒情’艺术则是要着眼于时代的真实感受，与人民的喜怒哀乐保持着声气相通，对作为普遍性的‘人’及其内心世界有着比较准确和深入的认知。”

诗人缪克构的视野中，新媒体语境下的诗歌写作，于一片欣欣向荣之中，也存在写作同质化，类型写作风格趋同、单一的问题，另一方面，诗歌创作的标准更加多元，同时带来了紊乱、混淆和迷茫。诗歌传播的便捷，使得对于某种题材和类型写作的学习和借鉴都更方便，但若一味模仿，一些本就缺乏自觉意识和生命体悟的写作者容易被席卷入短期的诗歌行为中，从而制造大量“无效的诗歌文本”。他认为，将诗歌写作当成“一件容易的事”，会使诗歌的高贵精神被矮化，被弱化，甚至被放逐，被侮辱，需要引起足够警惕。

在此意义上，虽然写作门槛降低、艺术探索的自由度提高，但在评论家蒋登科看来，诗歌经典化的路径在一定意义上被阻断了——技术更新等原因，导致诗歌的留存和流布并不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这种时有中断使得网络诗歌阅读成为一种快餐式的浅阅读，也导致了诗歌写作向快餐化、娱乐化特征的靠近，“这使不少写作者失去了对诗歌艺术的敬畏，失去了对艺术创新、创造的敬畏，失去了对辛勤探索者的敬畏，失去了对传统的经典作品的敬畏，而且还可能养成诗歌写作中的一种浮躁心态”。在他的观点中，就诗歌艺术的发展而言，传统出版依然是保存和传播优秀诗歌作品的重要方式，需要将传统的出版、传播方式和现代的传播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互取所长，弥补各自的不足。“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传播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的情况下，如何推出更多的好诗，如何保存、传播好诗，使好诗成为民族的重要精神食粮，而不是在泥沙俱下、珠目相混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沙里淘金、目中挑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