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写中，照见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总有一些作家习惯写近处，他们笔下那些极为日常、波澜不惊的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我们或曾留意，或是习焉不察的生活，被作家们发现并加以描绘，让我们更觉其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也总有一些作家，如最近陆续出版新作的陈应松、二湘、李云雷等，喜欢写远方，他们描绘的那些诗一样的生活，为我们大多数人心向往之，也正因为它们遥不可及，更让我们甘心情愿追随他们的旅程，沉浸于他们在作品里呈现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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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性叙事重建的角度上，提供最有独特价值的东西

陈应松描绘的神农架世界，无疑是很多读者眼里的远方。在长篇新作《森林沉默》里，他第一次以神农架为背景写森林。在日前于江苏南京举行的新作研讨会上，陈应松坦陈，算上传说与神话中的动植物，这部小说触及动植物近百种，全篇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不低于六分之一。“这不是我笔下生花，而是神农架丰富的森林资源成就了这些文字。就像诗经之美，有植物的功劳一样，这部小说如果说成立，那是书中森林赋予的。写得像植物图谱和风景图谱一样细致生动，告诉人们何谓森林，是我所愿。”

在评论家贺仲明看来，《森林沉默》不只是告诉人们何谓森林，更是比较全面地反映神农架的地理和文化。“这部作品对神农架的神秘文化有非常深的揭示。这一文化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和自然之间本来是密切共生的，但现代文学使得两者关系变远了。”让贺仲明尤为赞许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炫技、猎奇。“很多作家写地方风貌或者特色，都很喜欢猎奇。但一个作家展示地方文化，应该是平实的。平实看待神奇的事物，会让人感觉更加真实。”

对此，评论家何平深有同感。以他的观察，1978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重新发现“地方”，而如果说陈应松对当代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地方性叙事重建的角度上，提供了最有独特价值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何平看来，陈应松并没有简单为森林唱赞歌，从而把生态等问题都推给现代文明。“作家写生态容易走向这样一个极端，但这恰恰是他们应该警惕的。我们不能说只有文明人承担了罪恶。在这方面，鲁迅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国民性批判既针对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同时对庶民劣根性，平庸之恶也不宽恕。”

与此相仿，评论家王彬彬从这部小说里看出了两种价值观念的纠缠，一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强烈的国民性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倾向，二是对现代以来人文主义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也有其复杂性。如贺仲明所说，现代文明和自然，或者说文明人和自然人，体现在小说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有沟通的。“小说以较大的篇幅，写了花仙老师的故事，展示她的日记，她的心路历程。她到森林支教，其实是希望能够促进森林更新。所以我觉得陈应松不是顽固地站在森林立场上要‘维持不变’，而是认为森林也需要有所更新。”

由此可以理解，何以评论家丁帆称，这是一部可以生发出多元思考的生态哲思小说。他表示，在这部作品中，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等都被放在一个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种有着巨大反差的图景构成了哲理化的整体结构。所以在这部小说里，远古的和今天的，虚幻的与现实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描写和生活无处不在的现实，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文明和原始文明的一种冲突。“你说它是生态寓言小说也好，社会讽喻小说也好，但我还是把它定位成生态哲思小说。”

让丁帆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他还在小说里看到了后先锋叙事的影子。在他看来，这部小说的叙述策略是，叙述者等于、大于或小于作者陈应松的情况都有，这三种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打破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界线。这种变化无疑扩大了小说阅读与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打破了故事的连贯性、完整性。“比如书里有大量关于森林巫术、人兽对话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会推动情节发展，但恰恰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反思。这种叙事形态，让我想到韩少功的《爸爸爸》。但小说内在逻辑比《爸爸爸》里的描写又严谨得多，而且应该说更有趣和生动一些。”

而近些年来，陈应松也要求自己写出多样形态。“我说过，60岁之前我为别人写作，60岁之后我为自己写作。所谓为自己写作，就是写出自己渴望的新的形态、新的文体的长篇小说。所以从《还魂记》开始，我把散文、诗歌的元素融入进长篇小说中。当然，文学还是有规矩的，我的表达叙述还是有章法。在《森林沉默》里，我依然坚守我一贯的写作立场，关注现实、关注生态、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现状和命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陈应松表示，他想写下几近于传说中的森林和人群，通过写他们的生与死，模拟其中的历史与现实。“我牢记蕾切尔·卡森的话：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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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尽全力追求的真实，支撑了全球化视野的呈现

相比而言，二湘笔下的远方更具全球化视野。恰如评论家张莉于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二湘长篇小说《暗涌》新书分享会”上所说，和很多作家喜欢写生活琐事、儿女情长不同，二湘在她的这部小说里，写了很多迥然不同的地方，包括埃塞俄比亚、喀布尔、硅谷、深圳等等，这些地方通过爱恨情愁的方式凝聚在她的笔下，给我们的感觉如此遥远又如此切近。“看完二湘的书，我常有种新鲜感，就像眼睛吃了冰淇凌一样。这个新鲜，跟作家是‘80后’、‘90后’还是‘00后’没有关系，而是她的文风、理解力是新鲜的。”

而所谓的全球化视野，并非一个人到过某些地方，或者在这些地方生活过，把他的见闻感受写下来就能简单获得的。在张莉看来，一个作家走到某个地方，和那里面的风土文物凝成一体，他的心灵世界和情感方式也发生变化。相应地，读者也能跟着作家的描述，感觉自己也成为那个地方的人，这才算是具有所谓全球化视野，而不是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中国人心灵世界和情感方式。“从二湘的写作看，这种视野已经内化在了其在她的骨子里。”

某种意义上，二湘竭尽全力追求的真实，支撑了她全球化视野的呈现。二湘表示，为了写这部小说，她做了无数的访谈，查了大量的资料。她亲自去小说写到的这些城市体验感受，给每个城市找了一个专家审查所写细节是否准确到位，最后，还请了两个朋友从头到尾通读审稿把关。“这是一部非常费心力的小说。一次次受阻，一次次卡壳，一次次陷入叙述的泥淖，找不到方向，然后一次次把自己，把文字打捞出来。对这些城市的感受，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无论哪种，我都试图从多方位感受这些城市，努力捕捉城市的细节，感受这些城市的声音和气味，感受它们的光亮和阴影，感受它们的沉浮和叹息。”

惟其如此，二湘才最大化写出了小说的真实感。以张莉的理解，这种真实感，又是与小说人物的命运感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高于现实生活的地方，并将其表达出来。当代社会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人生的虚无、焦虑，以及无以言表的疼痛。在《暗涌》里，二湘写出了人们内心的无可皈依，但又不甘心如此的心境。所以男主人公需要走遍山川大河，不断地寻找真实的、比‘我’更高贵的那个‘我’，这个过程恰恰表现出当代人精神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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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处理理论不能处理的经验性的东西

或许，一个作家只有远离故乡，才能真正理解故乡。李云雷也是在离开乡村很多年后，才开始在写作中频频回望故乡。他笔下的乡村曾是很多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乡村日渐凋敝，曾经的故乡也就成了远方。

摆在李云雷面前最切实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从乡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新时代背景下，他该怎么面对和回应复杂的乡村问题。毫无疑问，李云雷没有把乡村当一个封闭的角落来写。相反，如青年作家甫跃辉在日前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行的“李云雷小说研讨会”上所说，李云雷总是将很普通的乡村故事和特别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给人感觉他笔下乡村里的个体，不是活在某一个村里，而是活在中国，乃至活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纬度里。“他的小说《暗夜行路》说到苏联解体的事。李云雷把时代外在巨变导致人内心的那种变化写活了，他在小说里没评说苏联政权怎么样，他只是客观地写这个事。这样的写法让你觉得，哪怕你再卑微，你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小角落里。”

事实上，就像青年评论家王小平说的那样，眼下乡村有很多意识形态的牵缠，作家很有可能会把写乡村变成一场思想的探索或争论。“李云雷选择了一种极度贴近生活的方式，他用少年的、抒情的调子来写，用现在乡村书写中很少见的纯真的视角去写。也因此，我们看到了他笔下第一人称‘我’的温情和善良，看到他的没心没肺。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很朴素的信任，就是李云雷相信，仅仅依靠这种没有装饰过的感情就可以打动你。这种单纯的信任也的确特别容易打动人。”

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种朴素，让作家徐锦江为之感动。他说，李云雷虽然熟悉中外文艺理论，也熟悉各种写作流派，但读他小说集《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里的小说，会觉得他写作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炫技，只是朴实无华，娓娓道来。“他这么写可能是为了贴近过往的生活，他的小说真实、真切，他笔下的故事都好像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说也大多都有一个‘我’，这个作为叙述者的‘我’，讲述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这个‘我’用同一双眼睛在看世界，这双眼睛真切、真诚，可能这一点让我感觉到他讲述的故事很真实。”

显而易见，李云雷写的小说要“小于”他对世界的整体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没有将他对世界的看法纳入小说中。这是因为他在小说里处理的是，那些理论不能处理的经验性的东西。“我们研究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十七年时期主题先行的小说太多了，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或者想法、思考进行一些淡化。但由此我也可能回避了一些矛盾，我或许应该用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把我的思考带进来，但我还没有想出能将我的思考和小说结合起来的方法。”

李云雷之所以在写文学评论之余重拾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在与年轻一代沟通时受阻。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很好的沟通的方式。“我发现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包括听过的歌、看过的小说，我都很难和比我更年轻人去交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那一代，冲突和经验的不可沟通性可能会更强烈。这时，我就想到，我们成长时期经历的那些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而我这一代成长的这40年，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变化最剧烈的40年。因此，我就有特别强烈的冲动，想在小说当中把我经历的某些时代经验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