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岁老编辑张守仁：作家的挚友和战友

编辑之于作家好比伯乐相千里马，一本好书之后也常是编辑在耐心付出。从事文学编辑四十余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张守仁出版了最新散文集《名作家记》，记述他与数十位著名作家的交往。12月14日，《名作家记》的新闻发布会在京举办，作家宁肯、周晓枫，《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以及本书作者张守仁一同回溯了新时期文学在其黄金岁月里的发展，张守仁先生也对年轻一代的编辑们提出建议。

汪曾祺曾赠予张守仁一首诗，“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齿凉。”张守仁出生于1933年，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是《十月》文学期刊创始人之一，他著有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等，译作有《道路在呼唤》（俄）、《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屠格涅夫散文选》（俄）等。

《名作家记》是86岁的张守仁历时三年写下的回忆录。从事文学编辑四十年间，围绕文学和作品，张守仁和作家们接触渐深，成为挚友、诤友。他在书中回忆了与冰心、汪曾祺、孙犁、徐迟、钱锺书、杨绛、王蒙、铁凝、宗璞、史铁生、张贤亮、张洁、骆一禾、陈建功、贾平凹、李存葆、冯骥才、从维熙等诸位作家的交往故事，作者用一种让文学史形象化、具体化、鲜活的方式，对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进行了一次回望。

“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张守仁说。

宁肯、张守仁、周晓枫、彭程在《名作家记》新闻发布会现场。

编辑需同作家站在同样的位置上考虑

在新书发布会上，宁肯谈到，张守仁伴随着《十月》杂志，也伴随着自己的经历，走过了文坛的四十年，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他身上承载着我们文坛的历史，也承载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名作家记》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始终，文坛的各种流派、名家林立。文学是一个信念的东西，而这种信念是薪火相传的。宁肯认为张守仁身上有这种薪火，后辈可以接过火把继续往前走，而这种火来自于他对文学的爱。

在周晓枫看来，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是“刻舟求剑”，光阴如水，过去的经历、活力、激情都会像剑一样掉到水里，最终留下的只是刻痕。但是剑会生锈，而刻痕永不会消逝。文字恰恰就是这种不会磨灭的痕迹。周晓枫说，张守仁正是那个刻舟求剑之人，他用他的热爱与执着，给读者留下了、也给许许多多作家留下了可以去寻找瞬间的一道道刻痕。书中的许多细节，例如史铁生最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张洁同文坛最后的告别与决绝等，依稀看到作家们的性格特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

读完这本书后，彭程写下了名为《对文学的无上热忱》的感想。在他看来，热忱是关于爱的另一种表达。回忆起与张守仁的交往历程，86岁老人的虚心与好学让他印象深刻，对于文学界出现的新现象、新流派、新表达，张守仁常常主动打听了解。“他感觉自己有责任，有责任随时了解文学的最新动态，为了更好地发现文学新人。”彭程说。

张守仁对于文学的担当与责任感亦流露出老一辈人对于文学的坚守。宁肯提到，文学之于张守仁是要去发现社会问题的，文学不是粉饰，粉饰的东西没有生命力。而他的这种担当，是在编辑同作家一样站在同样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带着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批判意识和承担意识去研究这个社会。

对此，张守仁回应说，自己并不是起点很高的编辑，他靠的是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勤能补拙的精神，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还谈到，他所交往过的这些老作家们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他们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他们都有满腔的爱国心。他跟他们接触多了才感悟到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我们脚下绿色的土地，爱我们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五星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鸽，白鸽飞往远方的群山、辛勤劳作的伟大人民。因此，他对于那些老一辈作家们永怀感激之情。

《名作家记》书封

编辑与作家：既是“战友”亦是“挚友”

编辑与作家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在宁肯看来，最大的不同有两点。第一点是，作家需要孤独，编辑需要开放。编辑首先要有修养、学识、能力，但还有一种功夫，要学会交往，同别人做朋友，去关心别人。而作家不一样，卡夫卡曾有一句话谈到，一个作家不仅仅需要孤独，孤独还不够，必须像死人一样他才能写出好东西来，“非常夸张，但是他表达了一个作家真正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别人的，世界只有他自己”。

第二点在于，作为编辑，不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做编辑，首先要考虑到杂志、社会；考虑这个杂志哪些稿子能发，哪些稿子不能发，不是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而作为作者不用考虑那么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非常自由的。

周晓枫说自己是十分佩服编辑的，“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但是很遗憾没能坚持下来”。做编辑需要非常大的热情、耐心和牺牲精神，好的编辑和好的作家那种默契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

彭程回忆说，对作家来讲，张守仁是挚友，可以谈天说地；同时他还是战友，这点很难得。一个编辑如果只顺着作家，猜测作家想听什么话、想说什么话，那不是一个好的编辑，不是一个有出息的编辑。“守仁老师在这方面，跟作家交往的时候，他秉持一个原则，西方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实际上是以这样一种姿态与作家们交往的”。

作为编辑的张守仁同很多作家都保持着知音般的交情。他在前言中写道“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在他同其他作家的交往中，与他们连床夜话是常有之事，特别是在回忆汪曾祺的那篇文章中，张守仁提到多次与汪曾祺一同出差，当时生活条件不如现在，两人住一个标间，常常谈天说地，聊至深夜。王蒙也曾回忆说：“守仁老师是一位和善而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作者。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是他具有无坚不摧的能力。”

张守仁谈到，作为一个编辑，思想要领先，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时候不会被当今某个特定时代所宽容，但你要坚持，时代就是这样往前走的，你一直跟随大流，这个书肯定是默默无闻，没有多少意思的”。其次，编辑要有很多学养，“我属意和一些名作家在一起无话不谈，因为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学养，几分钟以后他们就不感兴趣，不愿意和你谈了，要谈到他们主动来找你，他就知道你有一定的学养”。张守仁说。

谈到如今碎片化“读屏”时代的到来，编辑的存在是否会受到冲击时，张守仁认为，读屏也好，读这些碎片化信息也好，大家读的似乎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阅读是很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比较珍贵？就是那些特别不可被复制的，不可被重复的，不可被取代的东西，是特别珍贵的。而什么东西不可被复制、不可被取代？张守仁认为，人类的审美和思想的精华，它的独创性正是不可被取代之物。

“我们做出版的，尤其是做文学出版，我们都是跟人类的审美和思想打交道，这个东西它的特点就是不可被复制，不可被取代。在未来，如果人类不想成为行尸走肉，人类自然会去寻找思想和美存在的地方，而出版业也一定努力抵达这些思想和美存在的地方。”张守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