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想起这个词，我就热血沸腾，像个孩子

那时候 黄河安澜 却也白发三千

一匹伺伏的鲸鱼 用脊梁拱起了祁连

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 亦有忠义

和然诺 事了拂衣去 一般不露痕迹

那时候 没有磨石 刀子一直闪光

拳头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马

那时候的路不长 足够走完一生

谁摸见了地平线 谁就在春天称王

——叶舟《怀想》

12月4日，叶舟在自己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研讨会上

有一天，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兰州，给叶舟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句歌词能形容叶舟当时的心情，大概也是宿命之地对他做出的批阅与检视。这天是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定稿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这片掩于沙海上的小舟由此开启了它在华夏文明史中的传奇航程。

写作近四十年，叶舟的文学疆域没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叶舟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歌哭、书写、成长，甘肃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

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与生俱来。只要看见“敦煌”两个字，他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喜乐，信仰，醉氧了一般。

许多年前，他和同为作家的李修文有过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几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玉门关及阳关之间背诵李白和王昌龄，在敦煌莫高窟下给常书鸿先生上坟。很多次叶舟根本不敢进莫高窟，走到对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的骨灰，是他们的坟。其中最大的一爿就是常书鸿，他的墓碑正对着对面的9层楼，成一条直线。叶舟每次都会先去这些坟堆里面走一走，唠叨唠叨，之后就坐在常书鸿的坟前，磕个头，给他点一根烟，放在墓碑上，说“常先生，看你来了”。

敦煌于叶舟，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呢？一片土地与一个人，到底能有怎样命定般的机缘呢？ “打个比方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叶舟说。

有段时间，叶舟就职于一家都市报社，负责新闻采访和版面编辑，不停下地县，跑河西走廊，那段日子相当艰难，没黑没白，常年熬夜，叶舟与文学渐行渐远。行走奔忙于丝绸古道，他在这片苍野之境倒寻得了新的诗歌根据地，为日后的小说写作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故乡。

叶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大量诗歌和小说作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头看，叶舟不能指责那些少年之作，“但它们的悬浮与苍白，却是明显的，”直到发现“敦煌”这个词，叶舟义无反顾投向了她的怀抱。

整个90年代，叶舟写了上百组诗，发表在全国各地的刊物上，2000年集结出版，就叫《大敦煌》。叶舟说，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地。

没有泾渭分明的创作藩篱，想写诗的时候就大量写诗，想些小说的时候就埋头写小说，这对叶舟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习惯与艺术习惯。《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 但其实，与他天马行空、旷野之气的诗歌相比，叶舟在小说中的头颅始终是低着的，他心里一直不痛快——语言、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很多问题和困惑亟待解决。于是，卷旗西返，敦煌洗去了叶舟的沉重和暮气，给了他新生的勇敢。

千禧年的大年初一，敦煌莫高窟大雪纷飞。叶舟一个人游逛在千佛岩，行走于莫高山，他感觉每一个洞窟吹过的每一阵风，就像佛陀赐予的一张琴，在天地间吹响。整整一天，叶舟徘徊在宕泉河两岸，跟众多的菩萨和飞天娘娘过了一个新年。

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在千佛岩下，叶舟发愿，将来的一天，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

这个念头是雄心壮志，却不是一闪而过的梦想，它定在叶舟心里，跟了他十几年。叶舟边练笔，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两麓踏勘，求索着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发酵着这个故事，他还清楚地记得找见黑暗中灯绳的那一天。

2016年年底，叶舟从扬州赶往南京禄口机场，眺望着车窗外的落日，突然觉得它像一介少年游侠，先自己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叶舟知道他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叶舟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了三根烟，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写作过程只用了差不多两年，写起来很快，酝酿的过程比较痛苦。“19年前我如果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我一定写不出来，要写也是胡编乱造。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储备，我的故事渐渐就成型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不怀孕，就成高龄产妇，会难产。”

刚开始，叶舟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故事，但他没想到是如此大的一个故事。“我本以为大约是在七八十万字左右，但最后成书是一百多万字。”叶舟把所有感情都灌注进去，洋洋洒洒、挥洒自如、百无禁忌，也不管字数了。写完以后一看，心想可能也只有这么厚的书才能配得上敦煌——“故事的厚度、密度、深度、广度、温度，只有将这几个向度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配得上那一座千佛灵岩，配上那个伟大的遗址。”

读《敦煌本纪》，评论家李敬泽吓了一跳，“他就是个孙猴子，不得了。”叶舟个头不高，戴眼镜，戴帽子，人群中再平凡不过，看着还有几分弱小，《敦煌本纪》里藏着他一股无穷的劲头。李敬泽说叶舟有大想法——《敦煌本纪》选的时间点非常有意思，20世纪初的时间节点，也是我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节和缝隙。选敦煌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点上写一部本纪，是为中国人立本纪，为中国精神立本纪。那个贯通古人和今人、贯通古代和现代、贯通我们民族的西方和东方、贯通我们民族的那些基本精神气概和法度伦理的东西，叶舟在《敦煌本纪》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一个壮大而自由的展示， “《敦煌本纪》也是给我们一个看中国的视野。中国之了不起，中国之大，不仅仅是幅员广大，还表现在有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和精神上的回旋之地，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的来源。”

人们对丝绸之路的遥想，大多停留在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文明彼此交融贯通的辉煌璀璨，中原大地物产丰盈，人马兴旺，缔造了生命力更加强劲的中华文明。然而从清朝末年开始，随着国运败落，整个丝绸之路已经形成了一片锈迹斑斑的地带，西部开发时有一个词叫“锈带”，可以形容繁盛过后逐渐没落的河西走廊。经济的落后，文化的滞后，民众交往交通的滞涩，是导致后来整个西域衰败的致命因素。

在小说家眼中，所谓的“锈带”，所谓的边角料，或许正是一个强悍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复活，涅槃再生，这本身就是悲剧的源头。起笔时，叶舟立下了这样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这部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说到底，《敦煌本纪》讲述的是正义、力量和正信，也包括困局与反击。”叶舟说。

书里的这帮少年，从清朝末年，从1910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在长达27年的历程中，为着复兴敦煌一带的文明奔跑，血涌，怒发冲冠，独孤求败。叶舟说，你如果读完《敦煌本纪》，一定会觉得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蒋斧、孔执臣、索乘这些人物似曾相识。他们仍旧活跃于广阔的西北，光芒烛地，策励子孙。只有边疆，令他们大胆托孤，为他们保存下了最后的骨血以及最后的美，金沙深埋，奠定了未来的根据地。

有一天深夜，1点，《芳草》主编、作家刘醒龙接到了叶舟的电话，非要唱一首刚刚学会的西部民歌“花儿”给他听。刘醒龙说，甘肃的作家和诗人都有个毛病，兴之所至不管不顾半夜给人唱歌。

刘醒龙一直认为叶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诗人，新世纪初那几年，诗人写小说是个风气，“我就觉得诗人写小说，未必像小说未必是小说，所以就托朋友给叶舟捎个话，叫他不要写小说，害怕他一写小说把诗歌丢下了，我心里有这种想法。”

显然，叶舟没有听进去。刘醒龙倒深知文学中人：但凡有点雄心都是这德行，别人替你看好了这个路，说这个路好走，你就偏偏不走，非要另辟蹊径，走险象环生的路，而且还迟迟不知返。

直到看到《敦煌本纪》的稿子，刘醒龙决定《芳草》四期连载。“读《敦煌本纪》读到几千字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在半夜千里之外唱花儿的叶舟又回来了，叙事有悬念但不过度张扬，文本很民间却充满诗性。”

再过一个月，刘醒龙将卸任《芳草》主编。他感谢叶舟将《敦煌本纪》交给《芳草》首发，让他这个客串的主编得以站好最后一班岗。

《敦煌本纪》单行本的责任编辑，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的魏玮。这个“90后”姑娘与叶舟同是甘肃兰州人。厚厚的两本书，对她来说是幸运，也是挑战。初稿非常成熟完善，魏玮要做的就是在通读过程中把主要人物、故事情节、小说结构全部梳理出来，拿不准的地方一一向叶舟请教求证，“叶老师的语言是诗性的，融白话、文言与西北方言于一体，对我很亲切，因为都是家乡俚语，书里写的也是家乡的山川风貌，很熟悉。”魏玮把《敦煌本纪》当作一个宏大课题，有前期文献资料积累，有文本细读分析，有作为出版产品的定位和阐释，也有将它推向市场的营销策划，书的顺利出版是大家共同的心血。

《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叶舟的写作，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展开了想象的边境，起笔前他已经想好，这次一定把自己写开，写嗨，把所有词汇表天翻地覆重新筛选一遍。

有人说小说家其实是“发明家”，如今回过头来看《敦煌本纪》，叶舟说自己重新“发明”了一座敦煌，借了历史的外衣，表达自己对敦煌的认知。遗憾是有的，还不少，这些遗憾又埋下伏笔，等待将来的萌芽破土。

12月4号，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甘肃省文联、《芳草》杂志社、译林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敦煌本纪》研讨会上，叶舟准备了发言稿，因为怕耽搁时间太久而作罢。纸上本来有这么一段：

《敦煌本纪》的初心，就是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取今天的力量与担当。我个人以为，《敦煌本纪》的关键词如下：少年、情义、血勇、赤子、知己、快意、仗剑天涯等等。总归还是那一句老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书写远未结束，类似的使命也有待完成。

结果，在现场变成了“八十年代有个上海诗人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冬天还爱着一个诗人。写了三十几年，这是我第一次开专场个人作品研讨会，是个难忘的大日子。欢迎大家去兰州，我请你们吃最好的牛肉面，给你们加肉加鸡蛋！”

李修文说叶舟是赤子，悲痛者，永远的少年气。我问他，怎么理解悲痛者？李修文给我的回答是：道不尽，你沿祁连山走一趟即知。（文/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