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小说家张玲玲：把不能言说之物一点点地捕捞出来

“很难说清小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期待它带来某种道德的启示，作为俗世的宗教箴言，有时期望它是生活的寓言和象征，有时则期待它作为哲学的发问，将二十世纪初期没有问完的问题再问一次，以填平眼前的巨坑。有时我们期望它带来语言和文本形式的重大变革，有时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们还希望它承载某种性别或者社会的引申意义。”

“85后”小说家张玲玲曾做过七年记者，其小说集《嫉妒》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这本书收录的故事的背景皆发生在南方城市。在当代人的生活之中，张玲玲从青年、中年、老年三种视角，切入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困局。

记者写小说有何特点？如何穿梭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寻求真实？12月15日，张玲玲与作家路内做客上海作家书店，就“职业的小说家和理想的写作”展开对谈。

12月15日，张玲玲与作家路内做客上海作家书店，就“职业的小说家和理想的写作”展开对谈。 姜海涛 摄

喜欢的东西才构成身份主体

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张玲玲一边做记者，一边松散地写着小说。七年的记者生涯后，她曾在浙报下属的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又于两年前搬至上海，至今还在一家影视公司负责版权采购。

这样的从业经历对创作有何影响？

她坦言，其实每份职业回忆起来都是受益的。“比如做记者时，怎么去唤起广泛的共情，怎么进行事件纵向和横向梳理，怎么处理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这些都是在写作中偏基础的问题。但在大学中文系里不太学得到，也没有专门的写作课。到了编剧时期，因为写作一直处于被推翻的过程中，所以我要问一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故事才算有意思的。现在在做版权，因为要读大量小说，对当代文学有一个相对面上的观察。”

“但是，做过什么职业，对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家，其实不那么重要。不管你做过什么，工厂工人也好，屠夫也好，仓库管理员也好，如果不去写作，这些经历就仅仅是一段段个人经历，而不会变成写作的养份和素材。”

张玲玲更直言，今天的小说家必须走到台前，不断地向公众解释“我是谁”。“小说家的个人史会成为读者研读小说的依据之一。但我想，最重要的身份判断不是通过职业经历，而是小说家感兴趣的是什么。喜欢的东西才构成我们的身份主体。”

在路内看来，一个职业作家的自我认知，首先来自他对自己的风格有所认知。“此外，所谓的职业作家有一条非常明确的上进之路，这条道路可能比写作本身更能明确地标注一个作家的身份。但这条道路是不是对的，也很难说。我们会发现，有些作家并不在这条路上，但是他写得比职业作家还好。”

“谈一个作家自我身份的问题，最终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会影响他的写作方式。因为文学史也是这么讨论作家的，不管东方文学史还是西方文学史。要看你传承的是什么，往下你的创作能推进到什么程度。”

小说是真实的变型与重构

路内开玩笑说，他曾经读过调查报道出身的记者写出来的小说，感觉“与人物的距离不对”。“记者写的小说永远都是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这个距离并不是写小说合适的距离，也不是拍电影合适的距离，是做采访合适的距离。一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这么一个距离，也没什么不好，但就是卡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上。张玲玲的小说没有这样的问题。”

做记者时期，最困扰张玲玲的问题便是“求真”。她感慨：“被报道出来的事实真相永远只是冰山一角，或者说新闻在书写的那一刻就已经丧失了新与真，因为事件总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只能保持长期的观察，尽力趋真。”

写小说则不同。张玲玲坦言，那比写报道“自由”得多。

在《破碎故事之心》其中一篇《真实》里，男女主人公也是小说家。故事最后写道：“讲述另一个故事，意义也许也一样。重要的是没被说出的部分。但是她没再说下去。缺省的部分永远只能存于黑暗，那里永远存有未被言说之物。”

“小说是存在的敞开。我们写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把原先深藏于黑暗之处的不能言说的东西一点点地捕捞出来。”张玲玲说，“小说不会完全照进真实，它是真实的变型与重构。”

她引用詹姆斯·伍德的观点——“真实是轮廓、呼吸、暴君。小说裹起真实，带它出走，而亦如旅人切盼逃离”。

张玲玲感慨：“贴近真实是困难的，真实是捕获又消失的。但不可避免的是，在所有小说中，那些令我们心头一震、突然感动的瞬间，必然和我们笨拙地以为‘真’或‘实’的东西相关。即便是非严肃文学写作，放置在玄幻、科幻文学中，我们也相信人物和情感的真实。”

现代性和现实性密不可分

《嫉妒》收录的七篇小说均写于2017年6月至2019年3月间。在小说里，张玲玲试图回答一些现代性的问题：“其中有当代女性的故事、情爱关系，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体处境探讨。它们来自我之前的一些观察。我不太清楚自己观察得对不对，但观察本身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她提及，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谈到现代是一个消融、液化的过程，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漂移的领地，宗教、信仰、神性等都消失了。人们接下来要靠什么东西走完这些路呢？其实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

“新世纪已过去快20年，西方作者们一直在试图回答现代性之后人怎么办。在《嫉妒》这个小说集我有个算不上答案的答案，就是过好当下，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只有当下是实在的。历史有很多可疑之处，将来则没法做预设。”张玲玲称，对她而言，今天的写作，现代性和现实性密不可分，“如果分崩离析是今天的现实处境，那就写出分崩离析。”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现实的问题就是现代的问题。你的现实主义要完成的是如何让你的文本走向现代。但文学有它的复杂性。”路内说，有一种说法是“小说嵌入历史”。“但小说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当它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它与历史就不再是嵌入的关系，而是共存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有很多文本在填补着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空白。我们有官方新闻，有深度报道，形成一个真实现场，小说也在这个场域里。”

文学没有退场，它散落在世界各处

怎么理解小说家的身份？张玲玲的回答是：“纳博科夫说得挺好的，小说家是捕蝶者。我也这样理解。‘捕蝶者’这个比喻本身有种赋形的意味，还可以说明未被书写之物天然存在于那边，我们不过借助形式使之显现。一如塞卡斯说的，诗人仅仅是发现存在于那里的诗篇。诗存在于那里，写作是碾碎表面之上的屏障，去发现那里有什么。但捕蝶过程即是创造，即会奏出些许乐章。”

在活动最后，有读者问今天文学是否退场。张玲玲直言：“我觉得文学没有退场，文学散落在世界各处。”

她举例电影《穿普拉达女恶魔》里，年轻的安妮·海瑟薇特别看不上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穿衣做派，上班时特意穿了一件普通蓝毛衣。结果斯特里普说：“你身上挑选的那件蓝色的条纹毛，你以为是按你的意思认真地选出这件衣服。并不是，首先你都不明白那件衣服不是蓝色也不是青绿色或琉璃色，实际上它是天蓝色。你也不知道，从2002年Oscar de la Rent的发布会第一次出现了天蓝色礼服后，天蓝色就出现在随后的8个设计师的发布会里，然后才风行于全世界各大高级卖场，最后大面积的流行到街头，这样你才能在廉价的卖场里买了它。”

张玲玲说：“今天的严肃文学，确实站在主流的侧面，它在小范围内被探讨，它的从业者也肉眼可见地减少。但实际情况是，文学也从来没有站在特别主流位置，我们从来不是摇旗呐喊那一波。正因为千百年来无数作者的努力，所有生活和其他相关的事物才变成了今天的样貌。文学散落在你的观念里，你们观念已被文学所改变，即便你们毫无意识。今天的网文写作，今天的影视作品里，它的辉泽无处不在，都是曾经文学探索的痕迹，文学从未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