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诗丛》新书首发暨诗歌论坛在京举行

12月7日，《常春藤诗丛》在京首发。本诗丛由人天书店集团旗下的人天兀鲁思策划制作，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常春藤诗丛》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中国，且至今仍在全国诗坛具有影响力的诗人的成就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面貌，是表彰新时期新诗的创作成果，纪念自“五四”以来新诗百年的诗意巨献。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如地壳运动一样，崛起了一条条诗歌山脉。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诗歌重镇。在这一时空节点上，诗人们所具有的探索、独立、丰富多彩的诗风，构建和丰富了当代诗人特有的诗学与美学传统，并取得有目共睹的诗歌成就。就整体成就而言，可立于世界诗歌之林。

《常春藤诗丛》分为五卷38册，收录38位诗人在四十年的跨度中创作的代表作品。

当日，总策划人邹进、苏历铭，诗丛主编李占刚、西渡、臧棣、李少君，作者嘉宾伐柯、清平、周瓒，李浔，韩国强、李彬勇，吕约、马铃薯兄弟惠临现场，与特邀嘉宾林莽等人一同探讨了“中国新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一宏大而重要的议题。

丛书总策划人、人天集团董事长邹进讲述了长期以来其个人对于诗歌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常春藤诗丛》的策划初衷及出版契机，对未来以新闻文学大系诗歌卷的形式继续出版诗丛的展望。

诗人、《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简述了本诗丛对于诗坛的意义，提出《常春藤诗丛》的出版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对历史的情怀。

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霁虹认为本诗丛的意义不仅是对八十年代大学诗人诗歌的总结和呈现，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对自由探索独立精神的支持和坚守，在于为我们这个时代保存了一份鲜亮的记忆，随后回顾了本诗丛的艰辛出版历程。

之后，由诗人西渡主持，伐柯、清平、韩国强、李彬勇、马铃薯兄弟参与了“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论坛，带读者回到80年代。

李彬勇在告别校园近四十年后，反思了“四十而不惑”对诗歌写作的特殊意义。第一，不惑在于自我认识。当代诗歌中常常含有众多的文化指涉，因此必须了解当代文化的复杂性，欣赏诗歌需要一定的分析能力和知识积累。诗歌创作能够使诗人活得更具体，更有智慧，但诗歌本身不造就任何东西，也不能改变世界，诗人要时刻对自我具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会对现在的人事物多一份敬畏心和意志力，并让这份敬畏心和意志力反哺诗人的写作，将诗人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第二，不惑在于价值取向。诗人在写作中会以一种特有的身份设定来标识自己的价值取向，假如对身份的设定太过执着，就会对诗的格局有所限制，对诗歌的厚度和重要性也会有所削弱。所以我们所主张的普世价值，永恒信仰和心灵的互通互感，需要通过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通过自己真实的人格来获取。第三，不惑还在于文本。他们想用以前没有被确定过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所以文本的锤炼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文本的锤炼应该跟内容不着痕迹地相契合，让诗歌具有更加生动、更加鲜活的个性。

韩国强回忆了当初上大学来到上海这个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尝试利用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理念来进行诗歌的创作，与宋琳、张小波和孙晓刚一起出版了《城市人》，90年代因为经济大潮和生活的原因很少写诗，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后才恢复写作，重新找到了一种写作的途径。此外他提到2000年以后，当初坚持下来的那批诗人构建了一种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新的语境，建立起整个的现代话语。

马铃薯兄弟说，八十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家园，是滋养他们一生的年代，对他们提供的精神的激励和解放，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最近几年，诗被不断用在各种文创产品、创意广告上，劝诫年轻的朋友们应该读一点诗。他认为在八十年代朦胧诗之后，在第三代诗歌之前，有一段活跃的大学生诗歌群，也称之为中间代诗歌，他们不应该被忽略，否则诗歌史是不完整的，这套丛书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这段历史，这些诗人在当时在诗坛的活跃度很高，还有一些大学，虽然人不多，但有些特别优秀的诗人，他们值得被发掘和铭记。

清平认为八十年代的诗歌是在一个多血殖的时代里的多血殖的写作，所谓的多血殖就是它是一种随即的有时候是单振有时候是共振的这样一种写作，就是有的天性是喷发的他就喷发，有的天性是平缓的他就平缓，但是都是在一种莫名的激动的怂恿下写作。中国当代之所以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主要还在于到了90年代之后，那些80年代写诗的人有部分放弃写作，有部分坚持下来，重新反省自己的写作，然后扩大阅读，扩大对诗歌的理解，不断训练之后才达到的一个效果。八十年代诗歌的写作毫无疑问是个开端，是个启发的东西，但不能成为当代诗歌取得了不起的成绩的必要条件。

伐柯则以自己创办的《边缘》诗刊为例，认为边缘写作是一种个人化的非常成熟的写作，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个性化的展示，真正的独立精神，真正的对自我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在理性和自我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由诗人李占刚主持，李少君、李浔、臧棣、周瓒、吕约则针对“中国新诗的写作现状，对新诗未来的展望”这一主题展开了交流与探讨，有着各自写作背景的诗人对诗歌的见解精彩犀利，呈现出一片生机的场面。

臧棣认为在八十年代出这样一部书确实很难，到了现在可能才有可能性，把全国这么多诗人，还有他们的诗集，用一个这么体面的得体的辉煌的形式呈现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还提出，高校与当代诗歌的关系不仅在于那些毕业走出来的诗人如何，还在于高校在整个诗歌的生产机制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它改变了新诗百年的创作状况，前几代诗人是很松散的个人写作的状态，恢复高考以后，在大学里面写诗、结社，这些青年学子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创作氛围，让中国当代诗歌具有了一种公开性。在当代诗歌的大学生团体场域里，可以让他们针分相对地、自由地谈论和辩论，有时候诗社的内部会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把刚刚阅读的观感拿出来展示之后，会形成当年那个时候最好的最有启发性的诗歌的文化思潮，会有多层次的反馈，每个人看起来似乎是独自写作，但那种友好的氛围，带有公开性的写作，使每个人在确立、调整他自己的写作追求的时候，他会注意到同龄人的反馈，所以这样一种反馈里，包含这每个诗人对他自己写作的随机的调整，包括阅读视野的迅速调整，带来一种非常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放到历史的当代诗歌的脉络里，他们毕业后即使从事其他行业，也会在内心保持这种生命的记忆。当代诗歌的写作，诗人的创作本身、创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了一个很成熟的水平，但也有个问题，当代诗歌文化的评选机制和评论场域很难对什么样的诗是好诗存在分歧，这不仅跟文化舆论对诗歌的报道有关，而且在诗歌内部缺乏一个共识。

李少君提出中国当代诗歌在九十年代之后有一个共识破裂的阶段，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个人化、多元化的写作状态，到了 2013年左右，重新有一种共识在出现，这种共识的出现有一个特点，就是校园诗歌重新集结，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了《珞珈诗派》诗选，随后武汉各个大学纷纷效仿。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的共识破裂以后，我们重新建立这个共识的可能性，有可能是从高校重新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一个过于破裂，或者说缺乏共识的社会，是难以持续的，一定会重建共识，重建一种新的普遍性，一种新的思想基础，诗歌仍然可以在这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这个共识不会是一种强制性的，它是真正的从个人的体会、体验中逐渐生发出来的，比如杜甫，杜甫是公认的人民的诗人，但在早期他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大的自负的诗人，他说“诗是吾家事”，但是杜甫渐渐地变成了一个遵守公共性，或者说人民性的这样一个诗人，他是有个过程的，当代诗人也有可能重走这条路，从共识破裂后，回归个人主体，回到边缘化，如果最终中国文化复兴，其思想基础、情感基础和价值共识，一定是要先重建的，诗歌可能走在前面。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时期中国和西方是对立的，但五四解决了这个问题，把这种中西对立转变成了古今对立，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性，中国可以既现代又中国，五四成为真正的新中国的起点，或者说现代性的一个起点，就是因为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此，张旭东先生有过详细论述。当代诗歌也有可能重建一个新的共识，一个新的普遍性，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只有具备了这个基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诗歌，才真正获得一种主体性，从诗人写作的角度来说，它是个人主体性，从民族的角度看，它是一种民族主体性，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它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

周瓒从诗歌批评的角度，肯定了《常春藤诗丛》所证明的新诗现有的力量、成就以及绕不开的亟待文学阐释的历史价值，又着眼于2013年以来大学校园里新校园诗歌的兴起，观察像北大、复旦、武大、人大、中央民大、同济大学等众多的新校园诗人群体，提出真正的诗歌的前途可能就在这些年轻的诗人身上。

吕约认为，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变化这么大，每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活跃，诗人的词语也是最丰富的，更新的速度也非常快，诗人作为一个用词语面对整个世界的人，他的工具和他面对的对象，都是非常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创作的繁荣是必然的，但诗歌创作的繁荣跟诗歌的文化、诗歌的环境息息相关，它不仅仅是由创作构成的，创作是源头，创作之后的批评、研究、传播、出版、媒体的报道，这些元素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时代的诗歌文化，跟诗歌创作的繁荣相比，大众的传播，对诗歌的认知、接受，包括一种古典诗歌的审美惯性，当代诗歌在大众接受的层面始终是个难题，诗歌的创作是不断更新的，但批评相对滞后，需要更多的人投入进来。她认为大学教育可能是对一个人的意识更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学生诗歌虽不是一种成熟的，但也是一种在学会寻找自己声音的这么一种存在。

李浔通过对自己写作从抒情到反抒情的经验，对诗坛各个流派的诞生、发展和趋于相似的观察，对现代汉语诞生100年来尚未成熟的思考，提出中国诗歌的未来会在现代汉语表达的成熟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