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逝世四十周年：创造社里最早提出联合鲁迅的人

2019年是著名剧作家、文艺理论家郑伯奇（1895年6月11日-1979年1月25日）逝世四十周年。12月14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联合《新文学史料》杂志社隆重举行了“创造人生——纪念郑伯奇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郑伯奇先生的女儿郑敏教授，郑伯奇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马家骏先生和榆林学院郭冰庐教授也出席了此次座谈会。

郑伯奇是创造社的元老、左联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瓜洲村。留日期间，他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后又在上海发起并筹办左联作家联盟。1944年，郑伯奇出任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主任，成为今天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首任系主任，也是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正如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所说，郑伯奇先生的一生身处跌宕而充满历史剧变的环境中，既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大力推进了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和新中国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郑伯奇却被忘却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发言中总结了郑伯奇的独特研究价值，他说：“郑伯奇的文学活动从‘五四’开始，可以说是步鲁迅的后尘，同时又与郭沫若、郁达夫等风云人物同步，都有着家国情怀与文学情怀兼具的典型特征。郑伯奇的独特研究价值在于，他是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各重要时期的人物，并且在学术研究、小说创作、戏剧运动、文学翻译等多方面均有所成就。挖掘郑伯奇留给我们的丰厚资源，确立和强化郑伯奇与陕西师范大学在建校渊源上的联系，是我们陕西师大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既有助于大学人文传统的建立，也有助于对郑伯奇这个作家自身的深入研究。同时，郑伯奇先生的经历，可以将陕西师大、西北大学、陕西省作协等陕西几个重要的文学机构联系起来，这个课题也值得我们陕西学者深入挖掘。”

此外，来自各地科研院所的与会学者们也都就郑伯奇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研究与想法。以下为座谈会部分学者的发言内容摘编：

郭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郑伯奇先生是一个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贯穿性的人物，这种贯穿性是与新文学的起点同步伐、同水平的。他是创造社的元老，左联的七常委之一，是夏衍等左翼文人眼中的前辈和长者。郑伯奇是一个没有门户之见，诚实谦逊又拙于言辞的人。在创造社同人中，与鲁迅的关系仅次于郁达夫，他尊敬鲁迅，也赢得了鲁迅的信任；赵家璧也视郑伯奇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文革”时为其仗义执言，后来更是为编校他的文集而呕心沥血。郑伯奇的老友郭沫若，也称赞郑伯奇重情义，非常谦逊。他以诚待人，凭借其知识与人品和左联的同志们一道开创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轰轰烈烈的局面。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和史料的呈现，不应该就这样被历史淹没，所以我认为研究这样的文学前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通过史料的辨析可以发现，创造社诸人里，是由郑伯奇最早提出联合鲁迅的想法，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才由郭沫若取代了郑伯奇最早倡议者的位置。在他们激烈地骂鲁迅的时候，郑伯奇没有写过文章，在目空一切、否定五四新文学、宣传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作家群中，只有郑伯奇是始终谦逊的，善良的，博大的。在1949年以后中国文人的回忆文章中，郑伯奇回忆文章的可信度是特别高的，因为他的人品使他不愿意扭曲事实。正是那种不慕名利、自甘淡泊的性格让他在1949年以后选择了大学教育岗位，这一方面使他在陕西师大的岗位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比较平安无事。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左翼文学研究需要在总体判断之下具体细致地研究每个人的性情和经历，既要总体研究，又要具体观察。只有把每一个的具体案例、具体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对左翼文学的总体判断才能准确而近实。比如对郑伯奇先生，我们既需要在左翼文学、革命文献的背景下研究他，也需要更多地看到他个人的独特表现、独特性情、独特贡献。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尽管郑伯奇与鲁迅在《创造周报》复刊事件以及国防文学口号论争等事情上立场不尽一致，但总体说来，鲁迅与郑伯奇的友谊是很深厚的；在韩国，关于鲁迅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的接触史的研究是相当多的，但是专门研究郑伯奇的成果还很少见，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我认为，郑伯奇先生的身份角色是多样的，但是相对于作家、学者的身份，他以文学组织者、文学编辑等社会实践者的角色所作的贡献看起来是更加伟大的。很多文学研究者都只注重作品本身和作家的经历，没有注意到文学组织者、编辑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在文学史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许郑伯奇先生的作品没有太大影响，但从文学组织者、文学活动家的角度来看，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坛一把手。

王秀涛（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关于郑伯奇的研究与评价，和郑伯奇对新文学的贡献是不匹配的，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而且关于郑伯奇的资料建设也是非常不足的。我在研究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接触过一些郑伯奇的资料，我发现，虽然郑伯奇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陕西省作协的副主席等职务，但其在1949年以后的文坛地位实际上是有点边缘化的，他的文坛地位和他的实际贡献也是有差距的。除此之外，郑伯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停滞了，可能是因为对新的文学潮流不太适应。从以上这些情况，可以看到郑伯奇在当代的处境。我们今天再回过头看郑伯奇一生，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即应该把他的前期与后期综合起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价。当然，我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对郑伯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亟待加强。

俞宽宏（上海左联纪念馆）：郑先生至少在1928-1930年是在上海的四川北路进行活动的，和我们虹口的关系相当密切，郑伯奇很熟悉这里的生活，并反映在了自己的小说集《打火机》等作品中。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广州和武汉的政变之后，在郑先生生活的地方集中了大量的左翼文化人，有很多的左翼出版书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左翼文化运动中心。郑伯奇正是这样一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革命文学运动的过程，对左翼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郑伯奇对左翼戏剧运动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开创性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郑伯奇领导上海艺术剧社首次举行了两场公演活动；其二，郑伯奇创办了《沙仑》和《艺术》两个月刊。同时，郑伯奇和阿英、夏衍合作成立电影小组，引介了不同于美国电影理论的苏联左翼电影理论，为左翼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新文学大众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潮。早在创造社时期，郑伯奇先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就初步形成了。左联时期，郑伯奇专门负责的是左联下设的大众化研究会的工作，在理论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配合左联的大众化工作；在实践方面，他亲自主编过《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非常鲜明地提倡“新通俗文学”，得到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的支持。到了抗战时期，郑伯奇从民族形式、民俗研究等视角出发，持续关注着大众化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艺大众化的关注也是郑伯奇先生一直坚持的方向，这反映在郑伯奇对柳青《创业史》所作的评价等方面。可以看到，郑伯奇的大众化思想提倡与多维实践，是从五四以来持之以恒，贯穿始终的。

马家骏（郑伯奇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1949年考入陕西师专陕南分校的。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第一次听到郑先生以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为根据给我们讲授文艺理论课，谈到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理论、文学的批评标准等，感到十分新鲜。二年级的上学期，郑伯奇先生给我们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他本人就是现代文学的参加者，因此讲起来如数家珍，郑先生谈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郭沫若找他商量成立创造社的事，他和鲁迅、茅盾三人讨论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三卷写前言的事等。我是郑先生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陈学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两个人非常重要却被忽略，其中一个是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另一个则是创造社的郑伯奇，“二郑”都是诚实而谦逊的文坛“组织者”。当一个文坛的组织者往往应具备一些专门的素质，首先他们一般是少年就热爱文学，有文学才华；其次，他们往往很快就在新文学运动中接近那些先驱者，参加最初的文学社团发起工作；再次，作为一个组织者，往往需要有很大的亲和力、感召力，能和各方面的人处好关系；最后，做这样的文坛组织者，要有激情，有家国情怀，有领导能力。可以说，没有郑振铎先生就没有文学研究会，而没有郑伯奇先生就没有创造社。我们需要像郑伯奇这样诚实勤恳的文坛组织者，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些身处幕后的人物，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需要像研究别的作家那样，将郑伯奇的全集、年谱整理出来。

姜彩燕（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们西北大学的单演义先生，他的“鲁迅在西安”研究有可能就是受到了郑伯奇先生的影响，并且在资料搜集等方面也得到过郑先生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所以1957年单演义出《鲁迅讲学在西安》时，他在后记里对感谢了郑伯奇先生对其研究的帮助。后来单先生在考证“杜荃”这个笔名是不是郭沫若的时候，也采访了郑伯奇先生，留下了一份谈话记录。由于单先生和郑伯奇先生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单先生也是最早提议编辑郑伯奇文集的学者之一。1978年郑伯奇先生在世时，单先生就已经带领他的研究生编了一个《郑伯奇著作存目》，寄给郑伯奇先生让他过目。他也为整理郑伯奇文集之事拜访过赵家璧，赵家璧将其所存书信等复印了一份寄给了单先生。单演义先生整理的这些相关资料，对于今后郑伯奇全集的编纂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赵林（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像其他创造社同人那样，郑伯奇先生是个同时擅长多个文艺部门的“多面手”，在1930年代，他以不同的笔名在不同的领域活动，其成就是很大的。比如“郑伯奇”这个名字一般是在左联、创造社活动时期使用，但是他在做影评人和电影公司编剧时又有一个常用的笔名“席耐芳”，当他做商业书局编辑的时候所用的名字叫“郑君平”。郑伯奇正是以这样三种笔名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作身份转移。

孙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读郑伯奇先生的小说，主要有创作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六部短篇，郑先生的小说突出反帝的主题，文体上多用对话体，有明显的情节小说、人物小说的倾向。在这样几个特征之下，我想思考的问题是，在反帝这个统摄性的主题之下，郑先生如何平衡个体叙事与人民叙事？如何平衡情节与人物的关系？从这些问题展开思考，我们可以对郑先生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创造社的文学观念、所处时代及其发展。