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我期许知言行三者统一

早在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前的差不多一年里，李洱的《应物兄》就伴随着各种争议一路横扫各类文学期刊的年度奖项。

至于为何选用“应物”这个名字？李洱解释说，“应物”二字在中华文化中屡有提及，指这个人和世界打交道、与世界交流的过程，“身上既有传统文化，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在与外界交融的过程中，空间会被慢慢地打开。”

一如他本人。2001年，李洱在《花腔》的《卷首语》中写下：“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那块魔毯一路飞行，直到18年后，裹住的是《应物兄》。有人给它贴上“当代《儒林外史》”的标签，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本专门写给评论家，以至于可以让评论家借题发挥自己理论知识的小说”。而最本真的事实是，李洱为写这部长篇13年间用坏了多部电脑。或许，这正是李洱式的幽默、戏仿和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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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李洱非彼“李洱”

上世纪90年代，李洱写了一部有自传性质的中篇《中原》，小说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他后来经常想起这部寄了出去却石沉大海的中篇，就用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笔名。

他的处女作《福音》是个短篇小说，署的原名“李荣飞”。当年在先锋文学圈子里影响颇大的《关东文学》主编宗仁发至今清楚地记得，大概是1987年的某一天，收到一位叫李荣飞的作者发来的短篇小说，它记述了一位87岁的老奶奶讲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结构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语言也十分特别，几乎可以说是诗意化叙述，故事内容也不再写实，而是变形和虚幻的。

随后，李洱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导师死了》。这篇作品是格非推荐给《收获》杂志程永新的。程永新觉得有点意思，让他改。“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上海，又到上海改稿子。格非帮我找了个宿舍，每天下午5点钟会过来问我的进度。他经常会提一些很委婉的意见，你得仔细听才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程永新有时候晚上也会过来谈稿子。后来，改来改去，就变成了五万多字的小说。最后定稿是在郑州完成的。”

那时，李洱还写过一篇小说《加歇医生》。他先寄给《上海文学》没有音讯，直到很多年后，他才看到当年编辑留下的稿签：“刊物已发过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了，不宜再发。建议作者转寄他刊。”后来，格非把作品寄给了《人民文学》。等李洱回到郑州，在传达室看到《人民文学》的信封，用手一摸，很薄，不是退稿。他感觉到心头一颤。信中说：“我是李敬泽，看了你的小说，准备发在第十一期。你不要再投寄别的刊物。若还有别的小说，也可寄我一阅。”

李洱手头并没有别的稿子，就又写了一个中篇《缝隙》寄了过去。李敬泽又发了这篇小说，还约著名作家、当时的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先生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文学》同期发出。李洱至今觉得，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都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改稿的过程，与好编辑交往的过程，对作家最大的意义，一是让你找到自己，二是帮助你丰富自己。

回忆早年的写作，李洱喜欢的作家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相对而言，早期受博尔赫斯影响更大一点。但是，他也觉得，直到现在，理解博尔赫斯的人并不多。博尔赫斯并不是一般中国读者眼中的博尔赫斯，比如他改良了西班牙语，他的小说与拉美现实也存在着极为紧张的关系。李洱后来的写作，与博尔赫斯关系不大。他早已走出了博尔赫斯。

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李洱受外国文学影响至深。当被问到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对话，李洱说：“我很想问加缪，如果默尔索的母亲只是病了，如果默尔索结了婚，《局外人》该如何写？我也想问帕斯捷尔纳克，如果他写叶夫格拉夫的生活，他该如何写？后者是小说中编辑出版《日瓦戈诗选》的那个人。这样的一个人，阿赫玛托娃不会注意，曼德尔斯塔姆不会注意，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不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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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虚构方式写虚构作品

大学毕业后，李洱回到郑州，在郑州教育学院（现郑州师范学院）任教。十年后，被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做专业作家。当时，张宇担任《莽原》主编，提出借用李洱两年，让他出任副主编。张宇说，借用一下“李洱的审美”。但李洱在《莽原》一干就是十多年。多年后张宇写了一篇文章《李洱的光芒》，他对李洱的印象是：聪明而诚实，幽默而温暖。

“不夸张地说，我是个很有眼力的编辑。哈金最早在国内发表的小说、红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周洁茹的代表作《你疼吗》，都发表在《莽原》上。《莽原》推了很多作家。这是一份格外低调的刊物，非常实在，可能过于低调了。”李洱说。

2001年，李洱出版《花腔》。他写得很慢，虽然写作时间只用了三年，但他说，他其实“与这本书相伴十年”。他很早就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他说：“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

如果熟悉李洱创作的话，会发现他的小说是相互关联的，没有《饶舌的哑巴》就没有《午后的诗学》，没有《午后的诗学》就没有《花腔》。它们是衍生关系，一篇小说的停滞之处，是另一篇小说的开端。《花腔》写的是各种文化力量、历史惯性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中，一个人如何存活、如何死去；《应物兄》主题亦与《花腔》有某种连贯性，但主人公有自己的梦想和使命，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构成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争论或讨论，“一个人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废话;一个人和自我争论产生的是诗学;一个人与自己争论又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一个世界。”李洱说。

《应物兄》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写《花腔》的时候，李洱就已经写下了一些关于《应物兄》的笔记，当时这部预想中的小说还没有定下题目，但《花腔》中关于葛任与儒家的关系已经有一些讨论。这种关联性，还体现于他的风格。《花腔》中有这样的细节，在最后发现葛任那首诗的报纸上，李洱写道：“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关于物价上涨，小偷被抢；车夫纳妾，妓馆八折；日军推进缅甸，缅滇公路被关；小儿路迷，少妇忤逆等报道。关于葛任的那篇短文，发表在仁丹广告和保肤圣品乳酪膏广告之间。”看完之后，你会忍不住反问，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吗？李洱会告诉你：一半是史实，一半是虚构。

《应物兄》中也涉及很多类似的“史实”，比如“早在1743年，《纽约时报》就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题为‘孔子的道德’”，还有709页注释中应物兄改定后的文字，“见于《从春秋到晚清：中国的艺术生产史》第108章”——我竟然真的去搜索验证真伪。然而，李洱坦率地说：关于海内外儒学家的主要著作，他确实看了不少，包括一些自传、对话录。倒不全是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对此本来就有兴趣。有一点需要说明，就自己视野所及，还没有一本从春秋到晚清的艺术生产类史书。

之所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因为李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对虚构作品的兴趣大为减弱。这时候，小说修辞学需要做出某种应对。用非虚构的方式写出虚构作品，是他这些年的一个探索方向——小说修辞学的要义，就是直抵真实的幻觉。在他看来，小说就是各种知识的对话。中国的现实语境比任何国家更为复杂，比卡尔维诺所处的时代、那个国度要复杂得多。这种更为复杂的语境刺激作家去做出叙事上的调整，它就会出现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就是会出现“对话主义小说”。在他看来，“对话主义”是小说在中国的特殊意义。

记得《花腔》完成的时候，李洱感谢主人公葛任，因为带给他反省的力量，并给他一种面对虚无的勇气。李洱在后记中说，希望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家人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上一本《花腔》，“使葛任先生能听到我和他的对话，听到我最后的呼吸。”

应物兄和葛任一样，在李洱生命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当问及“如果您可以扮演一个文学人物，您想演谁？”的时候，李洱毫不犹豫地说：“《花腔》里的葛任，他至今仍是理想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应物兄，他是现实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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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怀疑主义者

阎连科曾经建议，如果李洱出文集，就在封面上标明“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文集”。

李洱在《夜游图书馆》自序中打了个有趣的比方：“日常生活中有人告诉我公鸡会下蛋，我肯定会说，对，会下蛋，运气好了还会下双黄蛋。但同样的事情放到小说里，我就要怀疑了。不光公鸡下蛋要怀疑，连母鸡下蛋也要怀疑了。母鸡下蛋？难道是只母鸡都会下蛋，都必须下蛋吗？既然上帝允许有些女人不生孩子，为什么就不允许有些母鸡不下蛋呢？”所以，具体到某篇小说，即便已经写了一多半，李洱仍会怀疑：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意思？故事中的那个家伙真的值得一写吗？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没写过，外国人也没写过吗？

别的作家是“下笔如有神”，李洱是“下笔如有鬼”。所以，当同时出道的作家著作等身的时候，他形容自己依然“著作等脚”。这大概也是《应物兄》姗姗来迟的原因。李洱多年的老友、评论家王鸿生曾经体贴地感慨：“一个在海内外颇具声名的作家，正值盛年，又处在文学圈漩涡，要承受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应物兄》来了，王鸿生没等看完，就给李洱发了一条微信：“这一次是真正的成了！”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有番话代表了评论家的感觉：“我觉得中国当代批评家有一个苦处，苦之久矣，是什么呢？批评家浑身配备了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但老找不到敌人、目标，并没有那么多的文本值得批评家用那么多精良的武器，去围攻、阐释。所以《应物兄》一出，批评家们兴奋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批评家的才智、本事才能充分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他觉得，《应物兄》的出版，将是对论文生产市场和学术生产力的重大推动。

在《应物兄》里，李洱写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李洱熟悉笔下的这一群人，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脸，熟悉自己的心跳。所以，他很自然地，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写他们有如写自己。他们那些荒谬的境遇，那些难以化解的痛苦，那些小小的欢乐，那些在失败中不愿放弃的微薄的希望，我自己都感同身受。”李洱说，“如果我对他们有嘲讽，有批判，那就是在嘲讽、批判自己。他们的爱之深、责之切，他们的历史感，他们与现实的摩擦系数，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

各类知识出场是李洱小说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应物兄》更为突出。小说中承载了太多的信息和思想。比如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取名“巴别”。巴别，即巴别塔。据《圣经·旧约》，古巴比伦人齐心协力建造通天塔，为扬自己的名，耶和华不愿意了，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巴别塔因此功亏一篑。其实，不用上帝来干预，人类的交流、文明的沟通也是无比艰难的。程济世先生将济大儒学院取名为“太和”，本指歌唱的人相互应和，后引申出平衡、相辅相成、多样性统一等意思。“巴别”与“太和”，是小说所喻指的两条道路，也是济州大学从文化自卑开始转向文化自觉的道路。

《应物兄》不仅是一部呈现、探索当代知识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当代文明困境的隐喻。河南作家张宇了解李洱和他的创作，他评价《应物兄》不仅展示了李洱的才华横溢，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像曹雪芹、鲁迅一样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解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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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开花墙外红

《应物兄》获奖之前，看上去在国内并不显山露水的李洱，在国外的名声很响。

2008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将李洱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点名要与李洱对谈。德国媒体评价《石榴树上结樱桃》说“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

李洱的作品在德国广为人知，最应该感谢翻译家夏黛丽。她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自己买下了《花腔》的德文版权。但夏黛丽首先译完的却是《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后来去德国参加了这两本书的朗诵活动，一位非常杰出的朗诵艺术家朗诵德文，李洱朗诵中文。李洱说，他其实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女演员，因为看过她的电影，而且她的朗诵带也在商店有售。

2001年出版的《花腔》，18年来先后被译成了德语、法语、韩语、英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正在译。《花腔》法语版已经再版多次，还出了袖珍版。李洱在马赛一家很小的书店不经意地询问，发现竟然卖了5本；戴高乐机场书店的《花腔》也卖完了。

最近，李洱应邀去法国、西班牙转了一圈，遇到很多《应物兄》的读者，出乎他的预料，国外的很多读者，还有些留学生、汉学家，他们这么快就看到了这本书，而且看得如此认真，如此仔细，甚至有的人看了几遍，而且能够深入地理解《应物兄》，令他大为吃惊。这个事例可能进一步说明，不管是国内的读者还是国外的读者，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还敏锐，还认真。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应物兄》将毫不意外地以更快的速度走出国门。

有人说应物兄就是李洱，因为诸多包括沐浴时洗衣的细节，和生活中的李洱比较吻合。但是，小说就是小说。李洱只是在小说中，在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中，营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以及和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应物兄的身上寄托了李洱的期许，就是知、言、行三者的统一。“我们常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常说言行一致；常说言必行、行必果。但一个做事的人，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李洱说，他最近看费孝通的日记，看到他在年近九十的时候说，他这一辈子遇到的所有人当中，言行一致的人，不超过十个。

“我顿时有一种大绝望。我看林默涵的自传，在最后，他谈到一生的教训竟然是，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跟他说过，为人不要太老实，遇事不要说实话，他后悔自己没听老人言。要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顶级知识分子的心声。看到这样的话，你怎能不有一种彻骨的悲哀？”李洱说，这部小说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知、言、行的关系。具体到应物兄，他活得确实不容易。但又有谁活得容易呢？都不容易。在我们的生活哲学中，有一句话叫“宁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君子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难，就是这个原因。而应物兄，就是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