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另一面：让理性缺席

2019年12月15日，邵燕祥夫妇、章诒和到养老院探望王得厚夫妇和钱理群（前排左二）。窦海军/摄

2019年冬天，80岁的钱理群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在养老院里接受采访。他的上一次大新闻，是2015年夏天，他住进了养老院。

摄影集《钱理群的另一面》，集合了他几十年所拍的照片，多是自然，极少人物。他希望大家把这本书也当成“钱理群的作品”来看待，和其他著作一样，是他的一次“发言”： “只不过以往的发言，谈的是我和社会、人的关系，因此全用文字来表达；这本书谈的是我和自然的关系，就用摄影来表达。”

选择在2019年出版这本书，钱理群有自己的用心——给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我要编和写两本书——《钱理群的另一面》和《八十自述》，给自己的80年人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也算是文人的积习吧”。

既然要求“全面”，钱理群不仅要总结自己“入世”的一面——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这已为读者所熟知；还要袒露自己相对“出世”的一面——自我生命与自然的融合——这是读者所陌生的。两者相互交集，在来回摆动中获得平衡，构成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钱理群强调与人对自然“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所以，他没有读过任何摄影专业书，始终用傻瓜相机。2016年这台相机不小心摔碎了，学生送了一个比较现代的相机，他始终用不好，更不用说手机照相。最近一两年他逐渐不再拍照，不适应新技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老实说，出版本书之前，我根本不准备发表（这些照片），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其实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越到晚年越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与艺术的叛逆者。当然，这也造成了我的学术、艺术的某些局限和缺憾，我坦然承认，却不准备改，改也改不了”。

不过，钱理群在摄影上并非毫无艺术的准备。那要追溯到1960年代，20多岁的钱理群在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生活与精神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他就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慰藉。

“清晨，我常常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我大概就在绘画之美与贵州真山真水之美的交融里，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打下了艺术思维与技艺的基础。”这些画都在“文革”中成了他的罪证，付之一炬。

2002年，在钱理群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上，有学生问：老师离开北大后，准备去哪里？他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书斋，即回归内心；回归中小学，即回归儿童、青少年世界；回归贵州，即回归乡土与自然。从2003年起，钱理群带着“认识脚下的土地”的问题，开始了地方（贵州）文化研究。

人们欣赏自然风景有两种方式，许多人，特别是熟读古典诗词的文人，往往联想起前人的相关描述，把山水文人化、历史化；而钱理群尽力让理性缺席，排除一切历史、文化的记忆，保留人最初面对自然时的直觉和感悟，就是李白诗中所描述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钱理群说，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回答“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五四’启蒙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四大发现’——大自然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人民的发现。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儿童、妇女、农民和大自然的密切关系。我对大自然情有独钟，应该是对以‘四大发现’为基础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

很多读者关注到书中一组钱理群的搞笑头像，那是他66岁生日时，老伴随手拍下的。钱理群说：“它的引人注目之处，是那种放松、放肆、自由、随意。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就只有借搞笑作出自我解放的姿态。这固然很痛快——终于‘玩’了一把；但也令人心酸——一辈子就此一次！”

钱理群说：“我的反思，并不局限于我和自然的关系；我更要面对的，是斗争思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伤害。它激发了人的激情、好斗、破坏性的一面，并推向极端；而压抑了人的平和、淡泊、宁静的一面，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一代的畸形人性与人生。”

进养老院前，他读到梁漱溟先生说的话，人活在世界上，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我当时极为震撼，立刻想到自己的一生，受到外界的控制与干预太多太深，根本无法处理好这三大关系。我决定要进养老院的动因之一，就是不甘心一辈子这样窝囊地活着，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活得稍微正常一点、舒畅一点，简单说，就是活得‘人性化’一点。”

钱理群为自己的养老院生活设计了两项主要内容：关在书斋埋头写作，在院子里游走。“前者是沉潜在历史和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到一个更加开阔、自由、丰富的境界；后者是欣赏自然之美，追求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唯一淡化的，是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养老院的居民也只是相敬如宾，很少来往”。

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意味着钱理群的完全“出世”，相反，这和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钱理群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的两面，现在都统一到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关怀和思考里了。

在收入本书的《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次思考》一文中里，钱理群就向年轻的朋友们明确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以至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中青年朋友所生活的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

钱理群曾多次说过，自己的社会关怀和发言，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现在，他的人性关怀，也会深化他的研究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我的鲁迅研究始终以《野草》为中心，可能不是偶然”。

这本书里有一段对《野草》新的解读：“鲁迅文本中‘大笑而且歌唱’的‘我’（《题辞》），‘伟大如石像’的老女人（《颓败线的颤动》），以及‘叛逆的猛士’（《淡淡的血痕中》），‘雨的精魂’（《雪》），现在抽象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挺身而立，天地在他眼里变色。人和自然的精魂合为一体，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这是一个生命的大境界，是充满了动感与力度的，具有壮阔的美的文学大世界。”

“不仅是人和自然的生命，也是鲁迅和我的生命，都合为一体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生命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境界。”钱理群说。

自从住进养老院，钱理群和青年的交往不多，但青年已经渗透到他的生命深处。采访的最后，他对青年提出了两点期待：第一，尽可能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乡村去；其二，一定要培育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技能。

“创新思维有两个要点：一是要永远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这是不断创造发明的源泉与动力；二是要有异端思维，能对既定的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批判，同时有想象力，在别人觉得不是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出可能性。”钱理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